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过会，虽然多半有迷信的成分，比如祈雨，但那华丽的游行方式，却构成了俗世的共享欢乐。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红楼梦》第一回写一僧一道要把幻化为通灵宝玉的女娲补天剩余石拿到太虚幻境警幻仙姑那里，让警幻仙姑将它夹带到“一干风流孽鬼”当中，让它下凡历劫，实际就是让贾宝玉落草时，嘴里衔上它，因此贾宝玉和通灵宝玉在人世间的“凡龄”，总是一致的。书里写到甄士隐梦中见到一僧一道，还与通灵宝玉有一面之缘，还跟到了太虚幻境的大牌坊下，但就在这时，“忽听得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从梦中惊醒，他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可见是久旱景象，接下去写他抱着英莲看过会的热闹，那过会的内容，应该就是祈雨。而曹雪芹诞生时，恰逢久旱后降下倾盆大雨，金陵一带旱情得到缓解，这也是他父亲给他取名为的缘由。细读《红楼梦》里第一回的文字，就觉得周先生的论述很有道理，这一回暗写了贾宝玉的降生，元妃省亲那年贾宝玉十三岁，往回推十三年，就是甄士隐抱着女儿在门前看过会的这一年。
3
甄士隐的中产阶层生活，被曹雪芹写得很生动，也很透彻。
中产阶层的居住条件，比贫者要好，但跟宁、荣两府那样的贵族阶级比起来，就不仅是寒酸，而且，有一个最鲜明的差别，那就是无法享受“隔离带”的保护。
《红楼梦》里的宁、荣二府，之间是有小巷隔开的，但那小巷也属于他们的私产，外人不得擅入，他们也可以根据生活需求加以改造利用。府第有高大的围墙，门禁森严。书里写刘姥姥一闯荣国府，“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轿马……蹭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刘姥姥上前低声下气地去求他们往里通报，那些人连撵逐她的兴致都没有，“都不瞅睬”，诓她到一边去傻等，要不是内中一位老年人发了点善心，支使她绕到后门去寻机会，那刘姥姥就是等到太阳落山，也难迈进府门。把贵族阶级跟贫民阻隔开的不仅有建筑格局上的空间距离，更有由下属仆人所形成的人际距离和心理距离。
中产阶层就难以那么居住了。甄士隐虽然有还比较宽敞的居住空间，但隔壁就是葫芦庙，以及其他邻居。甄士隐本人对这样的居住条件非常适应，他会抱着女儿到门外看过会。贾赦、贾政乃至贾珍，会出现在府第门外，抱着或牵着自己的孩子，看街上的热闹吗？贾母在大观园探春住的秋爽斋里，忽然听到鼓乐声，以为那是街上传来的哪家娶媳妇的热闹，围随她身边的人们就都笑着跟她解释，平头百姓住的那些街巷离得很远，就是有人娶媳妇，哪里听得见？那鼓乐声，是从府里梨香院那边传过来的，是他们家的小戏班子的女孩子们，在演练呢。社会上的富人，其富贵程度越高，住宅越高级，跟社会贫民的空间距离就越大，情感和心理距离也越远，这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不仅是进入自己的官衙和住宅会有一个隔离带，就是出行时，贵族人物也有保护性屏障。贾雨村发达后，以新太爷身份重回故地，甄家在门前买线的丫头早被喝道声吓回家门，“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
有些中产阶层的人士，为自己还不能富贵羞愧，主要就羞愧在财不够巨大、宅不能独立、行不能气粗上。
甄士隐却属于深谙“小康胜大富”的中产阶层成员。他不但会抱着女儿出门去看过会的热闹，而且，还会踏着月光，去隔壁葫芦庙，邀淹蹇寄居在那里的穷儒贾雨村到自己书房里共酌节酒，欢度中秋。
4
麦当劳快餐店的“巨无霸”汉堡包，两个面包片当中的内容，相当丰富，这里不去讨论其究竟有无营养价值，只是作为一个比喻，可以形象地知道，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的构成，已经很像那个模样，就是中产阶层已经坐大，成为社会中最主要，也最丰富多彩、多滋多味的一种构成。但是，《红楼梦》所描写的那个社会，像甄士隐那样的中产阶层存在，就很难拿肉末火烧里的肉末来比喻。实际上拿任何一种带夹馅的食物比拟都不恰当。甄士隐那样的人物在那个社会里，即便他主观上再想超脱，也还是逃不出“受夹板气”的总体处境。
书里写了甄士隐两次约请贾雨村到书房小酌。中秋节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就在抱女儿看过会之后，那还是白天很长的夏日里。“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这位严老爷是不速之客。按说甄士隐已无官职，无涉公务，可以不必接待这种未预先约定的客人，但是，“家人飞报”，一个“飞”字，打破了平日甄宅的宁静，要么是那来客身份非同小可，家人早已知晓，要么是虽然以前没来过，但未入宅门便排场来头吓坏了家人，显然，这是来自社会葫芦那上鼓肚的一员，尽管甄士隐已经无职赋闲，也依然不能不立即接待。甄士隐不得不把贾雨村晾在一边，且去应付。谁知那严老爷哪里是那么好打发的，甄士隐竟不得不留饭招待，连过书房来招呼一下贾雨村的工夫也抽不出来，贾雨村只好从夹道中出门，自回葫芦庙去了。
原来我读“严老爷来拜”这一细节，只觉得是为了展开甄家丫头娇杏隔窗望见贾雨村，与贾雨村缔结出一段姻缘的情节，后来看到带脂砚斋批语的本子，发现在“严老爷来拜”旁边批着：“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才知道曹雪芹下笔更有深远的喻意。原来这位“严老爷”是不祥之兆，先是甄英莲被人拐走，后来葫芦庙炸供，导致火灾，“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流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甄家被烧成了一片瓦砾场。曹雪芹在谐音字上，没选择“言老爷”、“阎老爷”而偏选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严”字构成“严老爷”的称谓，从创作心理上说，我以为，他是想凸显甄士隐欲隐难隐的严峻处境——他主观上要疏离上层，而上层却会在必要时挟目的“来拜”，并令他难以脱身。这也是许多中产阶层的共同处境，上层对他们的“惠顾”往往并非什么幸事，而是不祥的阴影。
但是，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最易给予他们致命打击的，是来自下层的刑事犯罪。
5
贾府里的巧姐儿，在家败之前，是不会被人拐走的。巧姐生活在一个被严密封闭的贵族大宅院里，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很难混进那个门禁森严的空间里去。第二十九回写贾府女眷几乎是倾巢而出，随贾母去清虚观打醮，巧姐也被带去，你看那描写，有多少奴仆围随，到了道观，族长贾珍亲去坐镇指挥，一群族中子弟到场各司其职，哪有闲杂人等混入的缝隙。一个剪灯花的小道士回避得晚了点，不慎撞到了凤姐身上，被凤姐一巴掌打翻在地，吓得混身乱战，而仆人们的“拿！拿！拿！打！打！打！”的喊声响成一片。不是说上层社会绝对不会遭到刑事犯罪袭击，皇帝偶尔也会遭到那种袭击，清朝的嘉庆皇帝就在神武门外遭到过城市贫民的行刺，但跟社会的中产阶层比较起来，贵族阶级由于居住和行动都有足够的屏蔽与保卫，遭逢民间刑事犯罪袭击的几率当然很低，而贫袭贫的几率也不高，社会刑事犯罪的主要目标，是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从空间上来说离他们最近，从被屏蔽和被保护的程度上来说，比贵族阶级差很多，而油水呢，却很值得一掠。像甄士隐，元宵佳节，女儿要看社火灯花，他和夫人都麻痹了，没有细想，就轻率地让仆人霍启抱出去看，哪想到半路上霍启要去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就在那么一小会儿工夫里，拐子就把甄英莲偷抱走了。
社会的刑事犯罪，有的是偶然性、随机性的，“人穷志短”，“迫于无奈”，一般小偷小摸、小窃小盗多属这类；有的则是职业性的，拐走甄英莲的，即属此类。后来葫芦庙还俗当了官衙门子的前和尚，跟贾雨村汇报说：“这一种拐子，单管拐偷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甄英莲五岁被拐，到冯渊和薛蟠争买时，已经被圈养了七八年，十二三岁了。人口贩卖，在当今世界还是颇为盛行的刑事犯罪活动，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像元宵灯会这类的俗世共享性社会狂欢，现在有称为“嘉年华会”的，一般贵族阶级是很少参与的。《红楼梦》里详细描写了贾府的年节活动，他们是在自己的府第里开宴筵看表演放烟火猜灯谜的，属于封闭性活动，非常安全。而贵族府第门外街市上的年节活动，属于开放式，则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许多底层百姓也积极投入的，而刑事犯罪分子就很容易混迹其中。霍启那样的单身仆人抱持小女孩游逛，早成他们锁定的目标之一，在有预谋有技巧而且往往是有组织有网络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威胁下生存，中产阶层真的是安全系数很差，非常地脆弱。
6
曹雪芹所生活、写作的时代，大体是清朝的雍、乾时期。康熙朝曹家的荣华富贵，对于曹雪芹来说，主要是听家里大人“说古”，第五回写贾宝玉在太虚幻境进入薄命司，看到存有金陵十二钗簿册的橱柜，不禁脱口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才十二个女子？”“常听人说”，口气可思。第十六回写凤姐说：“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可见小说里年轻一辈的人物原型，凤姐原型也好，宝玉原型也好，都没赶上康熙朝的盛世。
康、雍、乾三朝，因为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而他前后两位皇帝在位达一百二十年，因此被后人简称为康乾盛世。
这三朝，特别是从康熙朝后期，直到乾隆朝初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先是康熙和自己选立的皇储之间发生越来越明显的摩擦冲突，有两立两废太子的大风大浪；然后是康熙的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四阿哥等为继承皇位而进行的暗中较量，结果是四阿哥取胜，成为雍正皇帝；雍正当政以后，不得不花大力气来继续扑灭皇族内部的反叛力量，但他仍是一个暴死的下场；乾隆继位后，努力去抚平皇族内部的政治伤痕，却仍然在乾隆四年出现了弘皙逆案。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会波及到依附于各派政治力量的贵族官僚，包括内务府的包衣世家，曹雪芹家就是因为接连被牵扯进去，而终于“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的。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些权力斗争，对世俗生活，对社会上一般的小康人家，也就是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并不那么大。
尽管这三朝大兴文字狱，实施非常严厉的思想管制和文化专制，但是也并没有堵住所有的宣泄渠道，俗世的文化消费依然相当丰富多彩，戏曲和曲艺都在走向繁荣，《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都被创作了出来，并且终于流传到了今天。
这是中国国力大提升的时期。康熙元年，人丁户口为一千九百二十万余，地五百三十一万余顷，征银二千五百七十六万余两。到康熙六十一年，人丁户口达到二千五百三十余万，外加享受“永不加赋”政策的滋生人丁四十五万，可耕地增加到八百五十一万余顷，征银达二千九百四十七万余两。雍正暴死前一年，即雍正十二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人丁户口达到了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余，“永不加赋”的滋生人丁则有九十三万余，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九十万余顷，征银数是二千九百九十万余两。到乾隆二十年——那是乙亥年，在那一年之前，甲戌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经整理出来，其中有不连贯的十六回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统计数据：人口（不是户口）达到了一亿八千五百六十一万余，各省仓储米谷总数三千二百九十六万余石。可以说，那一百来年里，中国的GDP在飞速增长，那期间国家版图也得到展拓和稳定。历史的宏阔脚步，对家族、个人命运往往是忽略不计的。曹家的兴衰荣辱，以及那个历史时期里青春花朵的陨落，理想的破灭，道德的沦丧，主流文化的空洞，自由心灵的窒息，都成为一些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总体而言，不止一位历史学家会正襟危坐地告诉我们，就国力的提升而言，那是中华盛世。《红楼梦》，有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