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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吴教授所说，世界城市的要求使北京必须想办法持续有序地发展，大北京是必然：“世界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看着北京16800平方公里很大了，实际仅在这里做文章是不够的。大北京的前景是必然趋势，符合世界城市大发展的前景，是城市多功能的必然的趋势。”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2007年，有一个最牛的MSN签名：我是一只趴在窗户上面的蚊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却无法找到出路。蜗居于北京这座魔幻城市一隅的我们，遭际正像那只蚊子，横亘在我们与城市之间的玻璃，除了人情冷暖，还有那些冰冷的制度屏障玻璃。逃出去，成了追求品质生活的必然选择。如果这座城市待你不仁，为何还要留下来忍受白眼？
实际上，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这是北京摆脱“臃肿”困局的大势，也是全中国二三线城市纷纷崛起的大势。顺势而动，才是明智之举。
打破“环京津贫困带”困局
美国《资本论》专家华赞说：“文明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不是国际大都市的建立，而是小型农村的发展，国家的模式应该巩固中小城镇，以此分散资源和发展，让人们共享文明的成果；不是将资源和发展集中在大都市。”
这和吴良镛教授的“大北京地区”的概念本质相同，主张鼓励周边区域的发展，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达到区域的整体腾飞。
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美好景象却没能在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中国社科院于2006年对外公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让人忧心忡忡：
在河北与北京、天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有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环京津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专家分析，这反映出与上海相比，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
何谓“空吸”呢？《辞海》的解释是：流体在一个中间狭窄的管道里急速流过时，狭窄的地方的压强就低于大气压，如果在这个地方用细管接上另外的流体，接上的流体就会被吸入。而北京的“空吸现象”，则主要指北京与周边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周边地区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这又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对面村落的鸡会经常到这里来串门，对面谁家吵架了我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近得就像一个村，但是心里感觉可是天上地下，远着呢！”保定涞水县遽家蘑村的人经常看着北京郊县的郑家蘑这样说。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并不是迈过边界上的那座小桥、跨过那道田埂、越过那块界石、钻过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北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长期以来“索取大于给予”的政策所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孙久文说：“对北京与河北的关系，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河北地区应以满足中央政府和北京城市发展的各种需求为目标，而中央和北京市应当对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有所回报，这显然是停留在80年代的思维。”但事实远比孙教授形容的更糟糕。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根据《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的内容，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相继投入了4188亿元用于生态建设，以此成为京津两大都市的生态屏障。而且“因为2008年奥运会要举行了，河北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构建生态环境，对首都的环境改善也意义重大”。
京津冀，唇齿相依，难解难分。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也在几年前就提出，但一直都流于口头表态，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合作几乎没有。《燕赵都市报》记者王荣娟于2006年对此问题撰写文章《环京津贫困带困局：差距逐步扩大》：
“河北与京津的‘对接’恐怕更多意义上，是为保障京津的生态、保京津用水。”与北京毗邻的村民们对一体化的感觉具体而且现实。现实也正是如此，北京人喝的每五杯水中，就有三杯来自河北的潮河，天津的很大一部分用水也都来自河北。
“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北京为用水而给我们所做出的补偿。”虽然几年前，就有经济界人士提出“生态补偿”的概念，但河北方面相关部门尝试与北京寻求的“用水补偿”却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答案。
“不要再提补偿了，我们都麻木了。”涞水县水利局许多人士对这个问题谈得都有点不耐烦了。自从拒马河截流工程开始后，就不断地通过上级部门与北京协商，报告写得都不愿再写，专家组团也到当地考察过多次，双方的协调会也召开过，“都说对‘受灾’的群众应该补偿，可就是没有下文。”姬山说，地下水位越来越深，现在打一口井的费用得10多万，老百姓根本打不起，县乡财政本来就吃紧，工资有时都发不出来，无法给予补贴，吃水都成了困难事，更别提发展了。
“没有投入如何保住成果？”张家口市林业局造林科科长刘洪涛也很无奈，为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张家口地区退耕还林、荒山造林都需要大笔的投入资金。据了解，目前退耕还林国家在八年内每亩补贴140元，或者200斤粮食，荒山造林每亩只补贴50元。“如果没有发展后续产业的资金，补贴时间一过，没了土地的农民靠什么生活，如何更好的生活？”据刘洪涛介绍，当地即使发展经济果木，但因为经济条件限制，也只能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收入有限，更不用说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生态林了。“没有后续产业，就没未来。而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
环京津贫困带的产生，虽然有历史原因，但这种难言平等的“对接”也难辞其咎。
牺牲他人，成全自己，这是自私，亦是贪婪。美国作家艾本斯坦将这种行为归结为“势利眼”的重要表现之一，恐怕也是对北京这座城市最恰当的点评。
若将“环京津贫困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相比较，则更突显了上海开阔的“老大”风范，和北京势利的“老板”态度。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经过20年的合作，“长三角”旅游发展走向了良性循环，而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2004年“长三角”地区接待境外游客的数量是京津冀地区的1。8倍，创造的旅游收入则是京津冀地区的3倍。
学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若要破题北京“空吸现象”，北京的经济发展应以创新经济、现代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咨询为主，而把制造业让给天津和河北，这样才能凸显京津冀地区经济互补的优势；京津冀之间要发展为相互的竞合关系，推动地区合作发展。而要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现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加强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缓解城内外来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水资源的严重紧缺，北京过去那种蛮横地蚕食周边土地，机械地向外扩张的方法，显然无异于饮鸩止渴，只是在近郊多几座“睡城”而已。因此，即便北京再势利、再自私，使京津冀地区实现平等对接，让周边城镇真正分担她的一部分职能，已势在必行。
首钢搬迁至曹妃甸，三元集团等向承德抛出的合作绣球，都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的改革举动。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指出，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出六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密集区的战略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就是说，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个人而言，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周围，将出现更多的发展机会，二三线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活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带小”的原则，“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
2010年3月21日津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将打造滨海新区通往西北部的重要客货通道，还将连接京石客运专线、京沪高速铁路、津秦客运专线等三条线路，加快推进环渤海京津冀区域高速铁路网建设，缩短京津冀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快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进程。未来，还将建设以北京为中心，以京津为主轴，以石家庄、秦皇岛为两翼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按照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710公里。
2010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官员透露，《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有望年内出台。目前，从北京开车到曹妃甸，不到3个小时。高速铁路修通后，仅需50分钟，属于典型的“一小时经济圈”。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按照“8＋2”的模式，以北京、天津为双核，一小时能到达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
北京的定位正在经历“去经济化”。北京市发改委前副主任王海平说，北京将从实际出发，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去年北京和河北首次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的备忘录，确定双方将在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九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该协议被认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破题之作。这意味着北京在与兄弟省市的合谋发展方面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大城市的困惑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09年11月24日刊发时事评论员马玲的文章《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作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显：
“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
作者参观了江苏小城张家港，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个昔日的农村水乡，怎么能这么美，似乎比现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干净、宜居。街上看不到一丝废弃物，随着张家港市多年对吐痰、扔烟蒂的重罚，保护环境已成为市民的习惯，不仅地面整洁，天空也很干净。当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敌。”
于是，在“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品质”之后，马玲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更美好的生活到底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
最后，在分析了“大北京地区”和“大上海地区”的发展趋势之后，马玲认为从中心地带的大城市走出去，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就像向日葵追逐阳光一样，人们总是会在发展机会与生活质量这个“鱼与熊掌”的抉择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多，但对一般的打工者而言，要想在大城市安居颇为不易，不仅房价高，物价也高。随着城际交通的越来越便捷，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将会越来越被人青睐，比如像上海周边的张家港、常州、昆山这样的中小城，其比上海宜居。北京周边虽然还未出现张家港这样高水平的小城，但临近北京的河北诸多小城小镇像燕郊、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经成为北京许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离开北京？首先肯定是因为在城里过得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2009年7月7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九的“昂贵城市”。
美世公司又于2010年5月25日公布了“2010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对全球221个城市，依据10个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政治和社会环境、医疗福利体系等作了调查。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