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更多地端详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时分,天已黑了。北欧的冬夜如此漫长如此绝望,那些直贯东方的精神难道都是在黑暗中产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兰半岛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湿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们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麦话吟唱着类似于“火烛小心”之类的句子。走到河边特别警惕,弯下腰去观察水情,岸边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灭顶。更夫离开河边又回到街道,偶尔有一二只苍老的手轻撩窗帘,那是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与更夫聊天,他说,在丹麦过日子,要学会如何度过长夜。连当今的玛格丽特女王也试着适应,她说过:“在冬季王宫的长夜里,我把优美的法国散文翻译成丹麦文,作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现身说法地道出了长夜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站便是奥登塞,安徒生的家乡。我起了个大早穿过市场去找他出生的那间红顶房。圣诞节又临近了,特意浏览了一下市场,卖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诞树和烤鹅,依然在这里碧绿焦黄。
一转弯就看到了街那头的红顶房。急速赶去,快步踏入,房间非常狭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房顶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贫困,祖母做过乞丐,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替别人洗衣,……哪种愁苦他没有受过?他把这一切都囫囵咽下,终于明白了这世上唯一可以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国籍又最善于寻找,很快从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这间红顶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儿童的眼睛集合起来也帮不了安徒生,安徒生还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 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留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
他肯定已经塑造了世道人心,证据是,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
一个不太在乎标志的国家,终于找到了国家标志。这是由所有的童话集合而成的又一个童话。
漫漫长夜
我们车队进入哥本哈根才下午三点半,天已黑了。当地朋友说,到明天早晨八点,它才亮。
终于知道,什么叫漫漫长夜。
下着雨,不想出门。看街边住家窗口,都幽光神秘,隐隐约约,而饭店和咖啡座里,点的是蜡烛。应该有老式的火炉在暗暗燃烧吧?北欧的长夜,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世界。
哥本哈根没什么高楼,一般都是四五层,我们下榻的雷迪生SAS旅馆算是全城最高的了。从窗口看出去,其他高一点的建筑就是那些教堂尖顶。
黑暗和寂寞能够帮助深思。一个只有五百万人的小国在世界科学界成果卓著,尤其在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解剖学、医学、核物理学等方面甚至大师辈出,这大概与长夜有关吧?短暂的白天减少了粗浅型劳动的有效时间,却不会减少一个国家的智能水平。
然而,黑暗和寂寞还有大量的负面效应。人们的忧郁大多在阳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发,这种可能在这里大大减少,因此越积越厚,越焖越稠,造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倾向,产生广泛而强烈的自杀欲望。在冥冥之中只有教堂的钟声会起一点心理舒缓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因习以为常而渐渐减弱。
我相信在这种心理挣扎中一定有人游到对岸,并向即将沉溺的同伴们招手。因此在这北欧的长夜中除了科学智能在暗中闪光外,还一定有人文智慧的火苗。
我想起了克尔恺郭尔。
哥本哈根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地狱。父亲的惊恐苦闷和行为失检几乎打碎了他整个童年,家里灾祸不断,自己体质很差。为从地狱解脱他选择了神学,而选择神学又使他不得不放弃初恋。“她选择了哭泣,我选择了痛苦”,但令人感动的是,他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树立一个悼念爱情的纪念碑。克尔恺郭尔的这一切行止,都与这个城市有关。
更重要的当然是他在黑暗中的思考。他最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审美阶段,二为道德阶段,三为宗教阶段。由浅入深,层层否定,而终点便是第三阶段。
其实他所说的审美阶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性阶段,即追求感官满足的阶段。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但也有一些人领悟到其间的无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阶段。人在道德阶段是非分明、行为完美、无瑕可击,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种外在规范,一种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压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够意识到这种痛苦并愿意从更高层面上获得解脱的人,就有可能进入宗教阶段。克尔恺郭尔认为在那个阶段一个人就会不受物质诱惑,不怕舆论压力,挣脱尘世网络,漠然道德评判,只是单独站在旷野上与上帝对话,在偿还人生债务的剧痛中感受极乐。
在我看来,克尔恺郭尔在理论上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对于他认为最高境界的第三阶段的描绘,而在于他对第一、第二阶段所存在的问题的揭露。其实所谓审美阶段和道德阶段,很接近于西方哲学家反复论述过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只不过他把它们引伸到了人生,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西方哲学家早就指出过的感性的片面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由他贴合到人生过程中来具体阐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两种人生状态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说的宗教阶段,实际上只是为从那两种人生状态中奔逃出来的人指出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上应该没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么,却又只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腾出这么一块空地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苛求他在那里建造什么样的神学楼宇或哲学楼宇。
比这一点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克尔恺郭尔指出了人们在这三个阶段面前的“可选择状态”。三个阶段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渐进,它只供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时时存在,处处存在。一个人因选择的差异而跳跃性地进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间距离,可以判若天壤。不难看出,他的这种主张,已经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萌芽,因此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总要把克尔恺郭尔尊为前辈,甚至称他为“精神上的父亲”。历史上把哲学神学熔于一炉的学者很多,克尔恺郭尔独独在二十世纪重新被发掘出非凡的价值,却是由于他不经意地把人生哲学推到了新时代的边沿。
可惜,当他还活在哥本哈根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糟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只活到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几年里,真可谓心力交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越虔诚越厌倦丹麦教会的诸多弊端,因此终于与教会决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会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随之引起了亲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与他的决裂,使他空前孤独。
另一件事情是,这位大哲学家不幸与哥本哈根一家谁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报发生了磨擦。哲学家当然寸步不让,小报则恨不得有这么一个学者与他们纠缠,于是一片混战。遗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报起哄式的谣言和诽谤,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们心目中的“第一流恶棍”。
我对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尔恺郭尔具体遇到的对手是两个,一是教会,二是小报,但最后真正成为对手的却是广大市民。市民们总也不会站在大师一边,因此我要说,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大师实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惫的哲学大师散步时跌倒,下肢瘫痪,却拒绝治疗,拒绝探望,也拒绝领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这样的结束,实在让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熄灭于哥本哈根这过于漫长的黑夜。
瑞典小记
1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从这个晚上开始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才,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
一个天才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着一种历史的福音。这个暖昧的悖论,躲到了国家的边缘以免让人读解,此刻却被我们轻轻踩过。
2哥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说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哥德堡。
然而哥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撑,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毫无失落,这个主意真好。
我们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3早晨从哥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才曙光初露。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而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让人胸塞气闷。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车队的各辆车尽管靠得很近却已经不能互相辨认,只能隐约看到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噼噼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火石电光般地匆匆打发了。余下的一切决不是零头,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忧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一盏昏黄的雾灯?
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4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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