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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英国的绅士风度还是法国的骑士风度，都在追求一种生命的形式美，但这些美都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呈现于现代常常显得劳累。伊顿公学力图以大批年轻的生命证明，古典并不劳累。
由此联想到前些年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很多人把收费昂贵一点、宿舍环境考究一点、录取分数降低一点的私立学校都称之为贵族学校，校方也以这个名号来做广告，而学生的家长则因收入较高而被称作“贵族阶层”。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进行过讽刺，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一句名言：没有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但这话我听起来有点不大舒服，因为它无法解释第一、第二代贵族堂皇出现的事实。不过这话还是很有威慑，因为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谁也回溯不了顺顺溜溜的三代。后来渐渐有人做出努力，依稀透露自己今日的成就是曾祖父一辈埋下的原因。但这种原因细问起来，大抵也就是做过一任乱世官僚，或者有过一个科举名目。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但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祸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的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3英国贵族是很难被“盗版”的，不要说中国，即便是近邻法国也不行。
法国贵族受到大革命的无情冲击，又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已经不成气候。贵族庄园还有不少，我们这次也去认真地看了好几个，只觉得余韵无限，却又景况寥落。除了几座还在种葡萄酿酒的庄园外，多数是坐吃山空，不知今后如何维持。当然也可以拍卖庄园或借庄园做其他生意，但又怕身份顿失、家史中断，被其他贵族笑话。可见斜阳草树间，还流荡着一种仍有压力的远年荣誉。
英国就不同了，不仅王室还在热闹，新老贵族都是上议院成员，尽管他们未必来开会。英国贵族为什么能如此久享荣华？我想这与他们存在的方式有关。他们当然看重世袭原则，但同时更看重财富原则，一贯重商，从来不构成对市场经济的严重阻碍，于是，早在十三世纪，英国贵族就与国王签订了《大宪章》，从根本上避开了被推翻的危险。
这中间最让我佩服的是，法学家戴雪提出的法治三原则也居然被英国王室和贵族接受。三原则说的是：一，法律至尊，反对专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不是宪法给予个人权利，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可见温和中包含着刚健，渐进中积累着大步，其最后成果未必低于激烈的呼号和跳跃。这也正是英国与法国不同的地方。
前些天在法国经常想起伏尔泰，记得他在《哲学通信》中高度赞扬英国的宽容、自由、和平、轻松，而当时在法国，宗教迫害太多。但是在我看来，伏尔泰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正是法国的不自由呼唤出了一个自由斗士的他，他赞美英国却很难长住英国，因为正是他所赞美的那些内容，决定了这样的地方不需要像他这样峻厉的思想批判家。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但是，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该具备的观念也一一具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当然，英国这么做也需要有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法国式的激情和德国式的高论在两旁时时提携，不断启发，否则确实难免流于浅薄和平庸。因此，简单地把英国、法国、德国裁割开了进行比较是不妥的，它们一直处于一种互异又互补的关系之中，遥相呼应、暗送秋波、互通关节、各有侧重。在这个意义上看，欧洲本应一体，无法以邻为壑。
4长久的温和渐进，长久的绅士风度，也使英国人失去了发泄的机会，过于压抑，结果就产生反常爆发。我一直觉得温文尔雅的英国竟然是足球流氓的温床，便与此有关。
据在这里生活的朋友说，为什么英国政府下了极大的决心整治足球流氓而未见成效？主要是由于这些足球流氓在日常生活中多是绅士打扮，举手投足可能还有贵族遗韵，很难辨认。但到了某天的某场比赛前就换了一个人，浑身强蛮，满口脏话，连上公共汽车也不买票了。及至寻衅捣乱、制造伤亡之后，可能转眼又变得衣冠楚楚、彬彬有礼，融入正常人群。
我看到一位学者对足球流氓的现象作了这样的解释：自滑铁卢之后，英国人体内的野性已憋得太久。
又是滑铁卢。参照威灵顿将军的那句话，事情可能真与贵族有点关系。
于是，只好让本来就近在咫尺的贵族与流氓、绅士与无赖快速转换，角色共享。
像模像样的英国历史竟然留下了这么一个臭气冲天的出气口道？白石森森的温莎堡竟然放逐出了这样一群不肖子孙？虽是人世玄机、正反相生，总也于心不平。
与足球流氓异曲同工的，是伦敦的低级小报。它们也与严谨的英国传统媒体构成了两极。英国传统媒体承袭了客观、低调、含蓄的绅士风度，路透社报道恐怖分子，一般也只说是“持枪者”，因为还没有定案。这种风度的力量，可以从德国人战败之后的叹息中感受到，他们说：“出语谨慎的路透社，比英国海军还要厉害！”但是出乎意料，近几十年来伦敦那种捕风捉影、耸人听闻的小报，居然也浊浪突起，风靡全英，波及国际，这些年也终于传染到中国，只不过加上了东方式的道貌岸然。
也许这是粗砺的历史对绅士风度的一种报复？
庄园里的首相和公爵
布伦海姆庄园（Bleheim Palace）成为丘吉尔的出生地，有点偶然。
这座庄园确实是丘吉尔家的祖业，先祖便是第一代园主马伯勒公爵。一代代传下来传到第八代，以长子继承爵位的传统，丘吉尔的大伯是第八代公爵，也就成了庄园的真正主人，丘吉尔的父母住在其他地方。
一八七四年的一天，丘吉尔的父母亲应邀来到这兄长的庄园。有的材料说是来参加晚会，有的材料说是来参加狩猎，我想这两项活动并不矛盾，先在附近狩猎然后再参加晚会。欧洲贵族的先祖都是马背上的立功武士，因此代代以武功为荣，狩猎是一种贵族风尚，连女宾也乐于参与。丘吉尔的母亲可能是在户外观看狩猎吧，本来她分娩的日期还有六星期，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天突然早产。人们心急火燎地把她送回这座府第，进大门便扶进了右首最近的一个房间，这便是丘吉尔出生的地点。
现在这个房间精心布置过了，中心地位放着一张大床，床头墙上挂着丘吉尔母亲的油画像，据说出自丘吉尔自己的手笔；大床对面，有一个玻璃柜放着一件白色绣花的婴儿背心，注明是丘吉尔出生后穿的。
婴儿背心总是小的，但丘吉尔的背心竟然这样小过，任何人一看都笑出声来。巴掌内抱持的小躯体，将以自己的力量震动世界。在这间屋里他应该还在沉睡，也许还会有几声啼哭。想起早年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这位政治泰斗晚年还以荣誉身份参加议会，但会议刚开始不久就睡着了，而且鼾声阵阵。由于他功劳太大，德高望重，没有人去干扰他的当庭沉睡。那么，晚年的丘吉尔与穿着这件小背心的丘吉尔又浑然一体了，浑然在沉睡中。丘吉尔叱咤风云半辈子后又回到了婴儿时代。
出生房大床下面还放着丘吉尔做首相时穿的皮拖鞋，这双皮拖鞋与小背心组接在一起，几乎成了一种现代派艺术，表现着生命的两度落地，两度受缚，意味无限。
从丘吉尔出生房往里走，一条长廊上陈列着丘吉尔的照片和遗物，虽然布置粗糙，却也反映出了他气吞山河的辉煌岁月。
但是，与所有这些陈列相比，府第里主要呈现的是马伯勒公爵家族的数百年荣耀，那么完整、那么雄伟，丘吉尔的陈列就像是一头大象尾巴上挂了一点小装饰，实在是微不足道。
主人既接纳了丘吉尔，又要告诉参观者，丘吉尔只是我们的亲戚，重要的是我们嫡系一脉；丘吉尔只活跃在百年之内，而我们家族的历史则山高水远。细看之下果然也真了不得，仅从他们宽大的书房窗口望出去，居然是一个仿造法国凡尔赛宫的花苑，花苑以丛树莽林作背景，深邃而绵远。书房里有女王塑像，有钢琴和管凤琴，至今还笔挺地站着仆役。这种架势，确实不是哪一个现代首相的故居能够望其项背。
丘吉尔偶然在这里出生，却把现代政治和封建政治纠缠在一起了，既勾起了根脉，又组成了对比。什么是封建贵族最好的出路？什么是现代政治最佳的渊源？这里似乎在作着英国式的回答。
现在庄园的主人是第十一代公爵，一个瘦瘦的老人，七十多岁了，腿有一点瘸。他出现前，一位高个儿的年轻女秘书要求我们务必对他用尊称，而且以无法控制的崇敬口气一遍遍赞叹：“一个多有魅力的人！”
他出现后我们倒是没有看出什么魅力，只觉得他非常热情，讲述着丘吉尔的出生。
我们听完，细问几句，他便有点不耐烦，再问，他终于恼火：“怎么老是丘吉尔？这儿是马伯勒公爵的布伦海姆庄园！你们应该对这个庄园的管理有点兴趣吧？”
为了礼貌，主持人温迪雅也就顺水推舟，问了几句庄园管理的问题，老人才兴奋起来。但在这时我却看出了老人的悲哀。他本来是想以丘吉尔的出生来装点庄园的，但任何进来的人几乎都“本末倒置”，只对丘吉尔感兴趣，问长问短。
一位导游在一旁轻声告诉我，老人差不多天天都会遇到同样的麻烦，因此每次都要由热情而恼火，由恼火而提示，最后获得一点心照不宣的照顾性安慰。
可以理解，一座女王赏赐的庄园居然被一个小孩的偶然降生占尽风光，不管这个小孩以后怎么有出息，他们也受不了。我相信这位老人多次产生过拆除有关丘吉尔陈列的打算，但如果这样，干扰没有了，参观者也没有了。
其实，再过些年，连丘吉尔也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些府第园林还会存在，它们将负载什么人物和内容，什么烦恼和叹息呢？谁也无法预料。
这次在欧洲看了太多的贵族庄园，每一座的起点都是英雄史诗，中间既可能是风情剧，也可能是哲理剧，而现在，几乎一无例外，全都成了悲喜剧。
牛津童话
1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像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人的石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