掖颖本┛赵死戳艘恍┘虻サ穆家羯璞福獯挝乙⑹宰约郝家簦鲆徽偶蚍绺竦母鋈思�
保佑我暂时成为小孩子专注地一笔一画地写下去，别长成个面目可憎疲于应酬的傻大人。
时间的标记
我的生日在十二月，是射手座。看了射手座的性格，主要喜欢乱跑，这倒挺像我的。作为歌手，要巡回演出卖唱片，就得到处走，况且中国幅员辽阔，赶场子，一会儿南方一会儿北方的，很正常。
过生日和过春节，是我最低潮的时段，好比高速公路，遇到了加油站兼上厕所、吃午饭，所有人都要被赶下车，管你饿还是不饿。有生之年，生日没搞过大排场的聚会，大多时候，别人也想不起来。有一年是在火车上过的，买了一小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伴着车轮滚滚回忆往事。还有一次是在宜昌开往重庆的船上度过的，本来定的是八个人的三等舱，突然想到过生日，于是找到服务员，咬了咬牙，花钱升级到了二等舱。房间安静些，听江浪清楚些。
最悲壮且崇高的，要数1999年的生日了。时逢千禧年将至，和现在差不多，人们充满了狂欢的末日情结，又快到圣诞节了，北京满街都是人。那时住在车道沟，没朋友，屋子没暖气，想着这生日该咋过呢？既然利己无方，那就做点利人的事儿。于是顶着大北风，背着吉他，到东直门地铁通道卖唱。本来今天过生日就不应该加班了，但这次卖唱属于公益性演出，唱啊唱的全是那些心酸悲苦的歌。还遇到一个热心的女青年跟我说，前几天看到我在电视上。她说：“其实上电视有啥意思，就这么卖唱挺好的。”挣了一些毛票，但警察管你公益不公益的，照样把我给轰走了。
背了一兜子毛票，坐地铁到了车公庄。寻找一个贫困助学基金会或者是希望工程之类的机构，进了温暖的办公室，才发现手都被冻麻了。哆里哆嗦地把毛票清到桌子上，宣布这是我捐的钱，请帮我数数。数来数去，才十七块钱。我很惊讶今天的收成如此之差。工作人员误会了，说：“没骗你呀，要不我再数一遍。”
最后，基金会还给我发了一张捐款证明，一张大小像明信片一样的厚纸壳。我将它揣在兜里，心想这就作为一个生日纪念吧。
其实后来回想，这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在时间的沟坎上，作一个醒目的标记。这个标记很管用：十几年了，回望众多的生日，唯有它最闪亮。
2011喧哗与骚动
天天上网，那可真是个大渔网，把我捞到生活的海面，喧嚣动荡，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当公知。到年底发现，逃不脱新浪微博的推荐广告：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
南北两个村庄，一个人进不去，一个人不让出，这些新鲜事，分享了半年。铁路出轨、校车翻车，这些新鲜事，又分享了几个月。大家对着一扇门，嬉笑怒骂，忽然发现那也许是一面墙，没有生命，高傲地沉默着，然后大家就自己吵起来了。这门里有没有人，哪怕是看门老头的一声咳嗽，也算是恩赐。
2011年年初，我响应左小祖咒的号召开了微博，加上“僵尸粉”，现在有二十四万多粉丝了，但是二十四万蝼蚁，搬不走一块砖头。一年到头，演出很多，写歌很少，讲话很多，夯实的思考很少，丧失了诗意——那是安身立命的家，丧失了困惑迷惘怀疑的能力。这样很危险，公共生活喧嚣尘上，私人生活萎缩干瘪。
年根儿岁末，要坐在路边想想，想不出啥，就放任自己做几天老家的傻子，看火车呼啸向前，一二三数飞驰过的车厢，铁轨震动传向远方，日子何时安静如枕木？
岁末一日
今天是2011年12月31日了，这次巡演堪堪结束。从12月23日大理飞昆明起，一周演了昆明、广州、北京、深圳四场，南北脚不离地飞了五个地方。昨晚在深圳参加一个诗歌公益活动，演完诗人们还要把酒狂欢，我这个这么爱酒的人都觉得力不从心，赶快回去直奔周公。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日间听一西北诗人大言：“我要办一个文学奖，奖金要跟茅盾文学奖看齐。”旁边一小姑娘问：“十万？”答：“不，要三十万到五十万，评委至少要贾平凹那个层次的，连搞两年，我们那儿就是个文化大省了。”笑得我差一点失眠。
今天早上起床，退房，和朋友短暂地吃午饭，同时取货。他帮我妹妹在香港买了紧俏的iPhone4S。据说北京因为买这东西都打翻天了，苹果店前排起长队，有人排队一整夜才发现不是卖春运车票的。和朋友互道新年好，马上驱车去机场，飞向下一个目的地丽江。飞机上，我拿出读书机，读了某教授悼念高华的文章。他刚在南京去世。猛然想起去年此时，我在南京参加跨年演出，那个寒冷的夜晚，史铁生去世了。是否年真是一个关口，会把某些人留在过去的时光里？
路过昆明，飞机经停歇脚，阳光炽烈，已经很多天没感受到真正的太阳了。背着行李走几步，还真有点喘，毕竟海拔渐高。在机场里，忙里偷闲发了个微博，回想2011年，发出一副对子的上联，叫“南北两村庄，围着出不来打着进不去，千秋未至荣辱已定”，求下联。到丽江后一看，已经有九十八个转发，很热闹。有对“上下五千年”的，有对“早晚都上班”的，有对“东西皆车祸”的。
丽江还是满街都是滴滴答答的小甜歌。这次是来参加2012年1月1日的“雪山音乐节”的，听说客栈老板是本人音乐的爱好者，所以给赞助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大房间。今夜虽是跨年，但也不敢太嚣张，明早七点就要爬起来调音。等下午演完出，就可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彻底地休息几天。按丽江的说法，就是：晒太阳、发呆，女友在侧，艳遇的不敢。
命运中的上海
我常提起自己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在上海动物园看大象吹口琴。可有时又觉得恍惚不对。大象如何能吹口琴？不合比例，技术难度太大了。但我的确是在上海失明的，这也是上天对我的照顾，让我看了一眼那年代中国最绚丽的城市：霓虹灯、各种颜色的小轿车、夜航船上的奇幻的灯语。
我还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活的外国人。记得妈妈带我去看国际饭店，当时应该是上海最高的大楼了。我仰着脖子数楼层，一个外国姑娘走出大门，她仿佛一只彩色斑斓的大鸟，好像还背着照相机，我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跟看见大象吹口琴一样。她注意到我（那时我还很小很可爱），就过来，摸了摸我的小脸蛋。
上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上台表演吉他弹奏，弹的是《上海滩》。那时，这个电视剧播放的时候，真是｛'文'｝风靡｛'人'｝一时，歌曲｛'书'｝也好｛'屋'｝听。我很迷恋许文强和冯程程说话的声音，很酷很嗲，过去听的都是中央电台广播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后来我姐姐结婚生的儿子，就叫啥文强。
我在东北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几乎没有上海同学。听说上海人很恋家，并且认为出了上海就算是乡下。但也有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学外语的，是文学社社长。她的籍贯跟北京、上海都沾边。所以，每次自我介绍，她会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来自北京的上海女孩”，只是这个介绍就让整个东北都感到自卑了。
1995年，我作为流浪歌手，第二次去上海。我已有一年的北京马路唱歌经验了。来不及怀旧，去哪儿唱？当然选人最多的地方，南京路。
刚唱了一首，警察就来了，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说明：“南京路是上海的窗口，你在这唱歌，就等于坐在我们上海的窗台上乞讨。”然后他一转眼，看到了我装钱的大纸箱子，惊呼，“这么大箱子，你太贪婪了。”
2002年，我升级为酒吧歌手，第三次去上海。
在浦东的一个歌厅里驻唱。深夜下班的时候，就开始了回家的漫漫路程。我住在虹桥，要从东方医院乘隧三到火车站，再转个什么车到动物园，然后走上一段路回家。我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房东是个资深的上海老太太。小院子里种满了花，她退休前在动物园当园丁。她经常为我的小屋子换上新鲜的玉兰，说这花香对身体好。
她好像没什么亲戚，我们常常坐在院子里聊天，她说起年轻的时候，每天睡在水泥地上很苦。说起她去世的妈妈，还会激动地哭起来，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想我妈妈了”。
2007年，我带着刚出版的《中国孩子》去上海，做专场演出。上海的孩子们太给面子了，那时，唱片刚出一个月，可大家熟悉得像听老歌一样，演出现场竟然成了台上台下的大合唱，结束时我开玩笑说，到了上海，才感觉到自己快成周杰伦了。
2009年，上海99图书的编辑尹晓冬找到我，要出我的诗文集，当时也有一些别的出版社跟我谈，可尹晓冬凭借一个上海女子的精明和强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经常请我吃大餐，最终这本乡下人的书还是着落在了上海。
还有韩寒的《独唱团》，我在上面发了《绿皮火车》。搭上韩寒的顺风车，我也出了点小名。很多陌生人见了我都会介绍：“老周，我是看《绿皮火车》认识你的，听说你还会唱歌？”真是令人悲喜交加，我好像是个卖烧饼的，听到人夸奖“您的油条太好吃了”一样。
最后，再送给大家一个小料。话说我住在香山的时候，接到一上海姑娘的邮件，标题是：周云蓬，我爱你。那时候，在山上，整天与荒坟古树昏鸦为伴，对爱情就是两个字：渴望。我赶快回信，邀请她来香山，共商“国是”。等到春暖花开之际，姑娘翩翩而至。先请她到山下最好的饭店吃饭，然后，邀请她漫步植物园。走啊走，姑娘只谈人生、梦想，饭都快消化完了，刚谈到哲学。我一想后面还有宗教呢，要正确引导一下舆论了，就暗示了几句，没反应。后来，我实在疲劳了，干脆冒险吧，犹犹豫豫地想抱她一下，胳膊还在半空中，就听姑娘大喊一声：“你要干什么？”我就崩溃了，多少天的向往和那傻瓜胳膊瞬间成了稀里哗啦的唐山大地震。
后来她来信告之：你误会了我们之间纯洁的感情。这时候，我想起来，上海那个乐队“顶楼的马戏团”的歌词：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
那些租来的房子
1
平生第一次租房子住，是在圆明园福海边，一间朝北的小房子，比我的身体稍大些，能将就着放一张床，床头有个小方桌，月租八十元。屋门前拴了一只看家护院的大狼狗，由于人穷，狗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够亲善，每次出门都要注意与狗嘴保持一定的距离，小心地贴着墙蹭出去。
那时，圆明园里多数房东还是农业户口，身上还保留些农民的淳朴。房东之间也是有竞争的，我们房东李大姐的宣传口号是：住进来就成了一家人。李大姐认识片儿警，且在公园里管船，可以免费划。所以我们那个院子总是住得满满的。
全院子，算我有两个卖唱的、两个画画的、一个写作的，可谓兵种齐全。但谁都要听大姐的，她就像解放初的女军代表，恩威并施地管理着这群文艺“臭老九”。
大姐看我双目失明生活困难，主动邀请我和他们家一起吃饭，他们吃啥我吃啥，每天多交两块钱。偶尔有北大的姑娘来找我们玩，请客也请不起，那就去福海，向大姐借一条船，买两瓶啤酒，泛舟湖上，又节约又浪漫。那时候，我卖唱也能挣点钱了，每天到海淀图书城唱，晚上回到家，大姐帮我数钱，用猴皮筋儿把毛票捆在一起，一元的另外一捆，她数钱的热情非常高，见到钱堆里凤毛麟角的十元，总会惊喜地大叫“小周，发财了”，弄得我晚上回来清点收入成了全院子的重大仪式，邻居们欢乐地跑出来围在大姐旁抻着脖子看。
大姐也是我们的保卫科长。当时大家最怕的是到昌平挖沙子，这意味着作为“三无”人员你被收容了。一次，下午全院子人正坐在台阶上吃饭，突然大姐慌慌张张地进来，说片儿警来查暂住证，已经到前村了。大家赶快丢下碗筷，夺路鼠窜向后面的树林。大姐说：“小周，快躲进房间，拉上窗帘，别出声。”然后她把房门反锁上。不到一分钟，院子里就静悄悄的了。结果警察没来，大姐于是宣布解除警报，呼唤大家回来继续吃饭。
每逢春节，回不了家的人全上了大姐家的年夜饭桌。当然不能白吃，会唱的高歌两首以祝酒兴；写作的写春联；画画的，画点鸟儿鱼儿什么的吉祥物。记得有个画家，一高兴，还给大姐画了一张巨大的美元，贴在墙上。
2
沿着去植物园的路，向上，见到一个卖蜂蜜的牌子左拐，上了一个土坡，那是我在香山的小房子，月租一百五十元。里面大约七八平方米，门外有核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