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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到，我要在《曹雪芹》续稿中，引进戴震来。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搞得喧宾夺主。你更不要担心，我让戴震来谈哲学论文。但是，塑造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尤其要用写意的笔法。大笔勾勒出来，恐怕更难。在曹雪芹和戴震两人中间，我竟然想到了古代传说的王子与贫儿的故事。从曹雪芹的家世和他所写的《红楼梦》来看，他似乎生来就如同王子中的王子。而戴震，生来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儿。
一个王子，一个贫儿，在那个时代，在他们各自特定的环境中，居然具备了同等高度的哲学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我强烈的要探索他们的愿望。这也就是我要在《曹雪芹》的创作中，引进戴震的主要原因。
戴震是一个小布贩的儿子，据他的学生段玉裁的记述，说他十岁才会说话，在村塾读书，便和老师问难。稍长，精通数学，讲求实用，还做过龙尾车等一些器械。因为受族人欺负，才跑到北京来，教家馆做编辑，一生贫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实在是集了前人的成果，在人类哲学史上，都要站在光辉的前列。他也许没有王夫之那么博大雄浑，但他深刻精辟，确实超过前人。
我在文献中，没有发现曹雪芹和戴震有会面的情况，因此，我也不打算虚构他们有任何相会的场面。反之，我认为这样处理，会更激动读者的心灵。看过脂批的人，都会感到“一芹一脂”，已经表现出很多可感的情节，如果曹雪芹能和戴震相会，那该有多么好呀！但事与愿违，事实并不按照这个公式进行。请恕我不妨在这儿用一句套语吧：
“读者至此，不禁掩卷唏嘘者久之！”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是反儒的。《红楼梦》中借宝玉的口说，“四书”是不读的，只要记住“明明德”这几个字就行了。这决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观点上，他和戴震寻到了共同的观点。很可能由于这一点，他才认为孔夫子是“亘古一人”的大哲学家。
我在《曹雪芹》上部描写曹雪芹在平郡王府做福彭伴读的地方，匾额上题“在明明德”，又形容那个地方是“亚”字形建筑，就是为将来曹雪芹对这几个字的解释作的伏笔。
分析这个“德”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呢！我收藏过一颗春秋时代的古印，可以看到“德”字“心”的上边，也是个“心”字。我们现在写作“”的，实在是“心”的象形。那颗古印，下边的这个“心”，作“二”，（秦碑“大夫”两字写作“大二”，与此正同。可见德字原是两个心字的复合，行的偏旁是后加的）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关于这颗古印的描写，也会在《曹雪芹》续稿中出现。“德”最初的含义，不是我们现在通行的道德、德行的意思，而是指元素，或事物本来的性格特征。心、性、德的字义是相通的。曹雪芹特别指出“明明德”这三个字来，不是顺口一说就算数的，而是道出他精湛的思想实质和对孔夫子的理解高出同代人。
傅青主是受老庄影响的人，他对生死的概念，都是以庄子的概念来对待的。他立的“遗嘱”，摈弃儒家的一切规矩礼法，表现出他的思想光辉来。傅青主对当时的儒家骂道：“狗奴才，眼里容不得一个老子！”（旅行期间，没法核对原文，我想原意是不错的）以这样的礼貌来对待儒家，为老子争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很出色的行动。那么，在《红楼梦》中，以“明明德”这三个字来扬弃“四书”的其他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更加出色的行动。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有机会再作长谈吧！
最后，我想和你谈一个问题。这就是与曹雪芹家世、身世有关的三个皇帝。
大家都知道康熙这位皇帝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到由西边来的一股力量，要对中国成为威胁，他警告过他的臣民，并且励精图治，切实充实自身的力量。
康熙的所作所为，从他八岁登基以来，到他六十九岁驾崩，都得到“好皇帝”的美称。而雍正则不然，从登基到死，仅仅十三年，总有流言蜚语跟着他。我对清史没有更多的研究，只有一些东鳞西爪的知识而已，但我总想为雍正说几句话。
雍正不许造大屋、盖庙堂，这是他严守不渝的。他没有大摆排场地巡游，他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见他是很重视休养生息的。他纵观过去的历史，他最担心的是他死后，他的兄弟会推翻他儿子的皇位，夺权自立。因此，他要在他手上，清除这些政敌。当然，有民族思想的文人，他也决不轻轻放过。这些问题，都要放在历史的范围来考察，才会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三个皇帝中，在中、下卷里，我写乾隆较多。乾隆和雍正相反，他几下江南，几番征战，大造离宫……能有这等雄厚的物质力量来供乾隆运用，无疑是雍正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乾隆的外交政策、统治思想，以及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都会有些触及。
总之，我对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帝，都感兴趣。我本来想从曹寅写起，这当然就会有大量篇幅写到康熙。但那样就会拉得太长，所以只好从康熙死写起。本来，我怕我的身体不好，精力照顾不及，只打算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还有余力，再写他的晚年，这就是原来计划写五十万字的原因。后来由于健康有所好转，才决定从他的童年时代写起，也就是现在的上卷部分了。
目前，我正在写中卷，计划写三十万字左右，主要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再没有其他插曲，年内可以写出来。明年底完成下卷，也就是曹雪芹的晚年部分。任务还是艰巨的，特别是对我来说。不过，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相信还是能完成的！
不多写了。祝
夏安！
1980年7月29日于松花江畔友谊宫
（原载《鸭绿江》，1980年8月第9期）
《曹雪芹》友声
在我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时，得到各方面的关切和鼓励。有的是来自遥远的边疆，有的是来自多年失去音讯的好友，有的是来自没有见过面的新人，有的是没有留下地址的关怀……
这种洋溢的热情，对我确实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最有力的敦促。
古代的哲学家庄子说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一个人最多也不过活到一百岁左右吧！在抗战期间，组织过“老子军”的一位长者来看我。从谈话中，可以断定他知道得并不能算少；最近，我又收到朋友寄给我的一位将近百岁老人写的回忆录，一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也不能算少。但多和少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局限于一定空间和时间的。在“诗经”时代，中国人就赞美友情，就懂得“求春友声”是共鸣的表现。在生活中，忽然闯进一位新客人，通过交谈，引为同调，这例子并不少见……因为人际关系，重要的是“了解”。
一个人的实践，必须和别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视野才能阔大，思路才能活跃，才能从“有涯”中得到克服，才能向“无涯”中去靠拢……
俗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我和别人同行，就不止三人了，那么，可师的也就更多了。这还不止是倍数的增加，而是乘方的增加。
那么，在我借此机会向新老朋友表示感谢的时候，摘录二三事例，以公同好。虽然事先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为了要说明我上述的意思，我想他们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吧！这也正表明，只要是光和热，不但自身随时随地会散发出来，同时也会激发别人的光和热。
大概关心《红楼梦》的人们，都知道近年发现一些与曹雪芹有关的东西。其中，最引人关切的，就是所谓“脂砚斋”的脂砚。我的老友是一位海内著名古砚收藏家，脂砚正是在他手中流传的。他告我这脂砚的经过，说它不真。
另外，他来信中还提到一些事情。提到我的老师吴宓先生写川剧剧本《晴雯》的经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很关心我这位老师的遭遇，便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几经周折，才知道他1975年在他妹妹家中逝世。现在才又得到这条线索。以前我看过昆曲《晴雯》，无疑，这是一个卓越的剧目。作者是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的一朵焦骨牡丹。可是多年来，便有风刀雨箭严相逼迫，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重返枝头。
现在，才知道川剧也有了这个剧目，是由吴宓先生写的。这时，古月堂的晨夕，珞珈山的风暴，像八月江潮般都来眼底……我的眼睛虽已湿润，但还能辨认得出，老友的信上写道：
“……旧友中，吴宓是以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数十年坚持不变（从1919—1975）。但是，数十年无人注意，著作未出版，积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烧毁，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重庆川剧团最近上演《晴雯》剧本是以老兄在1941年前后写的《晴雯》话剧改写的。非常好，……兄剧本原件，是我供给吴的，吴也说兄原作写得好，见到兄《宝玉新释》，偶然想及此事。我们很久未见面，但兄自1977年以后在上海《文汇报》等发表的文章，我都读过……”
又有广东朋友从锦岩东麓寄来的信上写道：
“明末陈岩野先生，当扬州十日之后，在顺德锦岩岗揭竿而起。后来，不幸在广州郊战献身。乡人为了纪念他，就在岗麓旧址，筑衣冠冢，道旁植相思树为念。上次寄上的红豆，是早时捡藏下来的，现在冢存树毁。有些文字说它就是台湾相思结的豆实，这恐是误会。后者，到处都有，攀枝附干，很少成形，只能成丛。作风景时，开黄花，豆荚窄细，子实褐色，无光泽。倘使是一物，那福彭不会看中它，小五爷也不会拿它做饵了。童时在上海，有一种专供孩童买吃的，青蛙或小甜面包，双睛是嵌上红黑两色中分的红豆子，很惹人欢喜。粤语称作相思豆。中秋月饼中也有用来作鲤鱼饼的双睛，这不是红豆，如果大妞绣架上龙睛嵌的红黑分明的小豆子，那件龙袍只合舞台上诈醉斩郑恩的老赵穿了。赤豆在广东也称红豆，但这三者不会混淆，主要是合嵌骰子的，从来没听过论斤两买卖，那九十九颗，实在也难为胡发了。拿红豆镶嵌饰物，现在甚少见了，有，也是上了年纪用作纪念而已，赶时髦的谁不追求钻玉？”
这位老友把两粒红豆从陈岩野墓旁的相思树上摘下来寄赠给我，现在摆在案前，树已被毁，这仅存的硕果，就更加牵引我思绪万千……
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从戴震的家乡，给我寄来了有关戴震的史料。为我塑造这位大思想家的形象，提供了便利。在我写了《宝玉新释》之后，又得到他寄给我的安徽劳动大学、徽州地区、屯溪市戴震著作选注编写组整理出来的《戴震传略》打印本。在这篇传略的结尾上，有这样一段话：
“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完成于避难生活结束后的1766年，历十多年之苦难。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是他同时期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共同性格。”
这个结论，对我把曹雪芹和戴震放在一个戥子上来称，更增加了信心。他们从思想和性格上作出的判断，为我在形象思维方面，寻找到了共同的依据。
…………
友声，对我今后创作《曹雪芹》提供了可喜的助力。
走进深山老峪的樵夫，听到啄木鸟的声音，也会感到亲切。何况，不仅听到了足音，而且还听到了友情的呼唤呢！
…………
1980年7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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