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袭或内乱发生，悉在眼底，而背后的几层大门又筑造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城堡内屋宇森罗轩敞、地面高低盘旋，可以想像当年贵族王侯们安全而又不安全、舒适而又不舒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威权，也是一种囚禁，那年月大地荒蛮、群雄割据，威权的专利便是如何把囚禁自己的监狱造得漂亮而牢靠。
就在这个城堡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这个酒桶还有名字，叫卡尔·路德维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广场西边一座碉堡形的建筑中。酒桶卧放，高七米，长八米多，站在地上仰视就像面对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阀门，是取酒的所在，但怎么把酒装进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为此，桶的两边有四十多级木楼梯，楼梯上还有几个拐弯，直到顶部。
我看到楼梯陡峭，就很想去攀爬，当然也想看看顶上那个装酒的口阀。但又觉得这楼梯也算是文物了，一定不允许游人上去，便东张西望一会儿快快离开。在城堡的内院遇到车队的伙伴，就自告奋勇地带领他们去看大酒桶，这时我已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去向管理人员说明我们的采访任务，申请攀爬那酒桶楼梯呢？
待我领着大伙浩浩荡荡进去，找到一位管理人员，正想动问又犹豫了，因为他的脸像这城堡一般阴森冷漠。转念一想，既然走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硬着头皮问吧，谁知他毫无表情地吐出来的话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爬？请吧，但要小心一点。”
我们一爬，一大堆日本旅客也跟了上来，酒桶边悬挂起两条长长的人龙，它显得更大了。
楼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侧的墙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为了空气流通。楼梯的尽头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装酒的阀门倒是不大，紧紧地拧住了。
下楼梯回到平地再抬头，心想这么巨大的贮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烂醉，也能喝上几十年。据记载，这个酒桶可容纳葡萄酒二十多万升，城堡开宴会时如果宾客众多，一天就能喝掉二千多升，人人烂醉，等醒了以后再把酒桶加满。
当时城堡远近有那么多葡萄园都是为了酿酒，技术高超的酿酒师可以从欧洲任何地方聘来，因此贮存的都是上好美酒。监狱般的城堡虽然无比枯燥却有那么多美酒，枯燥也就变成了安逸。城堡的主人一定要把这种安逸无数倍地放大，于是造出一个巨大的酒桶来许诺。任你封锁千日、围城数载，你们围住的是一种醇洌的享受！我估计这个城堡的主人一定遭受过枯竭的恐惧，因此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对未来危机的隐忧。大得不能再大的酒桶傲视着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窗洞外不可预料的险恶土地为万斛美酒的贮存提供了理由。这个酒桶除了可以傲视土地外还可以傲视岁月，城堡里的时空全由它来开合放收。
但是，我眼中的这个酒桶又蕴藏着一个问题：它再大也只能贮存一种酒，那么它所许诺的几十年，对于这个小小的城堡而言在口味上是否过于单调？几千几万个醉态醉梦都如出一辙，这岂不成了生态上的另一个监狱？
于是，它在无意之间完成一个逻辑转换。为了安全和安逸，必须营造许诺和保障，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营造单调和无聊。
但事实上，单调和无聊的生活，并不是安全的保障。十七世纪后期，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城堡居然被法国人攻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堡的守卫者都喝醉了。
无聊暴露了虚弱，因此从城堡出走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城堡渐渐冷清，被解除戒备，成了城堡之外的土地上的一个景观。
数百年匆匆过去，今人从外面踏进城堡，反而有一种阴暗中的心虚、曲折中的胆怯、陈旧中的慌乱。蹑手蹑脚地走了半天才开始踏实，因为我们大体看清了当年这里的无聊。
古人的繁忙和古人的无聊只要留下遗迹，都可以被今人欣赏，但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是，欣赏无聊的遗迹更有味道。
繁忙，大多是一种蒸腾的消耗。
学生监狱
海德堡早已是一座工业城市，就文化景观而言，择其要者，除了那个老城堡，就是海德堡大学了。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没有围墙，因此学生们弥散四周，处处可见，使这座城市又被称为大学之城，青春之城。
一座城市填充了那么多亮丽的生命真是福分，满街的活力使老墙古树全都抖擞起来。中心商业街也与校园连在一起，结果，连一般市民也有了一种上学心态，而且永远不能毕业。一有空就喜欢浑身斯文、满脸新潮地坐在咖啡座上，他们把大街当作了课堂。
我对海德堡大学的最初了解是因为一个人。忍不住，便在街边书摊上与两位大学生搭讪，问他们什么系，答是社会学系，我想正巧，便紧追着问：“你们那里还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学派吗？”他们说：“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太老太老，我们已经不读他的书。可能老师中有他的学派吧。”
我很怅然，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条狭窄的横路口上看到一块蓝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学生监狱。
这块牌子会让不少外来旅行者大吃一惊，而我则心中一喜，因为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处遗迹，早已不关押学生。是遗迹而不加注明，我想是出于幽默。
当然要去看看，因为这样的遗迹即便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个。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位的厕所。“监房”内有旧铁床和旧桌椅，而四壁和天花板上则全是狂放顽皮的字画。
其实这个“监狱”只用了两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哪个学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触犯了其他规矩，就被关在这里，只供应水和面包，白天还要老老实实去上课。
毕竟不是真的监狱，没有禁止从别处买了食物进来，也没有禁止别的同学探望，因此这里很快成了学生乐园。好多学生还想方设法故意违反校规，争取到这里来“关押”。
我请一位科隆大学社会学系的四年级学生把墙上胡乱涂写的德文翻译一下，他细细辨认了一会就笑着读了出来：“嘿，我因顽皮而进了监狱！”
“这里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欢，因此每次离开都感到心痛，真遗憾这次的关押期是两天而不是十倍。”
可见这位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早已把处罚当作了享受。这倒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逻辑：世间很多强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于施加者自己的想像，不一定对得上承受者的价值系统。有时，承受者还正求之不得呢。
墙上还赫然写着被关押学生自己订出来的监规：一，本监狱不得用棍子打人；二，本监狱不得有警察进入；三，若有狗和女人进入本监狱，要系链子。
这第三条监规污辱了女性，很不应该。但也证明，这所“监狱”是很纯粹的“男子监狱”，当时的女学生老实听话，不会犯事。这条监规可能是一个一连被几个女同学告发而收监的男生制订的吧？
“学生监狱”关闭在一九一四年，大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如果真是这样，它关闭得太有气派了。
我觉得这所“学生监狱”在以下几个方面很有意思——第一，当时的校方有意思，居然私设公堂，自办监狱。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游人的好奇。校方对学生无奈到了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但现在看来，真正犯法的是校方；第二，当时的学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经调皮捣蛋到要迫使校方采取非法手段了。但他们调皮捣蛋的极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诉，而是把“监狱”变成了乐园。青春的力量实在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第三，这个地方按原样保存至今的想法有意思，或者说把没意思变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学辉煌几百年却并不反对把这几间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大批各国游客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所大学的任何学术成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生监狱”。对此，没有一个教授声泪俱下地提出抗议，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批判此举有损于大学声誉。大学的魅力就在于大气，而大气的首要标志是对历史的幽默；第四，远道而来的各国游客有意思。他们来海德堡非得到这里看看不可，看了那么一个破旧、局促的小空间却毫不抱怨，只一味乐呵呵地挤在那里留连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戴着老花眼镜读完墙上那些污辱女性的字句一点儿也不生气，居然笑得弯腰揉肚。
按年龄算，她们连那些顽皮男孩子的女同学也挨不上，只能是那些男孩子的孙女一辈。也许，她们正是因为在这里看到了祖父们的早年真相，而深感痛快。
她们的笑声使我突然领悟，顽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么都可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们拒绝女孩子进“监狱”，就是拒绝女孩子的笑声，而拒绝，正证明心里在乎。对于这个逻辑，今天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临下，颠倒了辈分。
当年那些被关押的男孩子当然无法想像，几十年后，很多女性不系链子进来了，即使是那些最挑剔的老年妇女，也眯起昏花的眼睛，用笑声原谅了他们。
远去的教授
1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读过书又教过书，但当时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经济，研究社会学是后来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我最早读到的是一个英国学者编的节选本，中译由三联书店出版。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学术分量很重。这样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出了一大批，大家争着阅读、探讨，算是对半个多世纪脱节的匆忙补课，一下子把思想学术文化园地全盘推动起来了。那年月现在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感慨万端。韦伯那本书的书名和节选者的名字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很多观念却历久不忘。
例如，与我们这次系统地考察欧洲有关，韦伯对西方文明特征的论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记得韦伯认真比较了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之后，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来自于希腊、罗马，成熟于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观念、公民观念、专业观念，像社会结构意识、自由劳动意识、海上贸易意识，像系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组合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点，以偏概全。他知识渊博，广泛引征，很有说服力地一再证明，许多历史现象也在东方发生过，但由于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观念差异，运作方法有别，便与西方文明南辕北辙，而西方文明也就在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异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经怀疑过，一个远在海德堡的学者，能对东方社会有多少了解呢？尤其是对重门叠户、深不可测的中国，会不会有太多的武断？但后来这种怀疑渐渐解除了，因为我读到了他专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篇章，其资料之细、选择之精、运用之妙，实在让人惊讶。须知在他的年代，中国的历史档案和社会资料还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学者选择。
大家都会记得他分析中国社会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怎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他还精细地发现，在古代中国，皇权虽重，家族的实际权力却超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工艺虽精，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却超过对产品制造的兴趣。而且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一种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气质，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难有整体突破。
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普通，但我在初读之时确实受到震动，觉得我们太少在世界视野中来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了，而且在学术气度和研究方法上，我们也过于狭窄、琐碎、刻板、重复。从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告诉我现代社会学是什么。
今天我在他的学校里长久流连，看着那些古老的校舍还是难以置信。早已远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欧洲腹地，也没有去过中国，怎么会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的城隍爷是只对地方负责的实用主义神祇，中国的“法”即便以说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于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类很内行的民族文化隐情？记得有一次读到他头头是道讲述我家乡浙江的事情时忍不住笑了，他居然获得资料判断温州的金匠行会很长时间内由宁波人组成！这次考察欧洲，印证了他对欧洲的很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