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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需要经过工业化的阶段，需要靠投资推动，靠工业化来拉动经济的成长，在现有的发展体系中，上海不可能离开这样的发展模式而走得太远。以这个思路，上海不可能成为第二个香港，从经济上完全脱离，再回过来提供服务。所以，在二十年时间，尤其是浦东开放开发以后，经济增长非常好，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步子是一齐繁荣、一齐增长，只是增长集中在上海的这个地方，变得更为有效应，但在增长模式上，没有摆脱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工业化的阶段。”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上海可以成为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影响力，成为贸易、航运、信息等中心，对中国有更好的服务和辐射功能。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远？”
作为行政特区，香港在向国际金融之都迈进的路上，自有他的优势。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所说：“我们相信，如果是任何企业，包括HSBC，其他企业，他们需要的是人民币做生意的，他一定跑去上海上市。但如果他们需要外资的话，不论是HSBC，还有内地的企业，都跑什么地方去呢？选择一定去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上海要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主要集聚地。这一过程中，面临一个巨大挑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局限性。这也暴露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又回到了一直以来对“上海模式”的利弊之争。
所谓“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动上海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来承担政府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
张军关于上海效仿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大胆建议，言下之意也是在说上海要尽快摆脱“上海模式”。否则，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之都的道路将十分坎坷。
政府主导经济、投资驱动的模式，其优点显而易见。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资本，强势发展某一产业，效果当然立竿见影；但由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其主体往往以国有企业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为主，效率不高，道德风险也较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一旦以国有资本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还很大：“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现代市场演进与发展的情况来看，任何市场的建立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如果一个市场的形成更多是政府为主导，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么这个市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更希望体现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甚至于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
如果上海继续维持“上海模式”，能否在2020年顺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这个结果，谁都不敢预测，就像谁都不会当着新生儿父母的面，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废物一样，大家都习惯说吉利话，说我们要有信心。即便有人敏锐地看到孩子的缺陷，也不会直接说这孩子没有希望。
同样的，当你被上海的豪言壮志感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她向金融中心转型的建设大潮中，结果却因为种种限制和“不公平”而导致事业受阻，前途未卜。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或许，上海直到2020年才会承认强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过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当然，这只是或许。而且，诸如“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样的重大局限，也不是上海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座城市，可以更换不同的领导班子或者战略政策；上海，可以犹豫，可以犯错，因为她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中央——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就给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邓小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么重要的棋子，中央自然不会轻易松手，让别人攥在手里。这样当然有利有弊。只是，不得不提醒你，上海可以犯错，但你不能。如果你想顺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大潮，在这座城市里搏击一番，就必须认识到中途可能遇到的变数，以及你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远的不说了，在这座城市里，你最可能遭遇的“牺牲”，就是拼命赚钱，到头来却都给了房产商。
都给了房地产
张军将上海近些年来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的主要原因归于外资和房地产业的贡献，这一看法虽被上海市一些官员视为“偏激”，但是从2000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已将房地产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道：“房地产业对于上海经济的重要贡献始自1990年代。统计数据表明，在90年代中期，外资在房地产领域的投入曾一度占去上海全年引资比例的四成以上。这一轮的投资过热，导致上海房地产业全面步入1996到1998年的衰退期，市场上的大量空置商品房难以消化。此后，从1999年开始，上海房地产业迎来恢复性增长，并于2000年被纳入上海‘十五’规划中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自此，房地产业对上海GDP的贡献逐年提高，已从1995年的3。71％猛增到2003年末的7。4％。”
在上海市政府原定的“十五”计划中，预计到2005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将达到7％以上，但房价的飞速上涨，已经让这个产业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十五”计划中定下的目标。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杨建文于2004年表示，当前上海经济的支撑点主要有两块：汽车和房地产，但这两个产业都已进入了风险期。
人们对于上海房地产业的质疑从未停止。从2003年1月开始，上海房地产价格开始疯狂上涨，年涨幅超过20％。而在此前的三年，房价年上涨率分别为3％、8％和13％。“如果房价高到任何人都无法接盘；空置房的供给达到最大，根本无法消化；人们对房产的投入也达到最高，无法继续投入，到了如此‘三高’境地，就是房地产业崩溃的时候了。”上海社科院房地产业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张泓铭教授“预测”了这样一天，这一天会到来吗？
上海市政府确实没有坐视现状的发展。
2004年4月，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局长蔡育天宣布，房地局等相关部门将出台三项政策平抑上海房价，其中包括降低商品房预售标准。5月份，房地局副局长庞元表示，降低普通商品房预售标准政策的相关调查摸底已完成，如果政策出台，这部分提前上市的普通住宅商品房供应量将达到500万平方米，加上今年竣工供应的300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市场将大大放量。
但是随后的一些迹象表明，上海市政府部门对于调控房地产市场颇费踌躇。庞元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报告》中表示，“由于上半年上海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过程之中，再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程度还需后评估，希望信贷调控政策平稳落地，实现软着陆……下半年，上海将以深化、细化、完善已出台的各项政策为主，保持产业政策的稳定性。”
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表态表明，在前期调控政策产生效果并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产生影响之后，上海市政府部门将会“低调、慎重”地处理将对房价产生影响的调控政策。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新政发布近一个月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实施细则已经亮相，但市场一直在等待上海细则的“靴子”落地。虽然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于2010年5月13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上海将坚决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一系列措施，在调控中“从严掌握”。
但这“从严掌握”的结果，就是国务院的“新政”出台百日后，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23242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再度上涨10％，这一均价甚至大大高于房产新政前的水平（佑威及楼市专评网联合提供的数据）。
中国新闻网于2010年8月30日转载《上海青年报》的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摇号、排队、扎堆，这些久违的现象在上海楼市再次出现。在前期调控新政陆续出台后，楼市成交量一度陷于低迷。但还没等房价出现明显回调，近期部分楼盘再度出现热销。”
开发商一定乐坏了，在中央的连环重拳下，上海房价不跌，购买热情不减。不管是刚性需求也好，投资客重新活跃也罢，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光明前景，让有钱没钱的都乐意为这块风水宝地挥洒金钱和热血。
早在2003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官员就表示，上海投资型购房逼近20％国际警戒线。“投机使得房产市场看似很活跃，需求很强烈，但投机者手中的房子并不代表需求，而仍然是供给。”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伟说，“和其他资源不同，土地不具有持续生产性，一栋房子的价格不论被炒到多高，它本身的价值并没有提升。”
一些研究表明，上海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因为繁荣的楼市而捉襟见肘。面对畸高的房价，很多高科技人才望“房”兴叹，有的跳槽离开，有的无奈挥别上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朱志远在2010年3月接受采访时透露，因为住房压力，这两年至少“吓”跑了30％的青年科研精英。
“现在，三四十岁已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如果按照现在的房价作为参照系，几乎都属于贫困人口，没有人买得起商品房。”朱志远代表叹息道，哪怕从海外引进的“百人计划”人才，单位能给予的补贴仅30万，“这拿到市场上，根本是不够的。”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路易斯于1954年建立了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经济模型，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以古代村落为载体的农业部门和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它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可能和必须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发展的关键之一。
“中国前30年的发展却似乎不足以印证这一理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未能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且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社会被分割为泾渭分明、难以流动的两大板块——城市和农村。城市人的后代天然享有城里人的各种待遇，而农民及其后代则被固定在土地上和村落中。其显见的效用是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留在农村，从而避免了他们转换为城市中公开的失业人群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极为深远。”（《城市季风》）
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一潭死水和一渠活水，你说哪个好？而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的重压之下，“逃离”无疑是勇敢且明智的选择。
《新民晚报》曾与新民网合作，于2010年3月推出一项民调：申城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