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无数次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
由此可见，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南方的毁灭
1我到庞贝古城废墟，已经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两次都深感劳累。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却累过跋山涉水，居然。
开始还不大在意，后来，当腿脚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停步寻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这里找过。岂止这里，举头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图像，一颠一颠地晃动在前年和今年的阳光下。
想来想去，唯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废墟，也不是累在死亡。庞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发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来，即便从来没有遇到过火山爆发的城市也都变成了废墟，因此很难再让我们劳于愁思、累于感慨。
但是，有一种震撼却穿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直接抵达我们身上，而且显然还会震撼下去，那就是人类群体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集体死亡、霎时毁灭。
日常生活中的单个死亡、渐次毁灭各有具体原因，而庞贝则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体原因。不管这个人是否心脏有病，那幢楼是否早有裂缝，也不管这家浴室主人与邻居有百年世仇，那两支竞技队的彼此积愤已千钧一发，全部一笔勾销，而且永远也不再留有印痕，一起无病无缝无仇无愤地纳入死亡和毁灭的大网，不得逃遁。因此，走在庞贝废墟间，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不再羼杂，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侥幸。任何游客既是旁观者又不是旁观者，都在暗暗设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发生，例如地震、海啸和我这次出发前刚去过的日本广岛当年突然遭受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作毁灭前后的直接对比。庞贝的毁灭独独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秘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博尔赫斯有诗写道：那是个幻象人类对黑暗的共同恐惧把它强加在空间之上它突然停止当我们觉察到它的虚假就像一个梦的破灭破灭在梦者明白自己在做梦的时刻博尔赫斯并不是在写庞贝，他只是在写黑暗突临的黄昏，对比于刚才和明晨的日光，分不清究竟何时是破梦时刻。
正是对这一切的体验和思索，使我们劳累。
2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和一座神庙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建筑群，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素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以说明一种伟大艺术衰落之后所产生的诸多特征。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罗马悲剧，也有米南德的希腊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时代，夜间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么如果灾难来得晚一点，这儿可能出现台上台下混成一体的真正大悲剧。从大剧场观众席上支撑遮阳大篷的柱桩遗迹看，坐在这里看戏的观众会比街上的市民晚一点发现云色的变化、灰潮的飞泻，因此也就迟一步感知灾祸的将临。但一旦发现和感知，状况将更加凄惨。
那么，这儿也许有点象征意义？艺术文化无力抗拒灾难，却能让人们获得暂时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后立即惊醒，撕肝裂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有时为了完整呈现不得不暂时与街道隔开，但是能隔开多远多久呢？我不知道庞贝城里当年有没有几个自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独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彻底地同流合污，谁也找不出他们来了。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我所看到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因此，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又无限上纲，直到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即便是幽默，也不应该超越最起码的人道界限。
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我们在各种介绍庞贝的文章书籍中常常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未必来过这里，凭着道听途说，想像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没有任何需要被惩罚的理由，只不过后人见到的其他废墟里全然失去了感官生活信号，一在这里见到就大惊小怪了。平心而论，庞贝在整体上还显得比较收敛，反衬着后世帝王如何一步步把排场撑大，随之又撑大都市的。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之外。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采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
《意大利之行》歌德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时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和装饰，一个个房间只以有限的地基面积对比在无垠的天地之间，只能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
法国史学家泰纳（Tain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来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
在我看来，庞贝城也有奢侈糜烂，但在整个城市如此惨烈地毁灭之后，居然会有那么多评论家说它只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实在有点不道德，尽管他们也算是道德评论家。他们不敢像泰纳那样承认，自己的生活其实要比庞贝人舒适得多。
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当然绝对不会去救助别人，因为别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惩罚，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谋财害命，来帮助完成那种处罚。事后，他们万一幸存，又会滔滔不绝地成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学家。
3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我在几年前曾读到过中国学者朱龙华教授写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对朱教授细致分析的从西塞罗到小普林尼的文学表达方法很感兴趣，后来就在小普林尼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向一位历史学家讲述庞贝灾难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这是人类从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