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靠父母能力就业，无疑，对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这种潜规则的存在，许多人并不完全排斥。
毕业生张韵说：“我从小就向往在北京生活，但是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时，很多单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对于我这个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连简历都不收。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托关系帮我找工作。现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资公司的职员，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工作中我们干着同样的活，我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当初如果没有关系，我个人再有能力，也进不了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张韵这样，信奉“关系领进门，能力靠个人”的发展原则。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资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副书记宋扬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学这位书记的话理解成：人际关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事得到了“国际认证”，你有啥不服？
那么，再问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吗？
北京分几层？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脚下”鱼跃龙门、发财致富，几率有多大？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富了。
《2009胡润财富报告》公布了中国富人们的分布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别有14。3万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也就是说每1万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万富豪，每10万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亿。
这份报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这其中包括他们创办企业的价值和自住房产的价值。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每1万中国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与此同时，无论从千万富豪还是从亿万富豪的规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广东、上海和浙江则分列千万富豪总数的第二、三、四位。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样，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北京这块地儿盛产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为这个消息说明北京遍地是黄金，来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说，你很幽默。
名叫“北京猫”的网友按照拥有财富量（这里对财富的理解，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三种不同形式的财富）的多少为北京的社会阶层搭了个框架，从上到下分为：
（1）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核心；
（2）权贵：中央及北京中高级公务员、大型企业高管、学术界精英、文艺界大腕、资本富豪；
（3）白领：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大型企业中层、中小民营企业主、中小食利阶层、专业白领；
（4）小市民：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市民员工；
（5）北漂：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寻求发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识，但生活境遇不好；
（6）农民工：从国内各地到北京谋生的农民，一般没有知识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层。
不管这种分层是否科学，至少它代表了一种民间智慧，是民间对北京社会的整体认识。而民众对现下社会的认识，还远不止于此。
2010年6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针对年轻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76。8％的人对“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深表认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论坛上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说，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很多长辈辛苦工作一辈子就积攒下几十万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实工作的人，仅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万富翁”。
“劳动难以致富”，那么，是谁只能主要靠劳动生活呢？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一般手工业者、教师、一般办事人员。对于这些社会中下层人员来说，在现行体制下，辛勤劳动一辈子，最好的结果只是“脱贫”，致富，事实说明，那只是一个传说。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说，劳动不值钱。在劳动力议价能力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一个产业工人想获得更多的报酬，只能超长时间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会阶层的奋斗理想，在社会分层愈加固化的现实下，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里整日奔波的“蚁族”。
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调查结果。
那么，又是谁占尽上风，先富了起来呢？《中国青年报》撰文说道：“商人、老板、大型国企管理者阶层、个别领导干部、一些专家学者。跨越政、商、学三界的先富者阶层，有一条清晰的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相互交织、垄断社会资源、共同分配社会财富的脉络。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有清晰的产权和资本致富的快速财富积累途径；而一些手握行政权力者，可以凭借灰色收入、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财富积累；一些专家学者，在知识与资本的联盟中，实现了知识本身的财富收益。这几个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不是本次调查中‘踏实劳动’的范畴。”
北京学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近年来，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已经在一些地方兴起，比如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现象使得一些网友心生感慨，觉得择业太难。其实，择业难是对贫二代而言，‘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富二代、权二代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悉，在北京，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如此机会，贫二代只能望洋兴叹。”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有学者坦言：“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综合各项指标并考虑到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态势等多种因素，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这说的虽然是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正隐喻着社会阶层的固化。
劳动无用，身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收入，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识”浓重的城市，它鲜明的等级观，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渐板结固化的社会阶层，雪上加霜。
对此，一位“北漂”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离了北京，不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肮脏和车流拥堵，而是因为北京已不再‘爷们’，缺乏公平的城市，迟早会成为一块是非之地。”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3。蚁族是枚子儿
北京在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迈进的路上，城里的“优胜劣汰”将一天比一天激烈。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北京出了一招“弃卒保帅”。而高不成低不就的“蚁族”，就成了这枚被弃的子儿。
尽管北京从不承认这一点，但正如拆除、翻新蚁族们的据点“城中村”，对北京来说，是一项改革，是一种进步，至于对你是否意味着“灭顶之灾”，这座城市无意过多追究，因为北京不需要“弱者”。
弱小的强者
被遗忘在世界角落
不是我的错
虽被埋没绝不蹉跎
住在洞穴的我
每天忙忙碌碌奔波
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蚂蚁虽小但胸怀广阔
坚持做自我
不怕风我不怕风
雨点打湿我的梦
往前冲我往前冲
脚印让我不懵懂
迎着风我迎着风
向前的路虽然沉重
我会用触角撑起
雨后那片天空
——《蚁族之歌》
这首原创歌曲是迅速蹿红的“唐家岭兄弟”——31岁的李立国和22岁的白万龙的“成名作”。但是，令他们走红的，并非音乐本身，而是2010年春天，三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到访。
当时，李立国和白万龙正坐在床上唱着这首《蚁族之歌》，经媒体记者介绍前来调查“蚁族”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听着听着就哭了，让唱歌的李立国、白万龙反而觉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两人也跟着哭了。
李立国，这个31岁的汉子一直认为即使外面打仗，也与己无关，他一头扎进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年，而这十年自己奋斗来的就是眼前的所有：不足5平米的租来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是全部家当。几块砖垒成的“桌子”上，三个硬邦邦的馒头胡乱放着，门口地上散落着裹着灰尘的烟盒、食品袋、废纸，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吉他。
不是没想过放弃，就跟身边的亲友反复劝说的那样，离开北京，回老家“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但是，梦想，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却让他们坚持了下来。白万龙还能记起，一次他和李立国在西单的地下通道唱歌时，一个女孩拿出一块钱捐给他们，钱上面写满了字：“我刚刚买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票，身上只有这一块钱了，你们唱得真好，希望你们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而在唐家岭，这个北京城西北郊的“城中村”里，还有一大批和李立国、白万龙一样的“寻梦者”。这个因北大博士后廉思的一本书而被大众统称为“蚁族”的群体。
《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对“蚁族”的定义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集群体”。同时指出，“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是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这一群体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既大大低于北京市城市职工月均工资（3726元），也低于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2435元）”。
正是基于上述低廉的收入水平，“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担忧”。
事实上，面对北京城里的高压生活，大多数“蚁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愿两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里人失望的眼神。他们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农村出身、读的是很一般的学校、缺乏社会关系、家中能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少，但期望又很高。“蚁族”中多数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家里人砸锅卖铁供自己读书，毕业后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养活自己，同时尽可能地回馈因辛勤劳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于是，他们蜗居在大城市的简易出租房内，朝出暮归地奔波于人才市场或薪酬微薄的单位。
失守唐家岭
唐家岭的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国和白万龙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栖身之所。也正是因为相对中心城区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动人口聚居，成为唐家岭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在唐家岭，外地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本地人。本地户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过多次辗转的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刚从新近拆迁北坞、大望京等村庄搬迁过来的。
“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说，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么多人口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