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这他妈老熊头儿，真有邪的！”蒋运明望着老熊头儿略有点驼背的身影，疑惑地说一句。
老熊头儿走后不一会儿，张文大义凛然地回到座位上，从手包里拿出一沓尚未拆条的百元大票，开始点钱。就在这时，一伙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警察将三人团团围住了。
聚众赌博，且数额巨大，人赃俱在，三人被拿了现行。警察们不由分说，将三人押上了警车直奔派出所去了。
2002年10月23日，曹亮、蒋运明、张文三人因聚众赌博，被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民警当场拿获。东城公安分局根据北京市社会治安管理有关条例，对三人做出了如下处理决定：
1。没收全部赌资，共计人民币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七元五角整；
2。对参与赌博的三人给予刑事拘留七天的处分；
3。每人处罚款五百元整。
……
在曹亮老婆段红鹃的极力营救下，三人在拘留所只待了两天就被释放了。当天晚上，段红鹃召集张文的妻子，刘雯雯和蒋运明的女朋友沈莹丽，在京城一家粤菜餐馆为三人接风。出席这顿饭局的还有老熊头儿和另外几个男女朋友，以及在这次“营救”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段红鹃的弟弟，东城某派出所的副所长——段飞勇。饭局开始不久，那位三流作家姚凯不请自到，也赶来凑热闹了。在这伙人里面，姚凯跟段飞勇最熟，其次就是老熊头儿了。大家对这位蹭饭的不速之客并没有太大的反感。唯独张文借题发挥，拿这个令他怎么看怎么别扭的所谓“作家”一通开涮。
《哥们儿》第一章（5）
“我说姚作家，您的小说还没卖完吗？”张文问。
“快了，快了！”姚凯一口干了杯中的白酒，接着说，“全靠哥哥们捧场，全靠哥们儿！”
“捧场？都谁呀？谁这么不开眼，给你捧场？哈哈……”张文说。
“嘿嘿……文哥，您说话特幽默，”姚凯夹一大块肥肉，塞进嘴里，没怎么咀嚼就咽进了肚里，又接着说，“文哥，哪天我送您一本，请文哥多多指教！来，文哥，我敬您一杯！”
“敬我，为什么呀？你那么大一作家敬我，怎么，今儿你埋单啊？”张文恶毒地揶揄说，“我说姚作家，这酒可不便宜，你知道多少钱一瓶吗？”
姚凯慢慢放下举着酒杯的手臂，脸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僵笑。
“算了，算了，今儿我请客，我请客！呵呵……”老熊头儿急忙打圆场，端起一杯茶水，冲张文说，“老弟，我、我心脏不好，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给你们压惊！呵呵……”
张文端起酒杯，与老熊头儿碰杯，一口干了杯中酒。
……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姚凯几乎再也没说什么，只是默默不停地一个劲儿吃着喝着。偶尔抬头，却感到了几个女人向他投来同情、怜悯的眼光。姚凯已经很有些日子没见过如此丰盛的饭局了。今年三十六岁的他，至今还没有成家，也没有女朋友。十年前姚凯毕业于南方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后来分配到南方一座县城的政府机关，成为了众多整日无所事事的公务员中的其中一员。怀才不遇的他两年后便辞职来到北京，以图发展，成了文学“北漂一族”。这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小说、诗歌、散文、杂谈等等，加起来也有不下四五百万字，但几乎没有一篇能换成维持生计的货币。渐渐地，他变了，原先清高、孤傲的脾性变得随和、谦卑，甚至有些猥琐了。初来北京的那几年，姚凯为了练出一口流利的京腔，好便捷、彻底地融入京城的社会没少下工夫。可是他终于发现，改变口音要比改变秉性难多了。无论他怎么刻苦、努力地效仿、揣摩、体验，却始终没能达到那种油滑腔圆，目空一切，爱谁谁的京腔境界。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姚凯在内心深处渐渐默认了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卑微。他没有特别要好的北京哥们儿，尽管他一直希望能够真正交上几个知心的北京人，且处处以身作则，诚恳待人，他总是把并非固定而又微薄的收入全部用来招待、应酬，以维系对他来说不多的社会交往，以至于常常交纳不起房租和电话费，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但结果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于是姚凯认定，在北京人宽宏、随和、大气的外表下，深掩着对外地人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戒备。尽管现如今绝大多数的北京人都是外来户，有好些最多也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但当年八旗子弟那股傲慢骄横、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顽劣秉性却浸透了一代又一代的“皇城子民”。
“其实姚哥们儿这人挺实在的！”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姚凯听到的他周围的北京人对他最贴切、最有人情味的评价了。
“喂，我说你们几个，”段飞勇抬起左手罩住自己整洁的寸头，捋巴着说，“以后玩牌的时候别那么张扬。多不值啊，几万块钱干点什么不好？亮哥，我说得对吧？”
曹亮点点头，没说什么。从拘留所出来以后，他一直在想，那天究竟是谁向警察举报的？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那家茶馆是哥儿几个常来常往的活动场所，玩牌、扯淡、忽悠，一个月里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泡在那里。茶馆的老板娘是一个来自四川的三十来岁的性情冷漠、少言寡语的漂亮妇人，姓叶，叫叶远远。据说曾经是南方某市某贪官的情妇，贪官锒铛入狱以后，这位妇人便只身来到北京，开设了这家茶社。在曹亮的印象里，老板娘很少跟顾客交流，总是默默地待在柜台后面埋头敲打着计算器，似乎永远有算不清的账。那天曹亮等人被警察带走以后，老板娘随即也被传唤到了派出所，不过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刁难，草草做了笔录便被放了。
《哥们儿》第一章（6）
张文的老婆刘雯雯，一个体态丰满，胸大屁股也大的中年少妇接过段警官的话题，说：“就是，干什么不好呀！”
“干什么好啊？”张文冲媳妇回敬道，“泡小姐，行吗？”
刘雯雯一瞪眼，说：“你他妈敢！张文，我可告你，你儿子已经把你进拘留所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你爸了，你就等着哪天老爷子给你开会吧！”
张文顿时傻眼了，喃喃冒出一句，“我靠，这他妈小兔崽子！谁让你告诉他的？”
“哼，我可没跟他讲呵，是鹃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在旁边听见的。跟我没关系。”刘雯雯一撇嘴，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十六年前，张文和刘雯雯结婚后生下一子，取名张德明。张德明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直到上中学那年才回到张文夫妇身边。刘雯雯所在的工厂倒闭以后，便待在家里负责照顾儿子。儿子长这么大，张文几乎没有操过什么心，儿子对他这个整日在外吃喝嫖赌的父亲既缺乏人之常情的亲情，也没有应有的敬重。在儿子的眼里，父亲张文简直就是个混混儿。“老张”，是平时在家里儿子对张文的称呼。用张文自己的话说，他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仅比满地乱爬的蟑螂稍高一头。张文有个哥哥，叫张武，十年前因强奸罪被判了八年徒刑，现在夜总会替他看场子，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混混儿。另外还有一个一直深深困扰着张文内心深处的难以启齿的秘密，那就是他总觉得儿子张德明身上一点儿也找不到自己的痕迹。从性格到外表，丝毫不见他张文遗传的基因。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儿子的发育逐渐成熟，他越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他甚至开始酝酿如何通过现代化的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一次亲子鉴定。不过同时他也担心，如果事实的真相真的如他所料，他又该如何应对这个残酷而又荒唐的现实呢？
几杯啤酒下肚以后，曹亮的老婆段红鹃的话也多了起来。她先是对自己这次“营救”几个男人所表现出的果敢和机智，以及不辞辛劳四处奔走的各个细节做了充分的阐述。她对男人们，也包括自己的丈夫，竟没有一句感谢的言辞十分不满。段红鹃越说越生气，最后竟是把矛头指向了无辜的老熊头儿。段红鹃说，本来你老熊头儿也应该被拘起来的，但偏偏在关键时刻溜掉了。放着几千块钱不要——跑了！这事儿太让人怀疑了。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老熊头儿脸上的神情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委屈、尴尬、无奈汇成一张啼笑皆非的苦瓜脸，“哎哟，弟妹，您……您这不可敢随便开玩笑呀，我老熊头儿整死也不能干出那玩意儿来呀！”
“哼，你们东北人有几个好东西呀？”张文的老婆，刘雯雯一咧嘴，数落说，“东北人最不是东西，比河南人还坏！”
“就是，前两天几个东北人把我们一街坊的闺女给绑架了，幸好警察发现得早，要不早出大事了。其中有一东北小伙子是闺女在网上认识的，人闺女好心好意请他来北京玩儿，这孙子知道了闺女家是有钱人后，就犯坏把人给绑了！你说你们东北人多孙子！”段红鹃愤然控诉道。
“我现在最烦看东北小品，一听那腔儿我就犯恶心！”刘雯雯说。
老熊头儿难过地低着头，不再申辩什么了。
“算啦，算啦，”一直很少说话的曹亮不得不打断媳妇儿们几近胡搅蛮缠的唠叨，“这跟人家老熊头儿有什么关系呀？你干吗老挤对人家？干吗呢？欺负老实人，有劲吗？”曹亮这番话算是尽量压着性子说的。要不是段飞勇在场，他的话会比这刻薄十倍。曹亮对自己的老婆太了解了，十来年的婚姻生活，把他们彼此间所有的已知和未知统统变成了一张一目了然的乏味的白纸。他们的女儿，曹欣欣今年十五岁，是维系家庭稳定和存在的唯一的坚强支柱。段红鹃比曹亮年轻两岁，早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对高年级的曹亮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在跟段红鹃好上之前，曹亮已是学校小有名气的混混儿，拈花惹草、偷鸡摸狗的勾当已是轻车熟路。那时候的曹亮可以说是商场和情场上的一把高手。再后来曹亮就选择了比自己小两岁的段红鹃。
《哥们儿》第一章（7）
老熊头儿悄悄起身走到一旁把账结了。然后又回到了座位上，谦恭、友好地冲着刚才挤对自己的段红鹃和刘雯雯卑微地笑笑。
“我说姚哥们儿，你待会儿干吗去呀？”段飞勇冷不丁地问一句。
姚凯受宠若惊地摇摇头，忙乱地回答说：“我、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段哥，您说吧，我听您的！”其实姚凯比段飞勇大一岁。
段飞勇把手里用过的牙签一折为二，说：“这样，待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姚凯很有些兴奋。
“飞勇，你要带他见谁去呀？”段红鹃问。
“见一个，见一个……”段飞勇看了看大家，犹豫着说，“见一个大款！”
在段警官的车里，段告诉满脸疑惑的姚凯，要带他去见一位文化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现在正在物色写剧本的“刀手”，段警官觉得这对姚凯来说可能是个机会。该公司的老板叫李铁毅，算是京城图书发行圈里小有名气的人物。姚凯当然也是有所耳闻。姚凯跟段飞勇从相识到成为朋友最多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段警官对这个既无钱财，又无背景，甚至常常是一文不名的潦倒“文人”有一种绝对无私的同情和好感。姚凯的小说他看过，算不上优秀，但也不像别人挤对的那么糟，而且给人一种朴实、善良的厚重。段警官有那么一点文学情结，平时喜欢看一些古今中外的小说，他对那些成天坐在家里码字编故事的人有一种特别的“敬重和钟爱”。
“姚哥们儿，最近又在写什么呢？”段飞勇看了看身边的姚凯问道。
“写一本长篇小说，关于北京人的。”姚凯眼里闪着光亮。
“写北京人？什么样的北京人？”段飞勇随口又问。
“普通的北京人，就像您和亮哥、蒋哥这些人，还有老熊头儿这样的……”
“我靠，这有什么好写的？我说姚哥们儿，你能不能写点新鲜的？你看现在，那什么，那些美女作家，呵，写的‘一会儿想上床’啦，‘一会儿又不想上床’啦，什么‘男人床上的陌生女’啦，还有叫什么‘一夜激情一夜爱’……要我说，你还不如干脆就写写这些事儿，瞎他妈编呗！不是有本《有了快感你就喊》吗？你就跟她们丫呢对着干，写一本“有了快感我就不喊”，偷着乐！先脱贫致富，混饱了肚子再说。要不这一天到晚，就连张文这种傻逼都能随便挤对你。现在的社会就这样，你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尤其是你们这些跑到北京来混的外地人，要没个从天而降的人间奇迹什么的，想混出个人样来，哼，太他妈难了！我见多了。你说是不是？”
姚凯点点头，没说什么。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年来在北京，他所经历的、所体验的远比段警官的这番话要无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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