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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巧，时隔一月，我去宁波演出，很好奇地去了一趟“天童寺”。正逢寺庙要关门，游客寥寥，沿着石阶一层一层地向上，经过一个个空落落的大殿，寻找八指头陀的遗迹，哪怕是一句题诗，未果。但在那个空落的藏经阁，远远地听到一个和尚高诵“南无阿弥陀佛”，声音如空山鹤唳，嘹亮有金石之音。走进去，原来他正步态庄严地围绕大经堂转行。我私下里玄想，他就是八指头陀气息的传承者，这也算唯一的痕迹了。
出大殿，忽闻墙上横挂一把竹竿为柄、落叶为帚的扫把。感觉完全可以对着这柄扫把参禅，或者用它来扫地，一边扫地，一边寻找进入真理的法门。
走到寺的最高处，万千竹子如山崖阻断道路，山风从远处吹来，萧萧飒飒，仿佛有条大河朝我奔腾而下，让我重新回到衡山，坐在八指头陀打坐的“枕云石”上，倾听山谷里的风声。
衡山的主峰是“祝融峰”，是火神居住的地方，他也是光明的化身。我这个黑暗中的歌者，一定得向他借点儿光。我们要徒步爬上祝融峰，路上都是背着香筒、上山朝拜的香客。他们很有仪式感，穿的服装仿佛文化衫，都写着“南岳进香”、“回光返照”，前者也就罢了，后者在我们听来并不是好话。悄悄地打听，香客说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在山底下买的衣服。
到了山顶，祝融大殿里，长队排出门外很远，仿佛春运时的火车站。只能在远处遥拜。下山时，路过“忠烈祠”，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各战区的烈士修建的一座招魂祠。牌匾为蒋介石亲笔题字，“文革”时，这个牌匾曾被拿去剁猪菜，再挂上来，“烈”字少了一点，但也有人说原来就如此，寓意人们希望“烈士少一点儿”。这里的墓碑，“文革”时全被凿平。众多烈士的遗骨，被重新挖出。曾经在湖南北部奋战的第六十师，有两千多名阵亡将士的遗骸合葬于此。后来墓穴坍塌，里面几百个骨灰坛暴露于天光之下，风吹雨淋，至今还未妥善修葺，令死者寒心，令生者心寒。
而很多香火鼎盛的寺庙，一炷香能烧到几千块，并且资金雄厚，修得金碧辉煌。我们在求神祈福的时候，是否也能够想到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青年人，他们是我们英雄的父辈。他们喋血黄土，已经像神一样地护佑过了我们，而我们居然会吝啬一抔黄土掩埋他们的尸骨。愿火神的光明也能温暖他们的在天之灵。
青春疗养院
曾有一个命相大师跟我说：“大理的苍山是典型的阴性山脉，它雄踞大理古城西面，云雾缭绕，这山决定了该地旺女不旺男。”这个科学问题咱就不深究了。不过，很多斗志旺盛的大丈夫到大理居住一段时候，人就变了。你跟他说“出大事了”，他会一反常态地回敬你：“慢慢来，别着急。”大理的风花雪月，有一种温暖的催眠效应。如果你刚从北京国贸或者上海人民广场穿越到大理，那你一定会身心涣散四仰八叉地躺倒在苍山下洱海旁，幸福得跟一个白痴似的。
2011年，寒冬将至。我们被寒流驱赶着一路南窜。先在合肥演出，冷雨淋身。马上南下绍兴，天气预报：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温，雨雪天气遍布。正好，绍兴租房期限已满，应作家冯唐邀请，前往大理，他那儿有一套空房子，可供我们居住。到了一看，真是个大宅门，三层楼，到处都是明亮的大玻璃窗，可以变着角度转圈晒太阳，从早晒到晚。顶楼还有个大天台，这篇文字，就是坐在天台上的晨光中写的。我还买了三只大小不一的牛铃，有音高的，分别是哆、来、唆，把它们挂在天台上，等着苍山下来的风演奏它们。
文艺青年老了，去哪里养老？答曰：当然是大理。很多人还没老呢，就先来了。人民路是这个文艺古城中最文艺的地方。一路走下去，稀奇古怪的小店铺，一家挨一家。那些看过杜拉斯、迷恋三毛、喜欢列侬的男女店主人，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门口上网，生意好坏无所谓。没人买东西，还图个清静呢。就像童话《小王子》里的国王、银行家、点灯人，每个人守住一个星球，回忆过去，自言自语，半梦半醒。
走在人民路上，一会儿的工夫，碰见了三拨失去联系的老友。我1995年圆明园的邻居，四川姑娘萧望野，她当时搞摇滚乐，抽烟喝酒。现在在洱海旁，很文明地办了一所“那美”学校，教孩子们捏泥、做木工。接着又遇到高山，我1997年长沙的朋友，现在在丽江的拉市海租了一个大院子，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你织布来我耕田，每个周末还要共同看一次电影，做一次讨论会。画家寂地的家在人民路的末端，我们曾在上海有一面之缘，现在她无视大理的好山好水，整天坐在家里画画，每天一张，为慈善机构“瓷娃娃”做义卖。
经朋友张佺推荐，我们找到了我们在大理的食堂：一家素菜馆，自助的，随便吃，撑死拉倒，每人五块钱。吃得我都产生了负罪感。这里吃住都便宜，但反过来，你也别想赚到钱。我的朋友“舌头”乐队主唱吴吞，还有民谣歌手冬子，来演出，买票的不超过五十人，在北京上海他们都是票房爆满的艺人，为啥呢？据我分析，大理文艺青年很多，但都是生产者，大家都是卖东西的，因此对文艺消费积极性不高。这里的座右铭就是啥也不重要，画画只是为了填补时间，不比晒太阳更神圣，唱歌也不过是自娱自乐，花钱买票，那怎么行？还有养狗，这里是狗的乐园，你可以带狗进饭店、泡酒吧，甚至能乘公共汽车。有人走了，就把狗留在街上，这狗跟大家混熟了，吃百家饭，每日从服装店逛到小客栈，人们会指给新来者，它是某某画家的狗，好像还可以向该狗打听到它远走他乡的主人的八卦似的。
多好的地方，我们正陶醉呢，忘记了太浪漫是要受到造化的嫉妒的。某日晨起去逛三月街的集市，买了一个竹编的碧绿碧绿的背篓，便宜啊，买了个手衲的鞋垫儿，更便宜。然后感觉衣服口袋一轻，一摸手机丢了，我那个手机会说话，是给盲人专用的，丢了，在当地买不到。这下子一盆冷水，从浪漫主义回到了批判现实主义，骂小偷，这啥破地方。我们一路喊着：“还我手机，必有重谢。”喊到最后，绝望了，像那个在深海瓶子里的阿拉伯魔鬼一样，改称：“还我手机，必有重罚。”
世界尽头是北京
——《北京小兽》序
把一个人各阶段喜欢的书看一遍，也就是围绕这个人的黄道周行一圈。我刚认识绿妖的时候，住在清华一个老式红砖楼里，走廊黑洞洞的，两边堆放着破破烂烂的自行车、洗衣机。那时她给我念马拉默德的小说集《魔桶》，整个小说散发着犹太人特有的旧旧的味道，故事像风中的灰尘，散漫地展开。在一个个清华闷热的下午，有几次听着听着就入梦了，被绿妖的断喝吓醒，她考问我，刚才书里说了啥。恍惚七八页白念了。
看马拉默德，必须把整个小说看完，才知道它的好处。如果坚持不到结尾，那它很容易通向睡眠。而另一位犹太小说家辛格，会把你抓得很实在，让你瞪着眼睛，精神抖擞，眼皮还没眨几下，一个故事就讲完了。我们也参照着马拉默德，读过辛格的几个短篇。但还是觉得马拉默德的小说更有气质。尼采曾说过，晦涩的作家的幸运是，读者费力地读他们，并且把自己勤奋的快乐也归功于他。
后来，秋天渐渐深了，我们又换成了契诃夫。那时候读的是一本绿妖多年前买的焦菊隐译的《契诃夫戏剧集》。里面的“三姐妹”一辈子都梦想去莫斯科。玛霞说：“在这个城市里学会三种语言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就像长了六个手指头。”掩卷之余，我们聊起了各自的家乡，比谁的家乡差，谁的家乡土。由衷地庆幸自己身在北京。至于剧中的象征、荒诞的意味，反而没有太多感觉，因为这些故事都不陌生，曾经，我们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后来，我们搬到了明亮的炫特区，住在顶层十一楼，有一个朝阳的落地窗，白天要把窗帘拉得严严的，不然整个房间会成为大烤箱。这时，绿妖推荐我读《心是孤独的猎手》，说读它是文艺青年的必经之路。我就像前几年恶补武侠小说一样，替过去的自己补了一遍。那个小说让我想起了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时间缓慢，有很多黑人小孩跑来跑去。植物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这本小说更像一首乐曲，中间充满了节奏和情绪。每个人都像一段旋律，带着他们的故事飘进你的视野，又飘走了。那个哑巴辛格，像一束乳白色的光，照耀着整个小说的天空。比如他在雨夜里，沉默地为黑人点一根烟。人们觉得他像耶稣的化身。可是后来他为了自己隐秘的感情自杀了，我和小说里的众多人物一样，感到惊讶，他本应给这个小说带来最终意义，可是小说还没完，他先死了。整个小说都只能不安地再次寻找价值，寻找家园。《心是孤独的猎手》不是德国式的古典音乐，有个辉煌的结尾，更像是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或者是德彪西。本来，在绿妖介绍这本书时，我以为是本矫情的书，一看之下，文艺青年的必经之路，还真是一条好路。
天气更冷时，北京发挥了它的优势：屋里有暖气。所有南方的美好，都会转头羡慕北京大玻璃窗里室内的温暖。冬日不读书干什么呢？这时，绿妖又从她的经典阅读仓库里捞出来一本，格林厄姆·格林的《一支出租的枪》。她向我说过多次，可我一听题目，就很抵触。但是架不住绿妖游说，就像父母催你去相亲。抱着给人一点情面的心境，听了一耳朵，我的心就被绑在了凶手的身上，跟着他一起逃亡，在迷宫一样的仓库里恋爱，在黎明突围，在楼顶杀仇人，最后他死了，我又被晾在了现实的北京，炫特区十一楼客厅中的茶杯前。茶水还温，华雄的头已落地*，一本好小说就是这么冷酷无情，它自管自地开始，溘然结束，你只能想办法去寻找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来了。绿妖那时正在读刚出版的门罗的小说集《逃离》。她向我推荐，说门罗是阿特伍德的文学前辈，阿特伍德的诗我很喜欢，我们只选了最后一篇《法力》。隔着几年的时间，回望那个小说，感觉像看远方的一个窗户，落满灰尘的窗台上，有一堆死苍蝇。苍蝇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微光。门罗细声细气地讲了一个令人惊悚的奇迹，优雅地引爆惊雷，然而自己却平静如水。
绿妖总是把对她影响重大的书籍推荐给我。我也会把我曾经去过的好地方介绍给她，并一起旧地重游。比方说，雅鲁藏布江边的桑耶寺。我前两次去那儿，都心魔丛生，咒天骂地。第三次跟绿妖去，在黄昏中，先沿寺外的转经道，拨动一个一个的转经筒，转了一圈。天空中，有排着队的倦鸟唱着歌回家，地上有下山的牛羊穿过马路，心魔于是隐去。
《直到世界尽头》、《青春无家别》、《北京小兽》，这是绿妖同一个小说曾经的三个名字，名字越来越具体，就像一个长镜头摇过天空大地，最后摇出了一棵树。世界就是北京，所有的道路最终都指向北京，所有的阅读都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得到了印证。
小说里有几个人：李小路、夏永康、孙克非。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北京火车站堵一下，每天有多少个李小路拖着皮箱，高举着战书，冲向这个城市。与她们擦肩而过的，还有那些失败的李小路，一样拖着皮箱，只不过有点儿旧了。她们的车票通向广大的乡村，或者略显寂寞的二三线城市。所以啊，北京不允许你打盹。你稍微一感慨，或者一走神，你的箱子就旧了，就有新人像森林里的藤蔓一样，从你的身边悄悄地攀上来。那个很文艺很羞怯的李小路，在小说里成长为一个在众目睽睽下，冲人大喊“去你大爷的……你冲我瞎嚷有什么用！”的时尚编辑。
小说中的夏永康，一个文艺中年。在北京的文化大酒局上，他们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在不断地转世、复制，“刘主编还在路上，马上就到”，“这位是著名专栏作家”，“这位是某某的经纪人，他过去还带过周云蓬呢”，有新近到京的文艺女青年在场，他们蒙眬的酒眼就会重新闪亮。当然这是小说里的叙述。据我观察，这几年，随着北京丛林法则的日趋严酷，即使上述情况出现，他们的眼睛也不会次次闪亮了。现在的饭局，是每个人都低着头，滴滴答答地发微博。泡妞不是真理的全部，微博的关注人数才是硬道理。所以，夏永康最终只能落寞地坐在麦当劳里，消磨漫漫长夜。他即使变成真人，回到今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