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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耶德的这些说法都缺乏可靠的证据，但却经常成为媒体的焦点。而且，他的种种说法从来都不乏支持者。
在车祸发生后几天之内，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报纸上就开始出现各种离奇诡异的报道，称戴安娜是被谋杀的，目的是确保她不会嫁给一个穆斯林。包括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在内的一些政治领导人都曾谈及此事。
即使在英国，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四分之一以上的英国民众认为这起车祸并非意外事故，而是一桩谋杀案。
在法耶德认定车祸为蓄意谋杀的10点理由中他提到，车祸发生时为戴安娜和多迪开车的司机亨利·保罗是为英国军情六处和法国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保罗在车祸发生当晚曾与上述情报机构人员见面，并获得他们提供的现金。
英国《独立报》曾报道说，车祸发生时，保罗身上携带1200英镑（约合2400美元）现钞，随后调查人员在保罗的多处银行账户中发现总计17万英镑的存款，而他在酒店工作的月薪只有1500英镑。面对质疑，保罗的母亲坚持说巨额资金源于酒店客人给的小费。这种能付得起30多万美元“小费”的主应该是谁呢？
保罗母亲的这种说法无疑是把自己的儿子给出卖了，让人很快就会联想到付“小费”的人，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机关和团体。
关于戴妃死因的调查看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真相会浮出水面。不过到那时候，军情六处可能也已经没有隐瞒真相的必要了。
第六十一章 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可以听到北京飞机降落的声音
英国情报部门的窃听，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2004年2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英美是怎样窃听世界的。文章援引情报专家詹姆斯·班福德的话说，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每小时截获数百万个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班福德说，美国窃听机构国家安全局和英国窃听机构政府通信总部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间谍机构，事实上，它们可以窃听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谈话”。两家机构联合行动的代号为“梯队”。
当年，班福德有机会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并且能接触这两家机构的官员，他后来出版了《秘密机构》一书，披露这两家机构是如何窃听世界的。他在谈到关于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遭窃听的传言时说：“我敢肯定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他还说：“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窃听。他们会找出安南的电话在纽约交换局所走的线路，然后搭线窃听。如果安南使用的是加密电话，他们就会去他的办公室。”
虽然人们往往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这两个情报机构了解得更多，但提供情报最多的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预算和工作人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情局。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近年来，国家安全局和政府通信总部对敌人、欧洲盟友和中立国都进行了窃听。国家安全局一份泄露的备忘录显示，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把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时立场摇摆不定的6个国家作为窃听目标，其中至少有两个国家确信它们遭到了窃听。
班福德说，美国有窃听联合国的传统。美国1945年在旧金山主持召开关于成立联合国的谈判时，就对所有代表团，特别是法国代表团进行了窃听。虽然法国代表团有一个复杂的密码机，但美国的电码译员可以破译法国的密码。美国之所以希望联合国将总部设在美国，原因之一就是这样可以方便国家安全局窃听。他说，通常美国负责窃听联合国，英国负责窃听西欧。他还说，它们是同一个机构。监听站一度遍及欧洲，不过班福德说，在欧洲的大部分窃听活动已经由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负责。
他们窃听的大量内容是通过设在全球各地的监听站获得的。据说，英国设在塞浦路斯的一处监听站可以听到飞机在北京降落的声音。不过一些老办法也很有效。乔装打扮成清洁工、复印工的特工将窃听装置安放到被监听者的办公室或家里。这些装置往往被放在灯具或插座的后面。
英国情报机关发展到今天，各种监听的手段又有了更大的进步。据2001年3月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随着网络的发展，英国情报部门已建立了一个网络虚拟监测中心，用来监视英国发出和接收的所有电子邮件。英国国内事务部人士表示，这是因为恐怖分子和国际犯罪分子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
报道说，这个虚拟监测中心位于英国反间谍部门军情五处的伦敦总部内，投资额为4000万美元。警方和军情五处要搜查电子邮件和网上信息传递将需要获得国内事务部的许可，但也可以申请更大权力。
据《今日美国》报道，“基地”组织也正试图利用互联网招募尽可能多的西方人，以便更容易打入西方国内目标。英国国内事务部人士对此表示，正是因为“基地”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英国情报部门才决定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这个虚拟监测中心，以便通过由英国发出和接收的所有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信息，寻找有关恐怖活动的蛛丝马迹。
与此相配合，英国军情五处目前还成立了一个计算机专家小组，专门监控恐怖组织网站。据英国《太阳报》援引英国网络反恐专家的话说：情报部门之所以选择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虽然“基地”组织拥有相当数量的计算机专家，手段高超且善于掩藏行踪，但其成员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这些错误就是反恐情报侦察的突破口。虚拟监测中心计划通过“基地”组织公开或秘密的电子邮件，来侦察恐怖分子潜伏在哪里、亲“基地”组织的机构设在哪里等等。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情报官员表示，英国情报部门的网络虚拟监测中心除了全面监视进出英国的电子邮件外，还经常出入互联网聊天室去寻找可疑人员，而这是效法美国互联网反恐情报战的结果。
据美国最新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在监测互联网以搜集反恐情报方面动手要比英国早得多。“9·11”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执行了一项网络情报战计划，力求通过监看互联网聊天室发现潜伏的恐怖分子。据称，这一“借助高科技手段反恐”的计划无需人工介入就可以部署在任一聊天室的背景当中，能“默默监听”那些网络聊天室，“把通讯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其每天记录的数据为几百万条，处理的电子邮件有上千封。
尽管英国情报部门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开展网络反恐情报战，但有时它也会被“基地”成员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所迷惑。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网络虚拟监测中心的那些情报人员就有过多次上当受骗的经历。这些“网友”告知他们将要有一个恐怖袭击，于是英国有关安全部门如临大敌，并被迅速动员起来，然而，最后结果表明，袭击情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让英国情报机构也同其他各国情报机构一样，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
第十八卷 谍海沉浮，特工命运天上人间
第六十二章 戴维·谢勒男扮女装成性感女郎
追查“鼹鼠”行动，的确让英国情报局查出了许多双重间谍，并且有的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有许多并不是“鼹鼠”的特工，结果到头来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有的甚至还要受到牢狱之灾。戴维·谢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戴维·谢勒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他当年在邓迪大学读书时，就是有名的捣乱分子。特别是他1987年担任校刊编辑后，更是表现得非常另类，与众不同。那时他经常喜欢搞些怪名堂，说些极端的话。大学毕业后，他到《星期天邮报》当见习记者，6个月期满后，报社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没有录用他。不久，他就成了安全局人员。
他在军情五处6年的时间中调换了好几次工作，先是从C处（对政府和内部人员进行审查的部门）调到F2处（反颠覆部门），后又从F2处调到G处（负责反恐怖事务）。但是不管到哪个处，他一直都少有提升的机会。当时他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一头黑发，身材肥胖，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自信但又自大。戴维·谢勒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在公共场合吹牛，志大才疏，时常发表一些高论，声称要改革秘密保安局。但有时机会来了往往又竞争不过同事，最后只好自动退出。
谢勒到军情五处后没有多久，就以5000英镑的价钱，向《星期天邮报》出卖了安全局的内幕消息。当上特工后，仍背着组织继续与报界友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谢勒对外界说：“我知道讲出这些有被起诉的危险，但我若不说出来，这些事情就总在折磨着我，令我良心不安。”
1997年8月，谢勒提交了辞职报告，然后离开了军情五处。据他自己讲，他在军情五处工作期间，目睹这个情报机构的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官僚作风，因而深感失望。他还说，在1996年军情六处策划的谋杀卡扎菲的阴谋出现失误造成无辜平民死亡后，自己就想离开军情五处，他说自己“不想成为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不想牵涉其中并成为“一名需人宽恕的杀手”。
当时和谢勒一同辞职的，还有一位女士，就是长期与他同居的女友安妮·麦肯。麦肯女士当时29岁，剑桥大学毕业，也是秘密保安局人员。麦肯工作表现极好，是细致谨慎的典型，上级非常器重她，大家一致公认她在秘密保安局“前途无量”。然而，她却和谢勒在同一天递交了辞呈。麦肯面临的审查是，是否曾拿出机密档案，擅自给自己的男友看。
谢勒和女友一同辞职之后，有人就指责安全局，为什么在征募时不把好关。有人批评安全局只顾了公开征募，忽视了质量。另有不少人从保密制度的角度质问安全局：“为什么让职位那么低的人员接触到现任高级政要的机密档案？”
其实，早在此之前，议会情报安全委员会主席、前保守党国防大臣汤姆·金就已经好几次约见英国几家情报机构要员，提醒他们注意内部安全，严格管理机密材料。近年来英国情报安全部门不断出现“变节分子”，没少泄露机密。1984年，安全局人员麦克尔·贝坦内企图向苏联克格勃出卖机密，1985年，卡西·梅西特向外界透露了安全局详细的反间谍、反颠覆机密。1987年彼得·赖特出版的《反间谍者》一书，更是把安全局的家底儿抖搂一番。
由于1989年《保密法》出台后，人权自由派团体向欧洲联盟人权法庭递交了抗议报告，所以大多数泄密者都没有被起诉。每次轰动性的泄密小闹剧过后，英国情报界总要对自己内部管理、人员录用等问题审视一番，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戴维·谢勒虽然离开了安全局，但同样给英国情报机关惹出了不少麻烦。辞职后不久，他就向《星期日邮报》记者尼克·费尔丁出售了28份政府秘密文件，得到了4万英镑的好处费。
1997年8月下旬，英国媒体纷纷报道了一条令情报机构和内阁要员们十分尴尬的消息，说是“现任几位政府要员曾是安全局侦查和窃听的对象”。此话一出，真是石破天惊。
经过调查，原来这都是戴维·谢勒向媒体披露的。戴维·谢勒曾对媒体说，从70年代到80年代，安全局对现任政府高级官员的某些工党人物进行过电话窃听，并将他们的材料一直保存到1992年。被窃听的高级官员有：现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社会安全大臣哈里特·哈曼女士等。
彼得·曼德尔森1977年担任英国工会大会负责人，也是共青团员和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员。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组织的“青年节”，去过古巴等国家。安全局从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进行电话窃听，目的是想弄清他是一个卧底间谍还是一个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当然窃听者从中得到了不少曼德尔森的其他趣闻。
至于《卫报》副主编兼记者维多利亚·布里顿女士，是因为她的银行账户上多了25万英镑而被怀疑，因为那些钱是从利比亚汇来的。英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银行若认为哪笔款项可疑应向警方报告。安全局接到报告后，怀疑她在为利比亚恐怖分子洗黑钱，从1993年起对她进行侦察。除了电话窃听外，布里顿走到哪里，特工就跟到哪里，原本打算在她的家里安装秘密摄像器材，但因太容易被布里顿的家人发现，所以没干成。
不过时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