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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满脸微笑地重新躺回我的被子里一分钟之后，门被推开了一条缝，然后，一只看上去就是刚刚涂过了昂贵手霜的葱花般的纤白玉手伸了进来，手指上轻飘飘地拎着一只闹钟，那只手无耻地把闹钟放到门口的茶几上，然后就缩了回去。一分钟之后，我的耳膜都快被这只我完全找不到方法关掉声音的闹钟震疯了——更加令人发指的是这个闹钟的铃声是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尖锐笑声，听上去特别像顾里那个不要脸的在冲我放肆地大笑：“咦～～～～哈哈哈哈哈哈，呜～～～～哈哈哈哈。”
我像一只被佛光笼罩了的妖精一样，龇牙咧嘴，跪在地上现出了原型。
三分钟后，闹钟安静了，顾里裹着她那身夜黑风高的行头，再次飘到我的床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一双眸子柔情似水地对我说：“起来么？我房间里还有另外三只闹钟。”
十分钟后，我披头散发地出门了。出门的时候，顾里提醒我，“把你的包带上。”
我被扔进一辆车的后座，昏头昏脑的，车就开出了我们小区的门口，开进了南京西路。我感觉到这并不是顾里的车，崭新的内饰甚至还透着新鲜凛冽的皮革味道。“这车是谁的？”我摸着屁股下面高级柔软的小牛皮，瞄着后座宽敞得几乎能让我把腿儿伸直的空间，问前面正戴着白手套开车的顾里。顾里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仿佛刚刚被人从麻袋里放出来的蓬头垢面的我，说：“顾源的，这个败家子。”
凌晨5点的南京西路像一座遗迹。华灯初上时的那种快要把人逼疯的金光四射和横流物欲，此刻全部消失了踪影。只有头顶寂寞的路灯依然亮着，刷拉拉整齐的一排，把这条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照得像是火葬场大门外的那条通天大道。偶尔路过几个正挥舞着扫帚或者拿着高压水龙头冲洗昂贵的大理石地面的清洁工，他们在每一个上海还没有苏醒的凌晨，见证着这个城市难得的寂静。只是他们一直是被人们遗忘的一群人，每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当人们路过恒隆广场或者波特曼门口几乎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地面时，没有人会想起他们，在这群穿着同样的西装拿着同样的手机用着同样的笔记本，甚至说着同样的话的被称作白领的人们眼里，上海似乎本来就是这样干净的，就像一个活人，在每一个疲惫的夜晚倒头睡去，天亮后，又会恢复全身的精力。
只有两边高大的梧桐树在快要破晓的夏末凉风里，摇动出弥漫一整条街的树叶摩挲声，沙沙作响，听起来像是头顶移动着一座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年唐婉如对此还有一句经典语录：“塔克拉玛真他ma生猛，连沙漠都不放过！”——她把塔克拉玛理解为了一个人名，也把“塔克拉玛干”的“干”字，理解为了一个发音为四声的动词。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看着鬼祟的顾里，从后视镜里看见她此刻双眼精光四射、杀气腾腾。我身体里的生物自我保护本能瞬间又启动了。我对这个眼神记忆犹新，每当我人生要倒大霉的时候，我都会看见顾里的这种眼神，她大姨婆死了——穿着那套现在已经无法再买到的Chanel套装。按照她姨婆死前的遗愿，当她被推进焚化炉的时候，她必须穿着这套Chanel。这对于顾里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事情。“出于对艺术瑰宝的保护和拯救，我一个新时代的女性，怎么能够眼看着这种人间惨剧发生！”我看着当时也是一身夜黑风高行头打扮的顾里义愤填膺地说着她的愤怒，她的表情苦大仇深且大义凛然，我感觉她应该去竞选美国总统。于是当晚，我被她胁迫着，或者说被她这股子对“艺术瑰宝”的虔诚态度打动了——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不提也罢，她答应送我一个Dior的钱包，不过这是小事，无关紧要。
于是，我们身手敏捷、飞檐走壁地探入了她大姨婆的灵堂。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动作麻利、健步如飞。我们风生水起、排山倒海。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仿佛鬼魅般悄无声息。我们进入灵堂一分半钟之后，被抓了。
往事历历在目，如同一块又一块警示牌一样密密麻麻地插满了我的大脑。我趴倒座椅后背上，伸出手用力地抓她纤细的肩膀，“顾里，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用的劲儿太大，都能清晰地看见我手指发白了。
尽管顾里痛得眯紧了双眼，假睫毛一阵颤抖，但是她依然非常冷静地对我进行了人身威胁，“你再用大一点儿劲儿，我可以直接把车开到人行道上，我们赌一下谁先死，我绑着安全带呢。”
我了解顾里说得处做得到，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狠角色。当初她威胁顾源说要把他推到学校的人工湖里去，顾源不以为然还哈哈大笑，结果当然是顾里用她那双珠光宝气、镶满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指甲的双手，亲手给了顾源一个血的教训。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因为我觉得，死在人行道上，说不定还痛快些，如果跟着双眼发亮时的顾里携手前进的话，那才有可能祖坟都被掀起来晾在外滩上展览。所以，我又在手上用了更大的劲儿，“别废话，你告诉我，今天你又想潜进谁的灵堂？她准备随身下葬一个鳄鱼皮的Bikin包还是一串Cartier的古董珠宝？”
顾里二话没说，直接方向盘一打，轮胎“吱呀”一声变向，车子就往人行道上冲过去，我吓得立马放了手，赶紧坐回后座胡乱地抓着安全带往自己身上绑。
十分钟后，车子无声无息地停在了淮海路我们公司的楼下车库里。我在一瞬间，四肢冰凉、五雷轰顶。特别是当我看见车库尽头，昏黄而阴森的灯光下，站着同样一身黑色Armani西装棉衣夜行的顾源，他深邃的眉眼在光线下散射着同样精湛的寒光，他额头上写着两个大字：“帮凶”。我砖头看着已经下车的顾里，当然，她额头上写的是：“主谋”。我绝望地看了看车顶小镜子里的自己，我的额头上清晰地写着三个字：“敢死队”——或者，“赶死队”。
顾源看着朝他走过去的顾里，她脚下那双细高跟短马毛Chanel靴子，在仅有的光线下也依然乌黑发亮油光焕发。顾源满意地一笑，用充满表扬的语气说：“败家娘们儿。”
我看着面前的两个黑衣人，心里想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是随即，我就被顾里和顾源这两个黑衣人营造出来的诡异气氛感染了，我的动作也变得鬼祟起来。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他们两个身边，压低声音问他们两个：“我们这到底是要干嘛？”
顾里转过头来，她透过她浓密纤长仿佛两把羽毛刷一样的睫毛，给了我一个巨大的白眼，“你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像贼一样，又是踮脚走路又是窃窃私语的，这黑灯瞎火的时刻，整个车库里，会被你吵醒的也就只有下水道里的那一家子蟑螂，and trust me，they don't care。”
“我们这不是做贼么？”我看着顾里问。
“当然不是，你开什么玩笑，我顾里什么时候干过这么下三烂的事儿？”她冲我丢过来一个尖酸刻薄的讥诮表情。
“那就好，吓死我了。”我松了一大口气，“那我们是来干嘛？”
顾里：“只是偷点儿东西。”
我：“……”
我们一路从地库往楼上大堂走，作为淮海路CBD中心的一栋地标式的建筑，《M。E》所在的这栋大楼，当然采用了各种防盗、防火措施，我不知道顾里两口子怎么搞到的各个门禁的通行卡，我们每走到一个消防通道或者工作出口的时候，顾里或者顾源就会从他们那款黑色的情侣提包里，掏出各种各样的门禁卡，放在感应器上，“滴滴”两声，门就开了，看上去和他们两个平时在恒隆各个品牌店里拿出各种银行卡横冲直撞时没什么两样。从小到大我就觉得顾里这个女的浑身透着一股子妖气，她总能匪夷所思地搞成各种事情，一句话，不是凡人。一路上，我随时都能感觉着四周鬼影重重，时刻担心会有一个保安朝我冲过来，掏出枪塞到我的嘴里扣动扳机。“你省省吧，中国目前的法律下，如果连一个写字楼的小保安都允许配枪的话，那我顾里就能在我的宝马后备箱上装几枚地对空热感追踪导弹。”面对我的疑惑，顾里解释得滴水不漏。
“那如果他拿出警棍出来打我，或者从包里掏出一把刀呢？”我不甘心。
“那怕什么，我包里也有，”顾里拍拍她的黑色Dior小牛皮手袋，“这年头谁还没把刀啊。”说完她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丝毫不屑地转头不再搭理我，继续在黑灯瞎火的走道里，踩着细高跟鞋一路健步如飞。
我追上去，问她：“人家偷东西都是趁着夜黑风高、子夜凌晨，你这算哪门子策略，大清早地偷鸡摸狗，等第一道阳光照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等着龇牙咧嘴地尖叫着化为灰烬吧。”我为突然想到的经典比喻而暗暗得意，我不愧是念了这么多年中文系的女人，满肚子诗词歌赋，轻描淡写地就把顾里讽刺比喻成了一个吸血鬼。
顾里没有回头，她底气十足地说：“得了吧，我又不是鸡。”
我：“……”
我的无语换来了她得意的冷笑：“子夜凌晨？你开什么玩笑，那不正好是宫洺的上班时间么？怎么偷？跑到他办公室里，对他打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哦，我来偷你一个东西，你现在有空么’？”
我：“你真精明。”
顾里：“那当然。”
我：“你不是鸡，你是鸡精。”
顾里：“……”
当我们顺利地潜进了公司之后，我一路提在嗓子眼儿上的心，才算是重新掉回了肚子里。公司里黑灯瞎火的，一片死寂。我趁着这种安全的保护色，靠在墙上缓解刚刚跳在180的心跳和高血压。但顾里这个jian人，没等我缓过劲儿来，就噼里啪啦地把整个公司的灯都按亮了。我那胆小如鼠的心，就这么瞬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走廊的尽头，还悬挂着一副巨大的宫洺的照片，那是几年前宫洺出任《M。E》杂志主编的时候，那位以永远不变的络sai胡和他领口里永远戴着Hermes丝巾而著名的美国著名she影师拍摄的。
我冲着顾里嘶哑地尖叫着，就像是一个刚刚把嗓子喊哑了的人在唱歌剧一样，“你疯了啊你！哪有偷东西像你们这么光明正大的啊，你是不是觉得你脚上那双像是报警器一样的高跟鞋和你那两幅眨眼时都能扇出风来的假睫毛还不够引人注目啊？你干脆去拿一瓶香槟过来‘砰’的一声打开，再顺手拨一个110把警察叫过来一起喝酒算了！活该你以前每次都被抓！”
“这你就不懂了，”顾里回过头来，灯光下她的脸精致完美，毫发毕现，“以前的我年少，不懂事儿，没有累计足够的偷东西的经验，（我：……）而现在的我，岂能同日而语。”
“你别忘了古人唱过一首歌，‘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反唇相讥。
“毛宁听到你把他称呼为古人，他会发短信对你表示感谢的。”站在一旁四处打量情况的顾源，回过头来插嘴。
“林萧，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偷东西有点儿技术含量好吗？我们把所有的灯都打开，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进来，我们三个都是公司的员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在开一个紧急会议或者说临时需要回公司拿文件。否则，三个人黑灯瞎火的，凌晨五点跑到公司来干吗？除了偷东西还能是什么？”顾里看着我，用一种慈禧老太太一样的表情，冲我得意地阐述她的技术含量。
“关着灯的话，可以说我们两个昨晚加班到深夜，现在正在偷情。”顾源无所谓地拿着一个杯子，走到茶水区域冲了杯咖啡喝。
“那倒也可以。不过，”顾里伸出一根水晶指甲，指着我说，“那我们两个在偷情，这个女的在这儿干吗？”
我：“……”
当顾里对着镜子稍微补了一下妆，然户为了等顾源喝完他的咖啡，她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翻完了当期的《周末画报》的那叠财富版。他们两个气定神闲的样子完全不像是贼，倒像是此刻正坐在加勒比海滩上晒着太阳度假的一对小情侣——是的，顾里连墨镜都戴上了，我感觉再过几分钟她会从包里拿出防晒霜来涂。
当顾源喝完咖啡之后，他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开始吧。”
我扶着饮水机，手脚冰凉，琢磨着要不要扛起水桶把自己砸休克过去算了。
当我这个穿着长乐路上淘来的廉价外套的小助理和这两个穿着Armani黑色亚麻套装的总监共同站在我们的顶头上司宫洺的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带上我，顾里用她标准的黄鼠狼般的表情看着我，阴阳怪气儿的伸出另外一根水晶指甲，指着我的包说：“把进宫洺办公室的门禁卡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