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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到,我要在《曹雪芹》续稿中,引进戴震来。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搞得喧宾夺主。你更不要担心,我让戴震来谈哲学论文。但是,塑造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尤其要用写意的笔法。大笔勾勒出来,恐怕更难。在曹雪芹和戴震两人中间,我竟然想到了古代传说的王子与贫儿的故事。从曹雪芹的家世和他所写的《红楼梦》来看,他似乎生来就如同王子中的王子。而戴震,生来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儿。
一个王子,一个贫儿,在那个时代,在他们各自特定的环境中,居然具备了同等高度的哲学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我强烈的要探索他们的愿望。这也就是我要在《曹雪芹》的创作中,引进戴震的主要原因。
戴震是一个小布贩的儿子,据他的学生段玉裁的记述,说他十岁才会说话,在村塾读书,便和老师问难。稍长,精通数学,讲求实用,还做过龙尾车等一些器械。因为受族人欺负,才跑到北京来,教家馆做编辑,一生贫困。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实在是集了前人的成果,在人类哲学史上,都要站在光辉的前列。他也许没有王夫之那么博大雄浑,但他深刻精辟,确实超过前人。
我在文献中,没有发现曹雪芹和戴震有会面的情况,因此,我也不打算虚构他们有任何相会的场面。反之,我认为这样处理,会更激动读者的心灵。看过脂批的人,都会感到“一芹一脂”,已经表现出很多可感的情节,如果曹雪芹能和戴震相会,那该有多么好呀!但事与愿违,事实并不按照这个公式进行。请恕我不妨在这儿用一句套语吧:
“读者至此,不禁掩卷唏嘘者久之!”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是反儒的。《红楼梦》中借宝玉的口说,“四书”是不读的,只要记住“明明德”这几个字就行了。这决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观点上,他和戴震寻到了共同的观点。很可能由于这一点,他才认为孔夫子是“亘古一人”的大哲学家。
我在《曹雪芹》上部描写曹雪芹在平郡王府做福彭伴读的地方,匾额上题“在明明德”,又形容那个地方是“亚”字形建筑,就是为将来曹雪芹对这几个字的解释作的伏笔。
分析这个“德”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呢!我收藏过一颗春秋时代的古印,可以看到“德”字“心”的上边,也是个“心”字。我们现在写作“”的,实在是“心”的象形。那颗古印,下边的这个“心”,作“二”,(秦碑“大夫”两字写作“大二”,与此正同。可见德字原是两个心字的复合,行的偏旁是后加的)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关于这颗古印的描写,也会在《曹雪芹》续稿中出现。“德”最初的含义,不是我们现在通行的道德、德行的意思,而是指元素,或事物本来的性格特征。心、性、德的字义是相通的。曹雪芹特别指出“明明德”这三个字来,不是顺口一说就算数的,而是道出他精湛的思想实质和对孔夫子的理解高出同代人。
傅青主是受老庄影响的人,他对生死的概念,都是以庄子的概念来对待的。他立的“遗嘱”,摈弃儒家的一切规矩礼法,表现出他的思想光辉来。傅青主对当时的儒家骂道:“狗奴才,眼里容不得一个老子!”(旅行期间,没法核对原文,我想原意是不错的)以这样的礼貌来对待儒家,为老子争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很出色的行动。那么,在《红楼梦》中,以“明明德”这三个字来扬弃“四书”的其他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更加出色的行动。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将来有机会再作长谈吧!
最后,我想和你谈一个问题。这就是与曹雪芹家世、身世有关的三个皇帝。
大家都知道康熙这位皇帝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到由西边来的一股力量,要对中国成为威胁,他警告过他的臣民,并且励精图治,切实充实自身的力量。
康熙的所作所为,从他八岁登基以来,到他六十九岁驾崩,都得到“好皇帝”的美称。而雍正则不然,从登基到死,仅仅十三年,总有流言蜚语跟着他。我对清史没有更多的研究,只有一些东鳞西爪的知识而已,但我总想为雍正说几句话。
雍正不许造大屋、盖庙堂,这是他严守不渝的。他没有大摆排场地巡游,他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见他是很重视休养生息的。他纵观过去的历史,他最担心的是他死后,他的兄弟会推翻他儿子的皇位,夺权自立。因此,他要在他手上,清除这些政敌。当然,有民族思想的文人,他也决不轻轻放过。这些问题,都要放在历史的范围来考察,才会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三个皇帝中,在中、下卷里,我写乾隆较多。乾隆和雍正相反,他几下江南,几番征战,大造离宫……能有这等雄厚的物质力量来供乾隆运用,无疑是雍正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乾隆的外交政策、统治思想,以及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都会有些触及。
总之,我对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帝,都感兴趣。我本来想从曹寅写起,这当然就会有大量篇幅写到康熙。但那样就会拉得太长,所以只好从康熙死写起。本来,我怕我的身体不好,精力照顾不及,只打算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还有余力,再写他的晚年,这就是原来计划写五十万字的原因。后来由于健康有所好转,才决定从他的童年时代写起,也就是现在的上卷部分了。
目前,我正在写中卷,计划写三十万字左右,主要写曹雪芹的青年时代。如果再没有其他插曲,年内可以写出来。明年底完成下卷,也就是曹雪芹的晚年部分。任务还是艰巨的,特别是对我来说。不过,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相信还是能完成的!
不多写了。祝
夏安!
1980年7月29日于松花江畔友谊宫
(原载《鸭绿江》,1980年8月第9期)
《曹雪芹》友声
在我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时,得到各方面的关切和鼓励。有的是来自遥远的边疆,有的是来自多年失去音讯的好友,有的是来自没有见过面的新人,有的是没有留下地址的关怀……
这种洋溢的热情,对我确实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最有力的敦促。
古代的哲学家庄子说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一个人最多也不过活到一百岁左右吧!在抗战期间,组织过“老子军”的一位长者来看我。从谈话中,可以断定他知道得并不能算少;最近,我又收到朋友寄给我的一位将近百岁老人写的回忆录,一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也不能算少。但多和少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局限于一定空间和时间的。在“诗经”时代,中国人就赞美友情,就懂得“求春友声”是共鸣的表现。在生活中,忽然闯进一位新客人,通过交谈,引为同调,这例子并不少见……因为人际关系,重要的是“了解”。
一个人的实践,必须和别人的实践联系起来,视野才能阔大,思路才能活跃,才能从“有涯”中得到克服,才能向“无涯”中去靠拢……
俗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我和别人同行,就不止三人了,那么,可师的也就更多了。这还不止是倍数的增加,而是乘方的增加。
那么,在我借此机会向新老朋友表示感谢的时候,摘录二三事例,以公同好。虽然事先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为了要说明我上述的意思,我想他们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吧!这也正表明,只要是光和热,不但自身随时随地会散发出来,同时也会激发别人的光和热。
大概关心《红楼梦》的人们,都知道近年发现一些与曹雪芹有关的东西。其中,最引人关切的,就是所谓“脂砚斋”的脂砚。我的老友是一位海内著名古砚收藏家,脂砚正是在他手中流传的。他告我这脂砚的经过,说它不真。
另外,他来信中还提到一些事情。提到我的老师吴宓先生写川剧剧本《晴雯》的经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很关心我这位老师的遭遇,便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几经周折,才知道他1975年在他妹妹家中逝世。现在才又得到这条线索。以前我看过昆曲《晴雯》,无疑,这是一个卓越的剧目。作者是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的一朵焦骨牡丹。可是多年来,便有风刀雨箭严相逼迫,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重返枝头。
现在,才知道川剧也有了这个剧目,是由吴宓先生写的。这时,古月堂的晨夕,珞珈山的风暴,像八月江潮般都来眼底……我的眼睛虽已湿润,但还能辨认得出,老友的信上写道:
“……旧友中,吴宓是以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数十年坚持不变(从1919—1975)。但是,数十年无人注意,著作未出版,积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烧毁,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重庆川剧团最近上演《晴雯》剧本是以老兄在1941年前后写的《晴雯》话剧改写的。非常好,……兄剧本原件,是我供给吴的,吴也说兄原作写得好,见到兄《宝玉新释》,偶然想及此事。我们很久未见面,但兄自1977年以后在上海《文汇报》等发表的文章,我都读过……”
又有广东朋友从锦岩东麓寄来的信上写道:
“明末陈岩野先生,当扬州十日之后,在顺德锦岩岗揭竿而起。后来,不幸在广州郊战献身。乡人为了纪念他,就在岗麓旧址,筑衣冠冢,道旁植相思树为念。上次寄上的红豆,是早时捡藏下来的,现在冢存树毁。有些文字说它就是台湾相思结的豆实,这恐是误会。后者,到处都有,攀枝附干,很少成形,只能成丛。作风景时,开黄花,豆荚窄细,子实褐色,无光泽。倘使是一物,那福彭不会看中它,小五爷也不会拿它做饵了。童时在上海,有一种专供孩童买吃的,青蛙或小甜面包,双睛是嵌上红黑两色中分的红豆子,很惹人欢喜。粤语称作相思豆。中秋月饼中也有用来作鲤鱼饼的双睛,这不是红豆,如果大妞绣架上龙睛嵌的红黑分明的小豆子,那件龙袍只合舞台上诈醉斩郑恩的老赵穿了。赤豆在广东也称红豆,但这三者不会混淆,主要是合嵌骰子的,从来没听过论斤两买卖,那九十九颗,实在也难为胡发了。拿红豆镶嵌饰物,现在甚少见了,有,也是上了年纪用作纪念而已,赶时髦的谁不追求钻玉?”
这位老友把两粒红豆从陈岩野墓旁的相思树上摘下来寄赠给我,现在摆在案前,树已被毁,这仅存的硕果,就更加牵引我思绪万千……
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从戴震的家乡,给我寄来了有关戴震的史料。为我塑造这位大思想家的形象,提供了便利。在我写了《宝玉新释》之后,又得到他寄给我的安徽劳动大学、徽州地区、屯溪市戴震著作选注编写组整理出来的《戴震传略》打印本。在这篇传略的结尾上,有这样一段话:
“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完成于避难生活结束后的1766年,历十多年之苦难。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是他同时期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共同性格。”
这个结论,对我把曹雪芹和戴震放在一个戥子上来称,更增加了信心。他们从思想和性格上作出的判断,为我在形象思维方面,寻找到了共同的依据。
…………
友声,对我今后创作《曹雪芹》提供了可喜的助力。
走进深山老峪的樵夫,听到啄木鸟的声音,也会感到亲切。何况,不仅听到了足音,而且还听到了友情的呼唤呢!
…………
1980年7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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