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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是火风的“小妹”，是火风介绍过来的。后来，那英又带来了金学峰。他们当时都在广州东山宾馆的“卜通100”歌舞厅做驻唱歌手。
“卜通100”的名字是台湾音乐人侯德健起的，老板叫做陈凯，现在成都经营夜总会。至于“卜通100”到底什么意思，广州的音乐人众说不一。李广平的解释是，“卜通”是心跳声，形容心跳得非常快。朱德荣的解释是，“卜通”是入水声，是把钱扔在水里，上百上百地扔。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100块钱算得上是大数额，金兆均回忆说，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块：“那时广州、深圳的赶场歌手，每人配辆摩托车，在一场匆匆忙忙唱俩歌，然后赶下一场，再下一场，反正要唱到半夜去。好一点儿的歌手一晚上能挣1000块钱。”而在当时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副总经理的陈小奇告诉《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在“卜通100”伴奏的乐队成员，每天晚上都能拿到80…100块钱，远远高于当时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后来，吴建邦回忆，当时毛宁也是1990年在一个歌厅里发掘到的，比杨钰莹稍迟一些签约。如果说杨钰莹的出道，是靠“新时代”大把大把的钱砸出来的，毛宁就没那么幸运，刚出道时一直发展得不理想。他的走红甚至和一次争歌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这次事件也改变了另一个“红星”张咪的前途。
张咪与毛宁在“争歌”之前，其实已经相识。俩人也是由张咪当时的男友郭大炜介绍认识的，郭大炜和毛宁是同乡，也算是很要好的哥们。张咪与毛宁认识的时候已经很出名了，而毛宁还未真正踏入歌坛。在其后由张咪搭桥，毛宁才从酒吧驻唱开始步入歌坛崭露头角，成为新时代公司的签约歌手。
当时，俩人已经成为圈内好友，但是，却在争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时发生争执并反目成仇。
1991年张咪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音乐人张全复和毕小世为她量身定做了《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但是，那一次节目却因为服装问题被砍了。之后，张咪去湖南演出与毛宁同台，毛宁听了张咪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也非常喜欢。新时代音乐公司就让毛宁也唱了这首歌，并且收录在他的磁带中。陈小奇回忆说，“这首歌当时是放在A面的第五首，很不显眼的位置。虽然说那歌在广东这边的歌厅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唱了，但在全国还没有很大的影响。”他说，“按照毕小世和张全复的说法是，他们先给张咪唱，但是，并没有跟她签任何的约定，就是给她唱了而已。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版权概念，我们写了歌，谁合适就给谁唱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时给张咪唱的时候，还没有实行签约歌手制度，所以更随便，只要能把歌唱出来就行。只不过那时签了毛宁，这个歌给毛宁也不错，就把这个歌收到了毛宁的专辑里。这样，张咪那边就有点意见了，而且两个人就产生了一点矛盾。其实按道理，他们之间本应该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因为这首歌而产生的矛盾却在之后被升级了。
1992年，张咪和毛宁都被邀请参加广州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俩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当张咪在舞台上与舞蹈演员排练结束后看见毛宁从外面进来，就像重逢久别的老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但见毛宁非常冲动、非常生气地说：“别跟我说话！你就是个大傻冒！”当时张咪还来不及反应，更有些摸不着头脑，就用麦克风打了毛宁一下。此事过后，毛宁私下向张咪道歉，两人并未因此发生矛盾。两人一起演出、一起谢幕，第二天上午又一起去中山公园演出，一切都很好，一切均如故。
张咪回到北京后，在和郭大炜聊天的时候，也提及与毛宁之间发生的那次误会。在陈小奇眼中郭大炜是“火气挺爆的一个人，有点匪气”。郭大炜也是东北人，他演唱过最知名的一首歌，是“太阳神”广告里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陈小奇戏称：“他是整首歌都不行就这一句唱得特别好，有力度在里边。因为他整个歌完整性把握不好，就没再混下去了。”
后来有一天郭大炜在梅地亚宾馆的咖啡厅巧遇毛宁，俩人寒暄了几句之后郭大炜开始问毛宁在广州体育馆那会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并问毛宁：“你是不是骂张咪了？”毛宁说：“是。”郭大炜听后有些生气，毛宁也不示弱，俩人就撕扯起来。郭大炜还狠狠打了毛宁一顿，在这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的人来了，毛宁所属公司的人也来了。当时毛宁正准备上春节晚会，推荐的曲目就是《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此后几天，各大报纸上纷纷以“梅地亚事件”为头版头条，大幅标题《张咪在中央台与毛宁大打出手》、《张咪指使男友为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一曲大打出手》、《张咪与毛宁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张咪原型毕露”、“张咪与黑社会有染”等等，那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争相转载刊登着张咪与毛宁的所谓“争歌事件”。但是，在那些大量批判张咪的文章里，有大半的篇章是介绍新时代公司即将推出的两位金童玉女——毛宁与杨钰莹。
后来，湖南的一位记者透露，新时代唱片公司是以买广告版面的形式来刊登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想借炒作捧红毛宁和杨钰莹。最有意思的是，当年拍摄《孤星》电视连续剧的导演李路在广州当律师的老同学说，张咪和毛宁的事件，他是法律策划与文字策划者。
在那个娱乐炒作还不盛行的年代，这样的新闻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一轮媒体轰炸与之后“金童玉女”的组合推出，毛宁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事业蒸蒸日上。但是，张咪却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她从一个曾经备受欢迎的歌星沦落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走在街上、商场里经常被人指指点点地谩骂。伴随着事业跌落谷底，他的男友郭大炜也背弃了她。在日后接受《生活报》采访的时候，张咪回忆“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被封杀的女歌手，当时一切演出活动都被迫停止，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出国，要么自杀。好在我意志比较坚强，所以选择了出国。不过，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特别低落。”
出国后的张咪一切从零开始，六年里她去了很多国家，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德国，她一路“流浪”，靠做些贸易养活自己。出去的时候，她真的厌倦了唱歌。她说，她在国外交的朋友全是老年人，年纪最轻的也有60多岁。她和那些与世无争的老人相处得很愉快，从他们身上领悟到了人生的很多真谛。“他们真实，他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值得学习，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放松。”
1999年张咪回国后重新登上了歌坛和舞台。她说，“人好像是种轮回，当一切开始如意的时候，又会回过头来做自己骨子里最喜欢的事，所以现在我又回来了。现在我唱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兴趣。”只是，现在的她做音乐已经不像当年在广州时那样急功近利，她说，她现在更加注重投入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回国后，她还跨界去了模特行业发展，T台甚至为她带来了不曾预料的好成绩。2000年后还连续获得了世界车王公主、《时尚》杂志最具魅力女人金奖、央视春节晚会最佳造型奖、美国环球亚裔模特大赛特别奖。从前留在歌迷印象中那个甜美清纯的女孩宛如麻雀变凤凰，变得性感、前卫、光彩照人。
当时，因为炒作成名的毛宁现在反而渐渐淡出了娱乐圈，而这一淡出原因与当年张咪的出走竟如此相似。
因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涛声依旧》等歌出名后，毛宁就北伐进京发展。进京后毛宁的事业也是一路扶摇直上，直到2000年的“遇刺事件”。
日后毛宁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说，“记得当时是2001年11月22日，当时我是从金鸡百花奖颁奖礼做完演唱嘉宾回来的第二天，那天因为要赶去一个朋友的聚会，所以打算在路上买点小吃给朋友的孩子，于是开车经过北京三环一家便利店的时候，我就下了车，正准备往店的方向走过去，结果被一个陌生人喊停了，当时他问我有没有火，我想这借火的事也很平常，所以就没太在意，但当我说没有之后他还不让我走，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意识到，我遇到劫匪了。”接下来的经过，也就像电影里面的片段一样，毛宁并没有打算与匪徒纠缠，所以也就任其摆布，结果身上的手机与钱物都被掠去了，但对方还是没有罢休之意，于是毛宁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那辆车，“大家都知道我是爱车之人，如果那匪徒要把我车抢走的话，我心有不甘，当时我的车钥匙就放在外衣胸口位的内袋里面，所以我就下意识地把手伸入口袋里，打算先把钥匙抓在手里，结果对方见我这动作，也做贼心虚地紧张起来，以为我会掏出什么东西来反抗，最后他就情急之下往我胸口猛插了一刀。”就这样，毛宁倒在了血泊中，匪徒见状也慌忙而逃了，被严重刺伤的毛宁开始感觉到胸口一阵阵发热，他想跑，但已经跑不动了，最后，幸好有路人经过发现了他，并给他打电话求救，最后及时送往医院，毛宁才幸免一死。
事情本身并没有玄机，但是2001年时候的娱乐媒体已经今非昔比，较9年前的炒作更加肆无忌惮。
结果由媒体传出了毛宁保镖打人事件，毛宁事后辩解“其实我根本没保镖，与媒体发生争执的是我公司里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她平时也根本不会跟人吵架，当时因为我的情况非常紧急，所以她才会情绪激动，但完全没有大打出手的过程。”
再之后，是“小玉事件”、同性恋关系，黑道复仇等等的话题，一连串与毛宁相关的负面报道接踵而来，让他毫无喘息的机会。在众口难辩之下，毛宁只好退出公众视野，尽管低调，但他还是一直工作。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几年是沉浸在痛苦之中，为自己疗伤，无所事事。但实际上，痛苦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我一直都在工作。例如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做一场演唱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一直鼓励我要走出国门。刚开始时，我去给甄妮、蔡琴的专场做嘉宾，后来我就做专场，别的歌手来做嘉宾。除了美国之外，我还经常在东京、大阪做宣传，上NHK的节目，参加谷村新司的演唱会。”
广东有句老话“人有三衰六旺”，张咪和毛宁的际遇似乎都应正了这一点。但是，争歌事件无疑是改变俩人命运的分水岭，而争歌事件背后则是广州乐坛的竞争与不规范的市场化操作带来的争端。
“当时还引乱子的就是《中华民谣》，首唱是谢东，后来又卖给孙浩，作者一歌两卖。后来也打架，但是孙浩唱了，谢东无形中挣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就是关键时刻，谁在春节晚会上唱就认谁。谁先谁后，老百姓可不管这个，印象更深的是谁就是谁。”金兆均说，“竞争非常残酷。”
解约北伐
群星璀璨的广东乐坛并没能延续它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刮起了一股“解约风”。最早一批的广州原创歌手陆续离开了四大唱片公司，进军北京，当时就有人借用一句俏皮的民间俗语来形容那形势——“10个歌手9个跳（跳槽），还有一个在动摇。”
当时，先是毛宁与“新时代”解约，接着是甘苹与陈小奇分手，随后就是高林生与李汉颖、杨湘粤不辞而别。一时间，由广东乐坛捧红的一众一线当红歌手杨钰莹、毛宁、李春波、林依轮、陈明、甘苹、光头李进、金学峰、火风等人先后告别广东乐坛，北上另谋高就，从长发展。当时的歌手们就像染上了传染病一样，一个说走，一下就走了一片，颇有一种逃离的意味。（《试听前线》）
在他们走后的几年间，广州乐坛每况愈下。北上以后，尽管很多人的事业发展并不如意，人气和地位甚至不如在广东时，但是，至今他们也没有再离开北京、回归广东乐坛。随着北京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当中的人也没有再局限于歌手行业，反而不断转型，涉足演艺舞台，尝试话剧、音乐剧；或者改变歌路，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但是，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这片中国流行音乐人的热土“北拓”呢？
作为最迟一个离开广东的林依轮回忆起当时说：“我和大批歌手当年离开广州，不是对广州没有感情，而是说当时的局势客观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坛走得更远，北京是个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