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但是，奥组委正式宣布解散，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离开。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也许是正面宣传的力量过于强大，外界普遍以为奥运人才早已被政府机构和大型国企尽数收入囊中，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宝贵遗产妥善使用了。事实却不竟然。
2008年3月28日，北京奥组委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和北京市国资委，就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问题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九家公司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
一时间，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大力宣传。这条消息出来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电话，看到这条消息的家人以为于小天在赛后将“板上钉钉”地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奥组委的一位实习生也听到类似的传言：“听说他们P1中80％会进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实是2008年10月17日为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举行的专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为奥组委提供一百多个工作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个工作岗位，与1500人的80％相差甚远。
虽然招聘会共提供岗位1753个，前来应聘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只有1500多人，供需比达到了1：1。17，这在北京举办的招聘会中还是头一次出现。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人岗匹配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岗位竞争白热化——有1/3的应聘者向中石油投送了简历，有的岗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而且几乎所有的招聘单位都要求应聘者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对于年龄有40、38、35岁以下的限制。再加上时下盛行的“潜规则”，此次招聘会结果必然是“不可说，不可说”。
毋庸置疑的是，为做好赛后人员再就业工作，官方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奥运人才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还以公务员招考形式吸纳了上百名奥运人才。
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
但是，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因为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对于这批奥运人才的“失业”问题，FT中文网专栏作家龙溪微微撰写的《奥运会后“变脸”？》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们中不乏海归、硕博等高学历，也不乏良好的工作履历，很多人当初辞去原单位待遇优厚的工作，只为圆自己心中的奥林匹克梦。
“为了让这批人安心服务两个奥运，北京奥组委很早就启动了赛后安置工作，提前与几十家央企和国企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消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也给不少奥运人吃了定心丸，以平均每天12…16个小时的强度，心无旁骛地投入赛事筹办工作中。但之后的赛后安置和双向选择工作，却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国字头企业是当初媒体宣传的最大卖点，却在某种程度上‘忽悠’了奥组委应聘者。据悉，某大型国有能源型垄断企业分公司向十一位奥运人抛出了橄榄枝，不料人员审批手续上报后，总公司领导却改变了主意，一句话就把要约变成了废纸。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某国内著名体育用品经营公司。一位应聘公关职位的奥运人透露，在一面和二面结束半个月后，他被告知要等到11月底领导出差归来才能进行最后一轮面试。又是一番苦苦等待之后，该公司的最终答复如下：大家的英文能力都挺强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挺棒的，但考虑到没有在相关公司工作的经历，进来之后需要有很长一段适应期，我们就不如招聘应届毕业生合算了，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先不招聘了。
“总之，也许是金融危机的缘故，也许是强扭的瓜不甜，很多与奥组委签署就业协议的企业纷纷上演‘变脸’，或是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或是提供条件较差的低级岗位或偏远岗位，个别企业甚至在大张旗鼓面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简言之，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诚意。”
此外，尽管大部分调用人员都顺利返回原单位报到，支奥经历成为他们履历表上光辉的一笔，但部分人员面临原有岗位被取代的“冷板凳”现象，不得不重新加入市场择业大军。
想要留在北京，谈何容易？即便是攀上了“奥运会”这根高枝，也前途未卜，只因北京的门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高得遮天蔽日。
据《京华时报》2006年9月15日报道：日前，北京市2008环境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针对奥运期间放假、机动车限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境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确定初步处理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北京市将对四种不同情况的流动人口实施控制。对于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可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消息一出，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反响。反对的、愤怒的、申辩的、澄清的，不胜枚举。虽然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卢映川在2008年8月2日的“北京市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北京市政府“奥运期间劝返民工回乡”的传闻，“我没有听说专门清理限制外来农民工的事情”，并向外界解释说“这些劳动者的流动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但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题为“奥运ABC之B：农民工何去何从”的文章，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不可否认，没有450万的农民工，北京不可能这么快速、低廉地建造起巨大的体育新场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每个农民工的月收入为996元，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只是暂时被容忍待在城市里，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
这些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去面对。如果你说连奥组委的高级人才都并非个个皆能因为奥运会在北京找到立锥之地，凭什么在北京盖了几天房子就可以留下来？那你的感觉不可谓不敏锐。
因为这就是北京在用人问题上一贯的姿态：愿者上钩，优胜劣汰。
2。“三高”企业请回去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1）我国人才资源主要分布在教育、文化、卫生、经济、会计、传统工业等；农业、信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人才较少；新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环保等工程技术类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高新技术和复合型的创新人才更是缺乏。（2）国有部门人才多，非国有部门人才少。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2007年年末我国共有专业技术人员3313。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2387。8万人，占72％。高级专家队伍52％以上分布于高等院校，41％以上分布于独立的科研院所，只有7％分布在企业。而发达国家的人才资源分布正好相反，多数在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一半以上在企业部门，美国8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企业部门。（3）人才地域分布不够合理，我国高级人才86％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广阔的西部地区人才极度匮乏。（4）产学研严重脱节，理论不能应用于实际。目前我国企业的研发状况是：大型企业拥有少量的研究与开发人才，小企业几乎没有研发人才。根据人事部2004年统计，我国企业每万人中拥有的研究与开发人才不足3人，而日本是49人、美国是48人、德国35人、加拿大和英国都是25人”。
当我们把目光从全国聚焦至北京，就会发现出现上述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与大城市的“优胜劣汰”密不可分。而且，糟糕的是，北京对人才的高低判断，往往十分自私自利，甚至是带着严重的“歧视”。
“喝不饱”的北京
“月底应该就彻底歇了，没办法，政府让关停就只好关停了。”说这话时，北京三力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广合的神情有些黯淡。
2009年8月20日，距离6月25日的停炉已近两个月，三力水泥厂散落煤灰的仓库里还堆积着一些袋装水泥，也还有一些小车陆续进厂拉货。不过，“炉子早就停了，最近就是把剩下的熟料磨成水泥卖完就完了。”徐广合说。
这一切表明，徐广合别无选择。2009年7月6日，北京市工业促进局联合多个部门下发了《北京市“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小水泥企业有序退出的实施意见》；按照计划，2009…2010两年内，北京将关停13家水泥企业，年减少水泥生产能力252万吨。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2008年，由于举办奥运会，北京已没有批准新的水泥生产线上马。而此番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水泥企业，北京市相关部门则明确提出，到2010年底，北京水泥企业将由2008年底的25家减少到10…12家。”
北京市经信委也于2009年12月16日不无欣慰地对外宣布：已有79家“三高”企业退出北京市，合计节约能源19。91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北京30万常住人口2007年全年的生活能耗。此外，这79家企业的退出，也使北京节约新鲜水535万立方米，相当于2—3个昆明湖的储水量。
水，一直是北京颇为纠结的大问题。
《潇湘晨报》2010年6月24日这样报道：“进入6月，北京颐和园团城湖敞开肚皮，在预计半年的时间内，它将‘吞’下来自河北黄壁庄、岗南、王快三座水库的2亿立方米的应急供水。来自数百公里外的调水，将经过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石家庄至北京）应急供水工程总干渠。这也是自2008年建成以来，中线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
据专家介绍，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亿立方米左右。由于地表水可用量越来越“金贵”，除异地调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来自地下水，接近供水总量的2/3。
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北京超采地下水已维持多年，由此造成大面积地面沉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现在平均一年要多抽五到六亿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的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地下水历经千百万年形成，其补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它被视为“子孙水”、“救命水”，一般作为战备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但事实上，为了“在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感觉到缺水，拧开水龙头，自来水还是哗哗地流”，以维持这座有着1755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的日常运作，北京已提前支取宝贵的“子孙水”。
正是在这样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让“三高”企业从北京撤离成了势在必行的事儿。水乃生命之源，谁都不想跟首都“玩命”吧？显然，北京水资源的“焦虑症”由来已久。
尽管为解北京之渴，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于2010年6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市供水。但长期关注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者王建担心的是，调水虽然又一次解了北京的水之忧，但同处华北平原，北京缺水，河北、天津也不例外，调水总非长久之计。曾任职于北京环保局的王建长期研究北京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是北京颇有点名气的水专家。在他看来，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是“正在累积的生态灾难”的表现，出现这种困局的原因，则是自然降水条件减少和人为的不合理开发。
王建用一组数字佐证了他的观点：以地表水来水量为例，北京地区的主要水库之一官厅水库，1955年至1960年的年均来水量是20．3亿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锐减到0．09亿立方米。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资源仅210立方米，是中国年人均水资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资源的1／40。在解放初期，北京有约400万人口，而现在人口增加了4倍，“可是大自然的水没有增加4倍”，王建说，北京业已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但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北京的城市生活用水又是万万断不得的。所以，河北等省市尽管自己也没多少“余粮”了，还是忍痛为首都输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