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孙中山的书稿都敢拒绝，何况其他无名之辈呢？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元济吃过政治的亏，自戊戌那年后他就与政治绝缘。当年和他一起参与变法的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民国又东山再起，而他却看破宦海沉浮的险恶。1913年时为北洋内阁总理的熊希龄邀请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氏自言“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委婉地谢绝入仕。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内迁，而张元济留居上海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宁可卖字为生。有次汪精卫政府高官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并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民族气节与对政治警觉避免了张元济下水。
自诩为“戊戌孑遗”的张元济，见过了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与挫败、维新与复辟、欣喜与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活动拉开一段距离，维护着一个文化机构相对独立。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超脱现实来进行自己的事业，更没有对变革呈现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态，而是与时俱进，在选择中创新。
送中文打字机参加世博
1910年3月17日，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拓者、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欧洲的轮船，开始长达半年的环球考察。这次出行，他将访问欧洲和美国，抵达比利时的时间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为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就在此时举办。
1910年夏天，尽管此时的比利时凉爽舒适、气候宜人，但身处他乡的张元济却心情无比压抑，万般不快犹如郁结的乌云一般。
一幅幅家乡的画面在张元济脑海中浮现：囚犯戴着镣铐枷锁血肉模糊；顶着大辫子的男人歪躺着手捧烟枪；小脚女人步履蹒跚……这就是20世纪初的大清国。然而，令张元济更为痛心的是，刑具、烟枪、缠足鞋……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会。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长而欲人之夸誉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耻笑者，而吾国独及是，何以见之，见于出洋之赛会。”在亲历世博会之后，张元济愤怒地写下这段话。
那一届世博会，张元济亲见了法德等国展馆的广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国的黯然失色。展览会场狭小，就连“世界至小之摩纳哥”都远不及；展地偏僻，展品虽有瓷器、绸缎、扇、画、刺绣、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乱琐杂，甚至比不上苏杭、广州的杂货店。中国参展仅耗银2万两，尚不及慈禧太后一天的日常开销。
同时，他还从留学生的口中得知了许多与世博会有关的事件：在1905年举办的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上，中国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鸦片、缠足鞋等物，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展品这才撤去。
这一届世博会，张元济先后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国展区中，他看到前来参观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不少西方人面对中国展品皱着眉头、频频摇头，只看了一会儿便疾步离去，其鄙夷不屑之态如利剑，刺伤了张元济的心。难道我们花钱参展就是为了换购欧美人对中国鄙夷不屑的念头吗？望着东方，张元济心情格外沉重，他害怕，西方国家会专门摘取中国国民的短处、中国国力的衰弱，以此为借口，张扬其殖民东移的气焰。
仅在张元济访问西方各国后的一年，中国就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瓦解。。电子书下载
与当时的许多人见解一致，张元济也认为“开启民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开启民智”的理念引领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走进世博，而世博更坚定了张元济培养人才、普及国民教育、“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时世博之行对于张元济的触动不可谓不大，他特地为此写下了一篇《中国出洋赛会预备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和《东方杂志》上，并提出了“吾中国欲侧足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的观点。
在文章中，张元济阐述了中国应该如何参加世博会等一系列理念。比如他认为世博会不仅仅是一个振兴商业的平台，它与军事、教育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可以在世博会中展示自己，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印象，同时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发展的，引以为鉴。此外，张元济还提出要为参加世博会精心挑选展品、培养人才，不可以恶俗粗劣之物充数，也不可以不学无术者为之。
张元济回国之后，亲自领导商务印书馆尽可能多地去参与世博会。从目前掌握的资料中确认，1910年之后商务印书馆至少参与了1911年都灵、1915年旧金山、1926年费城三届世博会。展品中包括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书籍和教科书、教具模型、理化仪器等，并先后取得了不少奖项。1926年，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商务印书馆更是展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中文打字机，颇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展品也是中国当时送展世博会少有的具有现代色彩的展品。除了世博会外，商务印书馆还参加了当时中国举办的几乎所有国内博览会，并出版了大量有关世博会的书籍。可以说，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文人中最早认识到世博会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商务印书馆也是中国近代企业中最热心参与世博会的一家。
当了一回没油水的“肉票”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而路，车上下来五个人，到张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者用手枪顶着押往门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张元济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大约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张元济，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张元济走了。张夫人、树源和家里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张树源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后又告诉了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仁。大家知道，绑匪不是要人，而是要“赎票”的钱，总有消息来的。家里人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消息。
10月19日，高梦旦匆匆赶到张家，对张夫人说，他收到张元济昨日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在信中，张元济关照“严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结”，但20万元不是小数字。从哪来呢？高梦旦也不是富翁，帮不了多少忙。接信后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张元济来信前后，家里也接到绑匪打来两次索钱的电话，可又不说地点，更弄得家人坐卧不安。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目标确实不是“大老板”，对张元济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
张元济被绑的消息，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报道。亲友们来信来电，探询张元济下落，络绎不绝，忙坏了树源。张夫人拿出股票、首饰，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其中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商务印书馆有位编辑张世鎏（叔良），平时与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听说张元济被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独闯匪窟，营救张元济，后来被大家劝住。
不久，绑匪又来电话，约张家人到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事当然落到树源头上。为防不测，张世鎏自告奋勇当树源的保镖，一起前往。爵禄饭店在西藏路福州路转角处，其北即为一品香旅馆。上海人都知道爵禄为恶势力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地与“肉票”家属谈判，看来是有道理的。绑匪方面出面的两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张家当然无法承担。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们将“票价”减了又减，终因索要过高，无法达成协议。
张元济在给高梦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注销”报警，其实那时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据现存的几份刊有张元济被绑新闻的小报报道，张元济被绑的当天，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次日，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捕房束手无策。张元济愿意“自己妥商了结”，看来是早有脱险的良策。
张元济盗窟六昼夜的生活，从他后来的回忆和所作《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张元济说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汽车。汽车向郊外开去。绑匪用黑布把张元济的眼睛蒙上，还把他双手捆扎起来。张元济很镇静，只感到汽车七转八弯，驶了好一阵。车停后，绑匪把他带进一屋，取下黑布。张元济看出这是一所破旧的农家小屋，桌子上点着一枝蜡烛，墙边有一张破床，看得出用绳绑着床腿。屋里有三四个持枪的汉子。那匪徒头目让手下人解开张元济手上的绳，匆匆走了，留下三个看守。看守们对张元济倒还“优待”，抱来被子，让他睡在那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
张元济在盗窟中作了十首七绝，脱险后将诗稿托商务印书馆排字印出，并将印件分送亲友，表示谢意。诗中不仅描述了盗窟的环境和生活，还反映出张元济在彼中镇定自若的心态。
还有两个细节是张元济自己讲述的。一是张元济当时里面穿的绒线衣有破洞，为看守们所惊讶。他们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纪稍大者，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那绑匪感动得掉了眼泪。
爵禄饭店的谈判不很顺利。绑匪们见“油水”不足，也不得不让步。第四天，10月21日，张元济写信告诉树源，劫持者已答应把“票价”减至2万元，让家中快想办法。（可惜此信没有保存下来。）绑匪们的这一票，算是倒霉到家了。
当天，叶姓头目又约树源等到爵禄饭店谈判，出示张元济的信，逼张树源交钱。树源想交去5000元，仍通不过。第五天，绑匪可能觉得眼前这个家伙实在是没有油水可榨，就同意了，5000元放人。于是，当时树源又四处奔走，在亲友处借贷到5000元钱，送到绑匪手里。大约他们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就用汽车把张元济送了回来。1万元赎票，张元济终于脱险，结束了这六昼夜的“奇遇”。
张元济对被绑事处之泰然，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脱险之后，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回家十天之后，即与瞿启甲商谈借印铁琴铜剑楼藏书，并亲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为日后商务出版《四部丛刊·续编》做好了准备。
11月14日张元济致丁文江信的底稿中，有这样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许宝骅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绑，脱险后张元济去杭州慰问。张元济为此写了《谈绑票有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上述观点。文章最后说：“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
李济：甲骨文的发现者
李济（1896。6。2—1979。8。1），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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