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军政学校培养军政人才，到达陕北后抓得更紧。1935年冬，我党领导了全国“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2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路线，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红军准备东征与日寇直接作战，部队进行扩编。这样，培养军事人才就显得更为迫切。毛泽东、彭德怀在1936年2月10日和13日两次发电报给一方面军，要求扩大教导队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清査因缩编等原因降级使用的人员，把他们重新提升起来。党中央、毛主席把办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作为训练抗日战争急需的干部的基地，多次指示要把学校办得更好，并规定教学活动一定要围绕抗日救国这个中心来展开。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下辖一个步兵营，一个地方干部营，一个特科营，还有一个骑兵科。步兵营下属两个军事连和一个政治连；地方干部营共有3个连；特科营设有工兵连和重机枪连。学员有营团干部， 也有连排干部。郭化若到训练处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总结点经验。当时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教材和训练器材异常缺乏。长征前搞了一些教科书和教案，长征途中遗失了一些，另外，面对抗日形势，作战对象和条件都有变化，有些已不适用了。怎么办？一是翻译外国的，一是编写自己的。当时翻译国外的主要有苏联红军步兵作战条令、野战条令、参谋工作、野外勤务教程；德国步兵操典；日军战斗纲要等。郭化若发动教员根据我军一些作战经验，组织编写了步兵、炮兵和工兵等教材。政治教材主要用马列原著，也编写了党的建设、政治工作、中国革命问题等教材，当时又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编写了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加强红军与友军的团结、加强红军与陕北地方政府及苏区人民团结的教育提纲，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在训练器材方面，发动大家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作，单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材和沙盘、施放烟幕、显示目标等训练器材都是土造的。同时改革训练方法，采取操场练兵和野外演习为主，沙盘作业、课堂讲解为辅的方法。如战术课，为了使学员掌握夜间山地遭遇战、埋伏战、游击战等战斗中的进攻、防御、追击、退却、侦察的战术手段，一般都在野外边讲边练。射击训练在缺乏实弹射击的情况下，就组织学员精练瞄准、击发。当时还有“瞄三角”的练法，把枪放在三角架上对准小环靶纸中心，连瞄三次，每次在靶中心点一个点，以检查是否正确。
1936年初，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开学不久，党中央就决定以这所学校为基础，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并立即着手筹备。2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招生布告，布告中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正在尽心竭力要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已经临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才，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布告中还对招收学员的条件、毕业后的待遇等问题作了叙述：学员性别不限，年龄16岁至28岁，文化程度至少高小，但在抗日游击队或义勇军中当过干部的文化程度不限。毕业后愿由学校分配的，即分配适当的抗日工作，愿到别的抗日军队、抗日地方政府、义勇军与游击队工作的，由学校发给路费，介绍前往。布告发出后，各级苏维埃政府、抗日红军部队、抗日游击队对此都很重视，指定专人选送学员，对入选学员提供路费，并派人护送。但也有少数单位不够重视，为此，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再次强调：“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会后，各军团立即行动，几天之内就把干部选送到红大。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保证了抗日红军大学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抗日红大第1期招收了1063名学员。第1科招收38人，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贺晋年等都是这一期的学员；第2科招收了225人；第3科招收了800人。6月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堂门前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进行了北伐战争，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抗日红军大学开学不久，6月21日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当时陕北根据地还受国民党军队包围，内战尚未结束，西征战役正在进行，我军主力在老君店与国民党军汤恩伯所部作战，不意驻石湾的国民党军86师高双成部的两个营于凌晨两点袭人瓦窑堡。红大的师生被冲散，周昆率红大的3个营被截于瓦市北，周恩来带2个连在瓦市南面的磁窑。周恩来一面急电阎蔡（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派兵赶来解围，一面组织反击。当夜在掩护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退出瓦窑堡后，红大集中了 2个步兵营的兵力进行反击，但未奏效。次日红29军、30军奉命赶到，由于敌据城固守，地形不利，我军未展开攻击。23日，红大的3个步兵营及29军、30军均撤离了瓦市。红大的第1、2科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今志丹县），第3科迁至甘肃环县的本钵。
第3科到达环县后，在贫瘠的土地上白手起家，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学员中工农出身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极低，有不少文盲。毛泽东在东征途中看了林彪上报的红大教学计划后，曾给林彪写信说：“3科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据此，学校采取文化与军事、政治教育并重的原则，文化课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开设了识字、看书、作文3门课，还开展了识字竞赛，很受学员欢迎。军事课主要学习班、排、连进攻、防御及游击战的战术和单兵技术，搞得也很活跃。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实际，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加深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学员反映都有较大收获。这期学员在“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提前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和全国各地，担负“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耐心说服，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工作，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陕甘大道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29日，二、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均为步校）与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教导 师，亦称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郭化若任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罗贵波，训练部长苏进。
1937年1月，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委主席。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即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于3月间改名为抗日步兵学校。因校址由甘肃环县本钵迁到了合水县的庆阳镇，又称庆阳步校，对外则仍称教导师，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郭化若仍为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
庆阳步校下辖4个营，12个队，学员1400余人，全系红军中的班、排干部。教育内容仍以军事、政治、文化课并重，但增设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教程。文化课除了扫盲外，开设了拉丁文课程。鉴于学员毕业后要分配去各游击队，郭化若请示校长、政委后，着重抓了战术技术训练和军风军纪教育，要求每个学员战术技术上过得硬，作风上过得硬。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也抓了生活的改善。这期学员只训练4个月，实弹射击命中率总平均为96％，军容风纪也有很大进步。总校教育长罗瑞卿来校检查感到满意，并对郭化若说：“你们在严格军风军纪和加强技术方面做出了榜样。”
1937年春，由于紧张的教学生活，加上长期背上的政治思想包袱，郭化若生病了。失眠、头晕、食欲不振、行动无力。怎么办呢？郭化若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身体已不适应军队工作，要求进党校学习后，另行分配，改行做别的工作。6月2日，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延安治病，但想不到的是两天后就收到了毛主席打来的电报：“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积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你本学期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电报字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过不几天又收到主席寄来的许多药品，他深为打扰了主席而感到不安。毛主席给他的电报一直珍藏在身边。他懂得毛主席打给他的电报和寄来的药，反映了对军事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寄予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军事教育岗位上工作人员的关怀和鼓励。看到毛主席 打来电报和寄来的药，郭化若的病好了一大半，他更加潜心钻研军事教育，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2。毛泽东不同意郭化若改行
“七七”事变后，因前方急需干部，军委通知庆阳步校建制撤销，步校的学员全部毕业，分赴各个战场；教职员工一部分组成“八路军随营学校”，开赴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继续办学；一部分另行分配工作。郭化若在7月8日收到毛主席的电报“步校结束后可来延安”。同时，还收到张闻天的来信说：“已向主席报告过，同意你人校学习，但不同意你改行，主席说红军还是需要你的。”于是，郭化若在步校撤销工作全部结束后，便准备回延安。这时，他想起毛主席曾提出的“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的要求，便关起门来认真地“总结”了几天，把自己在军事教育实践中思考的一些问题，写成一封近万言的信送给毛主席。信中着重提出：
为了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院校及部队的军事教育亟须改进。院校教育亟待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教员必须是所教功课的精通学者、所在学校的忠诚教员、所教学员的知心朋友，教材方面则政治理论必须适应抗战的形势，军事理论必须适应抗日战争。军队的军事教育关键是教材问题，即引导指战员学什么，练什么。院校和军队的军事教育是互补的。院校侧重普遍问题，军队侧重具体问题，但两者都要为实现军事教育的基本方针来改进。
我军军事教育的基本方针自然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育与作战的联系，所学的与所用的联系。
但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联系而不是脱节呢？。电子书下载
这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我军军事教育与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把作战经验（主要是自己的，也参考前人的）集中起来，整理出来，实施于教育中去，贯彻到教育中去，使教育为了作战，适应作战的要求。这一优良传统的保持，在部队中比在学校中要好些，在前方比在后方要好些。我军一贯所实施的战前教育与战后教育，就是一例。即如对行进之敌袭击（埋伏），在敌未到前把有关的指挥员们带到预期作战的地方去（自然是在情况许可时），侦察地形，研究敌人来的方向与发现我军时可能的动作，作出规定，使各指挥员先行考虑与研究，有时并在当地作实兵演习，有时只令干部沙盘上作业。如对敌伪据点袭击，则于战斗前除进行各种侦察外，并且可能使一两个指挥员化装到敌据点附近甚至进人内部去实地侦察，回来绘一详图，召集有关指挥员实行研究，然后进行袭击，使得战斗中可能发生的意外问题大多可于战前体会到，并可求得对错误的改正。这种教育是对实战有直接联系的。所谓战后教育是，除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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