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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畔的沙龙没有这般温馨，而是一种体量庞大的奇迹般凝冻。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都是这个沙龙的参加者，因而连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灵包括那个最爱出风头的路易十四也没有资格充当主持人。正当巴黎人心中有谱口中难言之际，从遥远的海岛传来一个声音：我愿躺在塞纳河边，躺在我如此爱过的法兰西人民中间……
柔情万种的巴黎人哪里受得住这种呼喊？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呼喊者遗体从海岛运回塞纳河边，而他一旦住下，这个大沙龙不会再有第二个主人。
3既然已经挤成了国际景观，巴黎人一边自豪一边也挑剔起来，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当年埃菲尔铁塔刚刚建造，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作家带头怒吼，领着市民签名反对，说这个高高的铁家伙是在给巴黎毁容。这相当于沙龙聚会的参加者受不住新挤进来一个高瘦伶仃的胄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会讲究格调和谐，当埃菲尔铁塔还没有被巴黎习惯的时候，无论在造型还是在材质上都显得莽撞和陌生。后来也佩服它偏赖着不走，简直有一点中国青皮的韧性，一会儿说是世界博览会要请它做标志，一会儿说是战争需要它发射电波，磨来磨去找借口，时间一长竟被巴黎人看顺眼了。
它刚顺眼又来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艺术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这分明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化工厂，就这么露筋裸骨地站着啦？从此哪里还会有巴黎的端庄！接下来的是卢浮宫前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竟有那么多报刊断言，如果收留了这个既难看又好笑的怪物，将是卢浮宫的羞辱、巴黎的灾难。
那么多巴黎人，全都自发地成了塞纳河畔这场聚会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其情感强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选举。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对此，我们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们在卢浮宫背面的地铁站入口处拍摄，因为今年是巴黎地铁的百年纪念，正好做一个节目。两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一直看着我们，最后终于走过来，问清了我们的国籍，然后诚恳地说：“我们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恳求你们，不要再拍什么地铁了，应该让中国观众欣赏一个古典的巴黎。”
我们笑着说：“地铁也已经成了古典，今年是它百岁大寿。”
他们说：“中国应该知道一百年是一个小数字，巴黎也知道。”
这时，我们请的一位当地翻译走了过来，告诉我们，巴黎有很多这样的市民，爱巴黎爱得没了边，有机会就在街上晃悠，活像一个市长，就怕外来人看错了巴黎，说歪了巴黎。
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可爱又太多事，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便通过这位翻译与他们胡聊起来。我说：“你们所说的古典我们早拍了，就是漏了雨果小说中最让人神往的一个秘密角落。”
这下他们来劲了，问：“巴黎圣母院？”
我笑了，说：“这怎么会漏？第一天就去拍摄了。我说的是，巴黎的下水道。那么多惊险的追逐竟然在市民脚下暗暗进行，真有味道。”
他们说：“其实只要办一点手续，也能拍，下水道的口子就在塞纳河的沿边，很大。”
我说：“现在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下水道的设计师，据说他们早就预见到巴黎地下会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竟然留出了空间。一百年前，建造地铁的勘探师们一到地下便感佩万分。”
他们有点奇怪：“你们中国人连这也知道？”
我说：“这将是我们今天拍的片子的开场白。”
这么一来他们当然也不劝阻我们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路见到的各种痴迷者中的一种。迷狗、迷猫、迷手表、迷邮票、迷钥匙挂件、迷老式照相机，他们两位迷得大一点，迷巴黎。
但是他们没有走火入魔，一旦沟通便立即放松，这历来是巴黎人的优点，所以塞纳河畔的聚会兼收并蓄，绝不偏执。那些对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贝聿铭金字塔曾经竭力抵拒过的市民，在嘲讽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自嘲能力。他们不像我们常见的那些批评家，批评言论越激烈越不敢正面接触批评对象，而是坦诚得多，越是不习惯越是要去多看，终于在某一天黄昏，他们暗自笑了，不再嘲讽对象而开始嘲讽自己。
因此不妨说，真正在塞纳河畔聚会的，是一代代巴黎市民的集体心理。
4这种聚会也有毛病。
在塞纳河畔，聚会得最紧密的地方，大概要数卢浮宫博物馆了吧，我已去过多次，每次总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保管也许是好事，对展现则未必；对观众也许是好事，对作品则未必；对几件罕世珍品也许是好事，对其他作品则未必。
这虽然是说博物馆，却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不妨多说几句。
卢浮宫有展品四十万件，色色都是精品杰作，否则进不了这个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高门槛。但是，各国游客中的大多数，到这里主要是看三个女人：维纳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宫内很多路口，也专为她们标明了所在方位，以免万里而来，眼花缭乱，未见主角。
这并不错，却对四十万件其他杰作产生很大的不公平。维纳斯站在一条长廊深处，一排排其他杰作几乎成了她的仪仗；蒙娜丽莎在一个展室里贴壁而笑，有透明罩盖卫护，又站着警卫，室内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杰作，也都上得了美术史，此刻也都收编为她的警卫。
像维纳斯、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围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围的那些作品，如果单独出现在某个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围转沉吟，流连忘返，但挤到了这儿，即便再细心的参观者也只能在离开前匆匆投注一个礼貌而抱歉的目光。
胜利女神的残雕也算是备受尊崇了，雄踞在一个楼梯的平台上，但从她所展现的冲天气势，这个地方仍然太小。可见，连主角也受到了委屈。
艺术家已死，他们的作品还活着，而且活到了卢浮宫，这是他们的成功，但他们无法想像，那么多杰作活在一起，相当于几千年来无数个历史名人全都活着，挤在一个屋顶下争奇斗艳、唇枪舌剑，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得不偿失。当年世界各地兵荒马乱，由一些大型博物馆来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这事又与战争的目的、国家的强弱连在一起，例如拿破仑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这又成了一件坏事。时至今日，这些好事和坏事都失去了依据。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早已过时的权力象征？
记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为了参观据说是全城最珍贵的文物，我们转弯抹角地辛苦寻找，最后见到了，才发现是三流作品。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重新拥有几件现在被征集到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些真正杰作呢？当那些杰作离开了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灵魂，杰作也失去了空间，两败俱伤。这事在我们中国也值得注意，与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让中华大地处处都有东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个大型博物馆里看得头昏目眩、腰酸背疼。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
5卢浮宫已经如此让人无奈，其实它只是塞纳河畔的一个建筑而已，跨出门来，面对的是更大规模的聚会。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该如何消受？
即便聚会到这种程度，也还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热闹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纪。
凡尔赛宫竣工于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宫迁到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建造工程也随即停止，也就是说，这两个宫苑都属于十七世纪。后来拿破仑下令扩建卢浮宫，则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都建于十九世纪。协和广场倒是与十八世纪有关，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作为广场主要标志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从卢克索搬来的。
巴黎圣母院早在十四世纪就造成了，后来有过两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纪，一次是十九世纪，都避过了十八世纪。
于是，我们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纪的巴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的最高荣誉理应属于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纪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纪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穷奢极侈，大兴土木，都留下来了；右岸上，经十八世纪的冲击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个拿破仑，也留下了种种遗迹。结果，难于寻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轰鸣声早已远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这个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启蒙运动。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积聚在专制王权下沉默的理性力量开始释放。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相继发言，法国的注意力渐渐向他们集中，欧洲的注意力渐渐向法国集中。终于，等来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与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哲学家相比，法国哲学家缺少体系化的严谨，甚至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现实，更切身地投入历史过程，更有效地呼唤广大民众，于是随之而来也就承担更大的名声，遭受更多的麻烦，经历更险的风浪。他们以人类的进步为信仰，以科学理性为武器，切切实实地开拓社会正义和自由宽容的空间，反对特权、蒙昧、迷信，真可谓振聋发聩，深入人心。
他们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辩，而是走向全社会的思维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制订。就学术文化而言，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他们首先选择了道义责任。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学术文化有一种令人陶醉的体温。
体温无形无质，却复苏了一个时代；体温无法在塞纳河边留下建筑、大道、碑石，却改变了在那里流连的所有法国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态。
这也可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凝聚，也无法凝聚。
我们这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景物背后这种没有凝聚成实体的精神。这也是我以前在国内旅行时的目标，整整十五年，边走边伸手探摸，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触摸到了远处传来的体温，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灰烬堆中摸到了历史远处的余温。
这里所说的“远处”，很可能是指时间，也可能是指空间。从空间“远处”传到中国来的体温，几乎有一半来自法国，来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体温已经迢迢万里通达中国，它又怎么在乎在塞纳河畔冰冷的石头建筑群中缺少造型？但我们中国旅人心里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悬念落地
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座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一杯咖啡在手，更能领略目光收纵间的浓洌和安逸。里屋就有不同，满目尽是邻座顾客，对谁都不便直视细看，只能扫过几眼，把目光放虚，若有所思，无聪无明。为此，玻璃门棚中的座位往往要比里屋贵一些。今天玻璃门棚正在修理，中间放着架梯，有两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忙碌。因此，只得侧身穿过，进入里屋。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坐了那么多人，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
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才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娃。
那么这家咖啡馆，也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Cafe De Flore）了。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