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 第5部分

移民的结果是北京壮大了，丰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侩的、讲究的，等等。总之，移民融入了上海，并与之形成了一体化的海派文化，统统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却鲜有人指出北京的势利。其实，北京的势利，说明白点儿，就是等级观，说隐晦点儿，就是圈子意识。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类。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作为北京的符号之一，四合院完整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植树栽花，有的备缸养着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这样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统。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布局建设，皆是如此。

“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如莫言这样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这条山东汉子也依然把自己当做北京城里的异乡客。“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总结的生活经验。长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来展示首都的风采，自然欢迎所有人前往参观，那就是一个“客厅”。

胡同儿则不然，它是更私密的“卧室”，这个圈子属于“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又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胡同文化》）。

所以，对于这个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难融入。在新作《蛙》里，莫言就描写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于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并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

与市井平民圈相对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个外来者有多少几率可以进入这个圈子？途径只有一种：入仕。说明白点儿，就是考公务员。还不能蒙着脑袋逮哪儿算哪儿，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这点儿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质不同。

但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北京官场难度有多大？这个没有专家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有两则新闻可以参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八项公务员报考要求，其中第五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北京政府在公务员的招考中特别强调了对户籍的限制，没有北京户籍地考生被拒之门外。这是事实。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意见》，对外公布将公选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四类有资格报名的人员中，外地省市公务员以及企事业管理人员，未纳入选才范围。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举并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闭’，‘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国内高端人才集聚，人才优势突出，没必要把网撒向全国’”。好个“没必要”！但这也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那么，另一个文人学者圈，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每个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师般主持个青歌赛，在北京城里捞点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只得窝在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里鼓捣艺术，但是能鼓捣出《活着》这样堪称传奇之作品的只有一个余华。《活着》火了，随后的《兄弟》更火，销量100万册。于是，红红火火的余华从北京撤离，定居杭州。

即便是死心塌地宅在北京的“陈冠中们”，也忍不住要牢骚几句。2002年，陈冠中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的文章：

“更有些理由直让你想立即撤，如沙漠化，沙尘暴，脏，空气不好，干到触电，干坏皮肤，缺水，塞车塞车塞车，开车的人没有小路让大路的路权概念，出租车司机不认路但会绕路，出租车特窄特脏（我干嘛老说出租车），晚上街道暗——就算自称中央商业区的朝阳区也暗，有闷棍匪，少通宵便利店，东西粗糙，到处都在拆，不该拆也拆，整北京像个大地盘，房价比上海还贵，契税高，买房政策为难外地人，建筑没意思，没有像样的老洋房，旧民房特破，上世纪90年代还戴古装大帽子，新完成的地标建筑又土又大，真不知道容积率怎搞下来——这点京不如沪，甚至不及近年的鹏城和穗。”

说了这么多北京的“坏话”，北京人会生气吗？以陈冠中先生的旁听经验来看，那个站在你身边的北京人，关于北京“反而说得比谁都凶”。为什么？“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那人也不认自己是北京人，只是住在京，哪怕住了五年、五十年”。“在京的外地人来得久来得不久、活得好活得不好、有三证没三证，都不自认北京人，并且会强调自己是外地来的、原籍哪里”。

这段话道出了一个真正的事实：北京欢迎你，但你“来了”，并不表示你就“进来了”，这是一座适合流浪的城市，或者用个时髦的说法，你在这座城里极有可能“被流浪”；更多的外来者都不得不在皇城根下一遍遍咏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3。穿着不合身的“洋裤褂”

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建设世界城市”被定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目标的具体完成时间被定为2050年。一时间，北京目前到底离“世界城市”有多远？怎样全速前进？成为专家、媒体热议的焦点。而我们这本书更关心的是，当北京拖着1755万（专家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2500万）常住人口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作为这1755万分之一的你，会过得更好吗？

你或许会好奇，“世界城市”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世界城市”代表的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北京立志成为“世界城市”，那她必须在这五个科目上完全达标，也就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由此可见，成为世界城市，对北京而言，无疑是一次内外兼修的考验。但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北京首先都应该是一座“宜居之城”，否则一堆没有人气的钢筋水泥，谈何吸引力？即便将来在某些官方数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标，那也不过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标本。

在这一点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L．Soule），显然有更“痛楚”的感悟。他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并自认深爱北京这座城市，但他于2005年重返北京并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后，不由痛心地感叹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有果必有因，作为一个局外人，苏解放毫不客气地指出：“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

另外，“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很显然，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缺乏“北京特色”，以及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这个事实让一个老外痛心疾首。其中，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历史文化建筑被大量破坏，更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苏解放不明白，“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

但是，富有北京特色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飞快消失。建国初期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统计只剩下约3900条。根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仅占总量的43。7％；已呈现的是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占36。67％；已成为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占19。63％。这些能反映老北京原汁原味的旧城传统建筑，近年来以年均减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无怪乎，香港作家和摄影师廖伟棠不得不感慨：“在北京，你找不到北京。”

其实，对于北京城的扩建和改建，早在1950年，梁思成就提出了“旧城唯上”的理念。他坚决主张在北京西区另建新城，让长安街像一条扁担，把它们挑在大地的肩上，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但是，他与陈占祥等建筑学家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被中央否决了。毛泽东说：“从天安门望过去，应该到处是烟囱。”也就是说，北京不仅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还要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