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说，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么多人口居住条件恶劣。
2010年6月1日，唐家岭村的东北角，张贴出了“给客居唐家岭朋友的一封信”，名为《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落款是“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村民委员会”。内容如下：
客居唐家岭的朋友：
您好！
唐家岭是北京市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该地区进行整体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乡接合部整体改造，加快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唐家岭腾退搬迁工作按计划将于6月份正式启动。
也许您在唐家岭租住多年，对唐家岭有着故乡般的感情；也许您来唐家岭居住刚半年或两三个月，但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我们坚信，您来京城打拼，就是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现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当新唐家岭建成的时候，我们真诚欢迎您重回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因为这里拥挤的公交、横行的“黑车”、坑坑洼洼的路面、林林总总私自加盖的小房子，与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形象构成严重落差，而城乡结合部治安混乱、黄赌毒滋生等社会问题，也是“城中村”濒临灭绝的关键原因。有专家甚至将“城中村”定义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
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柳钦对“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做了如下归纳：“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这些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在城区以外的农村看来，它无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从城市居民看来，它俨然仍是农村，仍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乡巴佬’居住点。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市的现象，诸如：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率像城市，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对于这样一个“乡巴佬”，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0年，北京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经有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的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这33个挂账村包括朝阳区姚家园村、官庄村，大兴区庑殿二村、庑殿三村，海淀区唐家岭村、振兴村、门头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岭，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整体改造完成后，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的“公寓”楼将被拆除。他们将按宅基地面积置换回迁房，集中上楼。腾挪出来的土地，一部分还耕还绿，一部分留作村集体的产业用地。而为数更多、实质上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远的村落。与此同时，北京还表示，将进一步关注新城周边的村落，“防止城乡接合部问题向新城转移”。
就在唐家岭风风火火地被拆除之时，曾名噪一时的位于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楼的“胶囊公寓”——蚁族的另一个栖身之所，也因低于国家规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积，于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3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8个窄高铁盒子，“1。0的普通版每间3个，月租250；2。0升级版每间2个，月租350元”，这就是“胶囊”。胶囊公寓于2010年2月初开工。它的设计者是78岁的老人黄日新，这个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是2009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胶囊旅馆”后，萌发了自己建造“胶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
黄老先生的胶囊公寓3月开始对外出租那会儿，北京市统计局称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楼市的热度加速了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三间“胶囊公寓”立刻挠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2010年5月份出台的《北京房屋租赁管理规定修改草案》对群租问题规定：租住成套楼房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但胶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积只有2。2平方米，没达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积的要求。
政府似乎把什么问题都想好了，惟独漏了曾将这些地方作为“避风港”的数万“蚁族”大军，在“巢穴”被一锅端之后，下一站该去哪里？
大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搬”，离开聚居地，再次去寻找物美价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进城市公寓。选择前者，只会让“蚁族”越搬越远，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动荡。而后一种选择，也因持续走高的房屋租赁价格而成为泡影（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环比上涨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涨15。8％。其中大兴、昌平、顺义的租赁市场价格增长幅度最大，环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种是“离”，在现实面前低头，收拾包裹离开这座城市，但这对怀揣梦想的“蚁族”来说，将是多大的打击？
虽然，北京市准备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房，尤其是准备鼓励村集体、企业在非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公共租赁房，村民和企业可以入股、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公租房建设当中。这些“村办公租房”有望对非京籍人群开放。
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字眼儿：“准备”、“有望”。也就是说，蚁族们美好的窝，仍处于蓝图阶段，而他们被赶出唐家岭等“城中村”之后，明天晚上睡在哪儿？却是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检察日报》评论说：“不管是‘搬’还是‘离’，对于‘蚁族’来说都是残酷的。选择蜗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蚁穴’，就目前来讲，即便出发点再正确，未来再美好，推进城中村整治，对‘蚁族’而言，难说不是一场灾难。”
然而，你怎能期望伟大的北京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苦衷。在不远的将来，你有可能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住上干净的公租房。至于眼下的困难，请自行克服——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梦想，但是光有梦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须学会咬紧牙关，咬紧再咬紧！
谁在沦落底层？
《人民论坛》曾联合腾讯网做过一项网络问卷调查，关于“谁在沦落底层”，有2万多人参与问卷。
其中，在对底层人群的突出特征的认知上，“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和生存发愁”（22。9％）、“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18。58％）、“有冤难诉，有事难办，有苦难言”（18。29％），在众多选项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的人群。92。37％的投票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且63。81％的人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没有”。
但是，民众对“蚁族”的认知，与专家学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主编陆学艺更是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这一结果自然引发了社会上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数据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网友戏谑自己“被中产”了。
《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王孟龙，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中产阶层。他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这个观点得到了署名“一条菜”的网友的认同，他说：“‘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说到中产，就不得不提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就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时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层”，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