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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日本人，我们又怎么能不将他视为我们的，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呢？
我们还观摩了山内久先生的编剧新作《沉默的海》。
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日本在一些朝鲜族村虏捕了大量青壮年，为日军修筑工事。他们充牛做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后，他们乘船回国，其船不幸沉没于日朝海峡之间，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难……一名当年同情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替他们受过鞭罚的日本“劳工长”，从此亦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杳无音讯。原来，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当了一名灯塔管理工，每日遥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峡，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替日本的罪恶忏侮……
这是一位日本编剧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经是竭尽所能在做了。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吗？
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强。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交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为好。
八十三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
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使广岛和长崎死了二十四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以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无法怀疑。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都是中国人写的。每一个书上的数字都不一样，叫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我们中方成员中，除了我，没有谁较认真地研究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朋友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原子弹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毫无疑问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精确。但是中国的统计也是不无根据的。只不过以前忽略了精确统计的必要性，给五十年后的统计带来了困难。我更想告知朋友们的是——在日军侵华八年中，死于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约在三四千万之众。相对于三四千万而言，南京大屠杀究竟有三十余万还是二十余万中国人遇难，真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日方的朋友们沉默有顷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我看我们不必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战争中，在半个世纪前，怎么可能不屠杀被侵略国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时候。屠杀了，便是罪恶。我们不可以对日本过去犯下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任何怀疑态度，都有对日本的侵华罪恶进行开脱之嫌……”
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交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得更翔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
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扬扬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
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吗？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
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交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
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交谈多好！
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不禁一愕，表情更严肃了，目光更凝重了，连连点头，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国话说：“是的，是的……”
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手指夹住两端给他看，同时说：“烟不会越吸越长。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中日两国，五十年前是冤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贵的工作。我们中日电影剧作家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具有促进中日友好的意义。我们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仇恨，而是要告诫他们，永远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对不对？”
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连说：“对，对！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烟时，他又说：“我们这一代日本人，铃木先生、山内先生、胜目先生、马场先生等，“二战”时期，都是儿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灾难，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当我们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遭到原子灾难，才明白我们日本，也曾给亚洲别国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国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所以我们既怜悯自己，也怜悯他人。我们是交替做着三种噩梦长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灾难的噩梦、侵华罪恶的噩梦、中国向日本军事复仇的噩梦……不知不觉我们老了，年轻人已经厌烦了我们这一代的忏悔和教诲，我们却只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地活着，不再受战争恐怖和战争罪恶的影响多好！……”
翻译将他的话译给我听时，他将他的笔拿在了手里……
我将一页白纸推给他……他在纸上写下这样两行中文：
人类爱和平，世界永和平！
让我们共同反对战争，日中友好万岁！
我猜，这两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写常练的。
我很珍视地将那页纸夹在了一本书里，并带回国了……
我们离开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预先并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们，但他冒雨赶来了。连把雨伞也没打，衣服淋湿了。每一个日本朋友都无例外地送给了我们小礼物，从笔到咸菜……
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时地受到自己的“监护”对象和“培养”对象的滋扰了。也许还远构不成威胁，但的确使他从此平添了某种不安的心事。这心事越来越成为他的忧患……
“二战”后，日本没有了军队。它不再能对别的国家张牙舞爪了。它由“猛兽”变成了“驯兽”。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的。它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二等盟国”。和美国之间，它处于类乎“领养子”的地位。
没有了军队，也就没有了军事开支。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军事负担的免除。
没有了军队，政治变得相应地单纯了。军队的叛变、哗变、政变，军队对政治的一切掣肘和干预，都便是子虚乌有之事了。于是政治仅仅成了政客们之间的“文戏”表演。“文戏武唱”的情况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了。天下也就一直太平。政客们的争斗，纵然再激烈，都是不会导致“内乱不息”的。
没有了军队，政治几乎只剩下了国策的使命。外交几乎只剩下了经济的谈判。这对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黄金阶段”。日本经济，正是在这样的“黄金阶段”日日腾飞的。而且它可以有一种受保护的安全感。因为美国这个“监护人”的军队长驻冲绳。美国的核武器的羽翼荫庇着它……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复杂，仅仅矛盾而已。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因为目前仍在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荫庇，不得不依然地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何尝不想像美国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过把颐指气使，动辄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国际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监护”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自己遭受过的原子灾难耿耿于怀。将一个国比一个人，那是类乎杀父之仇类乎奸母之仇的！日本有对美国进行报复的企图吗？有也没用，有也白有。根本实现不了。起码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方面付诸实现。日本真的对美国没有进行过报复吗？日本汽车冲击美国市场，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际，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日本没有军队，但是日本有钱，日本人想到美国的时候，恨不得用日元将整个美国都买归日本才如愿。
不，今天的日本也是有“军队”的。它的“军队”就是它今天大大小小的财团。这支“军队”的野心是很大的，它虎视眈眈地瞪着美国和欧洲，也虎视眈眈地瞪着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它的经济实力演变为它的“军事实力”。或者反过来说，它当年靠军队达不到的目的，今天正在靠经济方式实现着。日本是一个以“军事发展”般的战略实现其全球经济策略的国家。日本的全球经济策略，越来越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它将越来越使美国感到棘手、头疼、无奈和难以对付穷于伎俩。当年的“猛兽”今天的“驯兽”，仍时常暴露出其“野性”。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尽管经济上已经具有了和其“义父”美国“过招”的实力。但它注定了目前还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国家。那就是──它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足以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政治家。这是日本全民族的心理寄托，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指望慰藉的心理寄托。这是由它的“领养子”的国际地位所限制的，是由它的“二等盟国”的历史屈辱所限制的。是日本的尴尬，正如它是美国的尴尬，日本甚至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产生深受日本国民拥戴的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难以取得作为的政治人物，在本国不可能深受拥戴众望所归。
日本的政治人物在它的国民心目中几乎无一不是政客。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许反而略高一些，却也高不到哪儿去。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资深的政客或资浅的政客，成熟的政客或不成熟的政客，机智的或愚蠢的政客。尽管，他们中也有杰出者，但是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再杰出也只能充当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大群众”角色。这是日本国民为什么至今宁肯继续崇敬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