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却指责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冒充人民与革命”，“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听我军许多将领要求出兵支援19路军的建议，坐视19路军的失败，丧失了大好时机。1934年7月8日，博古（秦邦宪）在马列主义研究会上作题为《为着实现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的演说，歪曲地引用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论述，竟说：“19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进一步革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下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屠杀工农兵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郭化若听了感到可笑，更感到可气。他认为这位在某所红色教授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一下子就担任中国革命的全国领导，嘴里背诵着列宁的词句，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更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推行的是“左”得出奇的路线，这些滔滔不绝的演说；如果付诸实现，中国革命就会被断送。
敌人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用来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加上周围配合的共100万，采用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但并不是不可以打败的。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政治领导、军事领导以至组织原则都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是因为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临时中央主张分兵把口，两个主力军团分开使用，堡垒对堡垒，短兵突击。先既不出闽浙赣皖，不援助福建事变，后在敌集结重兵向中央苏区稳步推进时，又不以主力出湖南中部，调动进攻江西的敌人到湘南而歼灭之。两计不用，自然只有走向失败。眼见红军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红军行动越来越被动，而毛泽东的病情也日益加重，郭化若忧心如焚。
一八、毛泽东的两个按语
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一年，接连失败，便只有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组成了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宋任穷。当时为了坚持苏区的斗争，留下一部分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尽管革命处于危险的境地，有人还在搞宗派，在红军离开瑞金时，乘机甩掉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人。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都被甩在苏区，结果被敌人杀害。红校的某些人开始也想留郭化若在苏区，新从日本归来的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说了话，要他工作，拟定长征名单时才“榜上有名”。
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离开瑞金县九堡村，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干部团编有1、2、3营和特科营、上干队。郭化若编在团部，因为陈赓要他做参谋工作，每到一地号房子、找向导、写宿营报告，都是郭化若的事。陈赓对郭化若说：“你曾经是一个方面军的代总参谋长，被分配来做团参谋，委屈你了。”但郭知道这还是陈赓对他的信任，对他的器重。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当时是没有人管的。干部团不少人自身难保，谁敢多接近他呢。出发前发放服装就把郭化若落了。他问陈赓能领衣服吗？陈赓说当然应该有，并亲自去跑了一趟，但发放完了，没有了。郭化若连一双布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他的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一天，脚后跟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的追兵，只能跟上队伍，拼命走下去，停顿是没有出路的。忍受多大的痛苦也不必诉说，当时大家都在困难中，整个中国革命处于困难中。他咬紧牙关跛行了8000里，郭化若回忆说，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倘使当年战死或者掉了队，那真是“一生真伪有谁知？”后来郭化若到延安时向毛泽东诉说了这段情况，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还提到过，末后按语：“悲惨呀！”
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实行逃跑主义，长征一开始很乱很被动。有人说，长征有准备没有？郭化若说有，又没有。说有，是指秘密准备大搬家，连石印版也要搬走；说没有，是说在路上没有打仗的准备。到湘南可战而不能战，只是退却逃跑。行军中不很好组织前后左右掩护。战略转移的方向是毫无道理的，要到湘鄂西和二军团会师，那里地区比中央苏区较小而不是较大，群众工作基础比中央苏区较弱而不是较强，兵力也很少（约六七千人），在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之第五次“围剿”，到那边，难道敌人就不来“围剿”吗？
大搬家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过湘江时准备不足，组织不好，指挥不当，损失过半，红军由八万锐减到三万。蒋介石判明红一方面军将向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会合，布置了数十万人的大包围圈。如果红军照原计划北上，确实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直到将被消灭的大祸临头时，坚持错误主张的中央领导同志才在黎平会议上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了原来北上的计划，决定向敌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前进。黎平会议可说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
长征初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对郭化若这样的人是不信任的，对郭化若，还有萧劲光、宋时轮等的行动开头都派人监视。郭化若记得一天下午快到黎平时，部队在行进中受阻，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用轻重机枪扫射。陈赓派一个参谋带一个营去把敌人轰走，没有成功。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同宋任穷说：“要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去。”他的眼光一直望着郭化若，但郭化若未露声色。陈赓又说：“哪个去？”大家都没有回答，郭化若便问“我去行不行？”陈赓马上回答：“那当然可以。”郭化若便带着那个营再去，那个参谋也去了，他走在前面，敌人枪响后，郭化若叫他卧倒，他仍前进，结果一发子弹将他的左腿穿了一个窟摩，只好叫人背他下去。郭化若指挥大家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并指定一个分队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攻，没有怎么打枪，大家呐喊一阵，到黄昏时，敌人就退下去了。他们也不去追，撤回来继续赶路。这一仗之后，据说再没派人监视郭化若了。其实开始时，对陈赓也是不信任的，因他1933年3月被捕，后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跑回了苏区，但博古等对这段历史怀疑，派人去查询，过了遵义，问题查清了陈赓才受到信任，此事陈赓专门告诉过郭化若。郭化若当时说，你的问题这样快就搞清了，我的问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呢。不过毛泽东一直是信任郭化若的，长征开始郭化若也是随干部团行动的，走在部队的后面。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的工作忙起来，往往晚上工作到深夜，然后同战士睡在一起。他怕早上醒不来，要干部团特科营每天叫他起床，这任务实际后来就落在郭化若身上。郭化若发现毛泽东有个习惯，早上起来后洗漱完了不吃早饭就上路，等走了几里路之后才掏出饭来吃，当然饭早凉了。当时已进入寒冬，这样常吃凉饭怎么行呢？郭化若就找警卫员商量，警卫员很为难，说这是主席的生活习惯，我有什么办法呢。于是郭化若每天早上到附近村庄找老乡要上一水壶热米汤，交警卫员塞在背包夹层中背着，主席吃早饭时就可以喝上热米汤了。这样做大约有个把月时间，一直到遵义。毛泽东对这件事自然印象很深，到延安后还常提起，末后按语：难得的一片心啊。
一九、郭化若的脚病突然好了
1935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干部团是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的传达，大家都很兴奋，认为中国革命有救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个“关”，是娄山的关，也是中国革命的难关，是惊险难越的，但终于越过了。
会议是有准备的，准备的重点是说服和争取当时在中央领导中最有实际领导权的同志，而这种政治思想工作是在由瑞金到遵义8000里路的80天左右行军和休息中进行的。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由反对毛泽东转到拥护毛泽东，这是180度的转变，应该承认是难能可贵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建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坚决推辞了。毛泽东建议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3同志组成3人小组代表党中央领导军事行动，这样就避免了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召开政治局会议，而又体现了集体领导和党内团结（中央书记未改选，军委主席、总政委、总政治部主任都未动，这是有利于团结的）。
听了遵义会议的传达，郭化若自然更高兴，不但是中国革命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而他的错案也有大白的希望了。他高兴地东跑西奔找老乡筹粮，忙了一天，晚上痛痛快快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令他惊奇的是脚后跟的溃疡痊愈了。创口好了，再也不痛了。他不由得大喊起来：“我的脚病好了。”干部团的同志开始很奇怪，知道后也都为他高兴。他在脚后跟溃烂的情况下行走了8000里，吃了多少苦啊！郭化若脸上挂满了泪花。他擦了擦就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的忍耐和毅力感动了上帝，所以病一夜就走了。”
遵义会议后，我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急夺泸定桥，在15倍于我的敌人堵、追、截、围中，摆脱了出来，把敌人甩在6天行程之外，越过了长江天堑，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是军事指挥艺术无比高超的表现。
干部团一般走在大部队后面，参加一些后卫掩护战斗，只土城战斗打得激烈一些，伤亡了几十人。当时强行军时间多，但大家精神愉快，仗也打得很利索。
一渡赤水走得最远，走到扎西，走了约13天，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的原定计划，集结扎西待机，设法调动敌人。
二渡赤水，是发现在贵州东北面的敌军兵力空虚，我军即二渡赤水，急攻娄山关，消灭王家烈贵州武装8个团。王家烈由此丢了贵州省长，这给地方实力派很大震动，他们开始害怕红军了。
接着直奔遵义，击溃敌吴奇伟两个师。当敌人以为我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时，我军迅速向西北上，三渡赤水。这次打起火把夜行军，但过了赤水只走两天，即在鱼岔、铁厂（在古蔺县城东）停止。敌军一见我又向西北移动，误以为我们又将在宜宾附近渡江，即调全部机动部队平行追击。这时恰好蒋介石到了贵阳（好在他在前线，反应快）。
毛泽东判断敌军已被我调动（云南龙云部早已调离昆明，乌江守军吴奇伟纵队已离乌江北上）。我军立即紧急地隐蔽地四渡赤水。这时敌军打着火把大举向西北急追，我们主力则悄悄地向东南急进，在贵阳省城东不远处过了乌江，并派出小部队向遵义佯攻。过乌江时和以后，还沿途布置了几次佯动。一是在清水河架桥佯作向湘西二、六军团方向行动，二是派小部队向贵阳城佯攻（此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焦急万分，无兵可调，只好让龙云部队守卫）。
然后，沿贵阳至昆明大道以南的山区向西急驰前进。这回是急坏了云南地头蛇龙云，他怕红军占领昆明（昆明和越南的铁路相通，当时法国是由共产党参加的人民阵线掌权，敌人怕我打通同河内的联系，取得法共的外援），更怕蒋系部队进占了他的老家。龙云急调回他的部队，昼夜兼程赶回昆明守城。我先头部队也派了少数部队在城外10多里地方佯攻一阵，而主力则分3路向北急进。左右两路到达金沙江边时由于渡船过少或流急而不能过江，只在中路以干部团第三营为前卫星夜急进到了皎平渡，得了六条较大的渡船（每船约可容一排人），并修好一条破船。于是左右两路之一、三军团，除三军团之13团从洪门渡过江外，均调到皎平渡来，总部和一、三军团主力都只有这一渡口。当即多方大力动员当地船夫帮助，七条船日夜不停地摆渡，渡了六昼夜，才将全军渡完。第九军团另走一路，他们倒是得到较多船只，从容渡过了江。这样，等红军全部渡完时，敌追兵才赶到江边。我军战略机动的巧妙，把敌人甩在六天行程以外，这在军事史上也是空前的。红五军团文工团在渡过金沙江后，演出了一个短剧叫《一只破草鞋》，讽刺敌人日夜奔走，追到江边，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