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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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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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本,特别是他第一次印刷的那个版本(红学界称做“程甲本”),也算到“古本”的范畴,而那以后,特别是道光、咸丰年间开始盛行的《金玉缘》本,就都不能算古本了。

按说,程伟元把手抄的古本《红楼梦》变成了印刷的通行本,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吗?怎么你现在总说通行本有问题呢?

有一个情况,是我要向读者特别强调的,那就是:根据周汝昌等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把整部书大体写完了的,八十回以后,很可能还写出了二十八回,一共一百零八回,整个故事是完整的,把他的总体构思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只是还缺一些部件,比如第七十五回里的中秋诗该补还没补;也有一些毛刺没有剔尽,比如究竟把王熙凤这个角色设计成有两个女儿(大姐儿和巧姐儿),还是一个女儿(大姐儿就是巧姐儿)?看得出最后他的决定是只有一个女儿巧姐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统稿,没把前后各回的文字完全划一,留下了一些诸如此类的痕迹。于是,程伟元的问题就出来了。他主持印刷出版《红楼梦》的时候,前八十回,大体是曹雪芹的古本《红楼梦》,但曹雪芹的古本《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内容,在他印刷出版的书里,完全没有了踪影,却又出现了后四十回的内容。据他自己说,八十回后的内容,是从挑着担子敲着小鼓的商贩的担子上,陆续找到补齐的。但后来的红学家们经过考证,形成了共识:程伟元是请到了一个叫高鹗的读书人,来续出八十回以后的内容的。高鹗这个人和曹雪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认识,没来往,年龄小很多。他替程伟元把书续出来、形成通行本那阵儿,在科举上还没有发达,“闲且惫矣”,但他是一个科举迷、官迷,后来也果然中举,当了官。他的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跟曹雪芹之间不仅是个差距问题,应该说,在许多根本点上,是相反的。所以,我现在要再次跟大家强调:高鹗当然可以续书,他续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绝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写书的人,把他续的后四十回和曹雪芹写的八十回捆绑在一起出版,是不合理的。

程伟元和高鹗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去世已经快三十年了。那个时代小说这种东西,当做“闲书”读还可以,当做正经文章去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即使写了,也很少愿意公开署名,甚至明明写了,别人问到,还会难为情,羞于承认。所以,就是高鹗续写后四十回这件事,也并不是程伟元和高鹗自己宣布的,而是后来的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那个时代对小说这种“稗官野史”的著作权根本是不重视的,程伟元印书卖书,他显然只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有人爱看,爱买,能赚钱;第二,书的内容显得完整,特别是讲故事的书,必须有头有尾;第三,安全,别惹事。根据这三个原则,他选择了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红楼梦》来印刷推广,又找到高鹗来写八十回以后的故事,形成了这么一个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高鹗的续书除了将故事写完整,使全书有头有尾外,对程伟元来说,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大悲剧的结局,到最后把悲剧转变为喜剧,这样就比较安全,不至于坠进当时相当严密的“文字狱”罗网里。他们在合作中,为了让前八十回将就后四十回,还对前八十回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上面提到的“程甲本”,是程伟元头一次的活字摆印本,对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动得还少一些,第二年因为书卖得好,再加印,加印前又改了一次,那就更伤筋动骨了,许多地方的改动已经不是为了“前后一致”的技术性考虑,而是为了削弱前八十回的批判锋芒的政治性考虑。为了他们的“安全”,当然也就顾不得原作者的什么思想境界和审美追求了。这个第二次印刷的本子,后来被称做“程乙本”。这个“程乙本”从那以后一直到二十几年前,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般人对《红楼梦》的印象,也就是对这个通行本的印象。因此,从程伟元开端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通行本,就可以说亦功亦罪,功在于不管怎么说,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流布开了;过呢,则在于使后来的许多读者简直不知道那后四十回根本与曹雪芹无关,而且还大大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

那么,一定有人要问了:程伟元当年用来进行编辑、摆印的那部手抄本,究竟是一部只有大约八十回的古本呢,还是有八十回以后内容的古本呢?他究竟是真因为拿到手的只有大约八十回,觉得不完整,印出来不好卖,才找高鹗合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续书其实是他跟高鹗一起策划、编写的,如果高鹗有署名权,他也该有)弄出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呢,还是他得到的根本就是有八十回后内容的古本,由于政治性的考虑,才舍弃了八十回后的内容,另张罗出了不会惹事的后四十回来呢?这个问题很难求证。在周汝昌先生与兄长周祜昌、女儿周伦玲联合校订的《石头记会真》第十卷中,收有一篇周汝昌先生的长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通过详细论证,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概括来说,一百二十回印本的推行是一个政治阴谋,是乾隆朝负责文化管制的权臣和亲自过问、安排的,是考虑到这本书既然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加以严禁已很困难,莫若将具有反叛性的前八十回加以改动,然后用“回归正统”的后四十回将其性质改变,这样再在社会上流传,就对统治者无大碍了。周先生的这个判断,值得参考。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两点: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要读古本《红楼梦》。

那么,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古本《红楼梦》,究竟有多少种呢?

大体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红楼梦》,有下列数种:一、甲戌本。这个本子的全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历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还在世。这个本子正文里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句子。后来这个本子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到晚清时候被一个叫刘诠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这个本子,但后来世事沧桑,他的藏书在旧书店出现,上世纪初被胡适买到,但那已经是个残缺的本子了,一共只有十六回(不是从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尽管胡适一度认为《红楼梦》价值不高,但对这个残本还是非常珍视的。周汝昌还是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看法的文章,胡适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丝毫没有以权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与周汝昌讨论。后来周汝昌知道胡适手里有一部别人都看不到的古本,斗胆借看,没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不但精读,还跟哥哥周祜昌一起录了一个副本。后来解放军围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动把书还到胡适家,胡适家里人开门接过了书,没几天,胡适就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到台湾去了。胡适上飞机的时候,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这个甲戌本。

胡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台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适这个大目标上。那时候周汝昌已经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资料证明,胡适在境外看到《新证》后,非常赞赏,认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个有成绩的弟子。当时印出来的《新证》上,有对胡适大不敬的言辞,比如称胡适为“妄人”,后来大陆报纸上又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跟胡划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诉胡适,胡适并不在意,他说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对周汝昌的研红寄予厚望。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年轻人不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翻出旧书旧文章,觉得周汝昌先生怎么能那样对待恩师胡适呢?这就说明,即使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们也会被表象所蒙蔽。好在当年负责《新证》出版的编辑文怀沙先生在我写这段文字时还健在,他在2006年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了,竟还能坐越洋飞机到美国访问,我有幸在纽约跟他晤面,他对我细说端详:原来,《新证》的书稿是寄给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后,辗转到了他手里的,他拿到看了后觉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时候胡适是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书稿里却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适,怎么办呢?他也来不及跟周汝昌商量,为出书不犯“政治错误”计,就大笔一挥,将“胡适先生”改为了“妄人胡适”。说到这儿他顽童般呵呵大笑,其实他选择“妄人”还是有他的心机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罪名里,其实并没有“妄人”这样一个符码,他故意不改成“反动分子”、“反动文人”等字样,而以一个貌似大不恭其实玩笑般的“妄人”,来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适”的指责。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里,该多些对历史情势复杂诡谲的认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来是个专心做学问的人。在日本占领天津时期,他不去就业,关在家里闭门读书、钻研,这应该是爱国的表现。后来日本投降,中国军队进城了,他非常兴奋地跑出家门,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国人的队伍,还写了文章,刊登在光复后的天津报纸上,里面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句子,于是后来也曾有人向他发难:你为什么去欢迎国民党的军队?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接收的是东北的城市,天津是国民党军队接收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据时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复以后去激动地迎接中国人的军队,他错在什么地方了呢?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缓和与正常化发展,传媒也开始正面宣传国民党1937年至1945年的对日抗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当年“迎王师”的心情了吧?

但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也确实说明,在中国,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懂学问,却不谙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周先生还不怎么紧张,因为他跟俞先生的观点自来不同。俞先生对《红楼梦》大体是当做纯美的东西来欣赏、品味,周先生大体来说注重揭示《红楼梦》的历史与家族背景。他的《新证》里篇幅最大、收罗资料最全的就是《史料稽年》。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新证》一出,毛泽东看到后就是喜欢的,这部书成为他的“枕边书”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让把其中的《史料稽年》部分印成线装大字本,以便随时翻阅。周恩来总理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文革”时中央系统的文化人全给送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并宣布他们将永远在农村里落户,周汝昌先生当然也去了,却在仅仅去了一年以后,忽然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纸调令,独将他一人调回北京“备用”。这对周先生本人来说自然是个喜剧,对我们后人,特别是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个启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个人命运完全是由政治因素来左右的。

把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难理解,当批评俞平伯的事情发展成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周汝昌为什么会紧张了。现在某些年轻人查到报纸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就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应该懂得,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下,如果认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观点相同,属于“一类货色”,那么,你就是想写文章“参加批判”、“划清界限”,也未必还让你发表出来。当时周汝昌为什么要写那类文章呢?原来,是毛泽东发了话,要保护周汝昌。怎么个保护法呢?一是派他当时的爱将(带头批判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诉他他们将发表一篇批评《新证》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样,属于“同志式的批评”。“同志式”在当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说没把你看成敌人或反动观点的代表。这个安排说明政治家的水平确实高。因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学术观点上并无什么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尽人皆知,胡适连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给他,两人的学术观点关联处很多,《红楼梦新证》就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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