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 第14部分

演出很成功，现场的观众自始至终安静地聆听，我们一起爬上了山顶，穿越漫长的时间。热烈的掌声成为跋涉者的终点。

最终，昨天走失的羊又回来了。海峡两岸，完美地在音乐中统一了。

我们就要唱方言

每个城市都修座天安门吗？每个人都要说普通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样戏曲就无处容身了，民谣会无家可归。不知何时，中国音乐人自觉地转身，不再满口外语单词，死盯着披头士、平克·弗洛伊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广东粤北人杨一骑着“二八”自行车去陕北，唱起信天游，一口西北腔，土得掉渣。江苏怪杰左小祖咒，自己索性发明了一种荒腔走板的方言，仿佛南方小城弄堂里的叫卖声，摇摇摆摆，咣咣当当，正大光明地拒绝普通话。

方言里埋藏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贝，家传绝招，锦囊妙计，取之不竭。新世纪初，横空出世的甘肃“野孩子”乐队，一路唱着《黄河谣》、《早知道》，进了北京城，兰州话随之在地下摇滚圈尊贵起来，乐手们打招呼，都改成：“好着呢？去哪哈？”

唱摇滚都要用嗷嗷叫的北方话吗？来自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唱地道的上海话，化娘娘腔为大朋克。他们宣称：我是一个上海人，死也要死在美丽的上海。

广东海丰“五条人”乐队，一水儿海丰话，出版《县城记》，音乐优美，诙谐，暴躁，好像在提醒：我是个温和的南蛮子，你可千万别惹我。

贵州的民谣新星尧十三把柳永的《雨霖铃》翻译成了贵州织金土话，简直是不亚于原文的经典翻译，让你恍惚间感觉柳永就是一个吃酸汤鱼的贵州老表。“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贵州版：

我要说走嘞，之千里嘞烟雾波浪嘞/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拉们讲，是之样子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球不要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哈酒醒来，我在哪点/杨柳嘞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

方言准确有力，说着过瘾，尤其是骂人的时候。要过春节了，回到老家对着爸妈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说“父母春节好”，别人就会惊诧并笑话你，以为你是从春晚中走下来的。

近日听说有关部门下令，限制广州媒体在电视台、电台用粤语播音，闻之大不以为然。我们已经够能拆了，不要再把语言拆成一个大广场。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祖先住在我们的方言里，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一开口，你就知道我从哪儿来。虽然脚下没有属于我们的土地，但在方言里，我们和祖先可以入土为安。

风吹雷劈音乐节

1

四月下旬的江南，忽晴忽雨，天气无常。2011年4月23日，周庄民谣诗歌节开唱。周庄号称“中国第一水乡”，新修了一条台湾街，其实更像一万年以后有关台湾的一个山寨博物馆。路边有一个大玩具一样的集美火车站，还有一个台湾电影院，里面正循环放映《海角七号》，一排排座位空无一人，让我们望而却步。我们入住的酒店就在台湾街旁，里面回廊纵横，幽深又幽深。走上二楼，要穿过两边绘着仿古壁画的长廊。走廊的深处，回响着我们的脚步声，让人想起了电影《闪灵》。最后拐十八个弯，才到房间。

经过一番迷宫般的探索，我们找到了同来参演的实验艺术家一小河的住处，约他一起吃饭。大家见面，都一脸愁容，到底愁从何处来？忽然觉悟到，是这个大酒店卡夫卡一样的气氛感染了我们。在席间，小河说，自己刚做完手术，腰疼得受不了。2010年，他从两米高的舞台上，怀抱吉他一跃而下，双脚骨折，躺了几个月，今年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发作了。大家不再聊音乐、效果器，而是兴致勃勃地说上了养生、中医、打坐参禅。这时，一只拖着断腿的流浪猫卧在饭店门口，小河见之动容，夹了一块鸡肉，招呼它来吃，还很伤感地觉得所有的生命伤筋动骨都不好过。为了改变下气氛，小河讲，他在来的飞机上，听到头等舱有人叫他，一看，原来是参加演出的老狼，他刚想过去攀谈一番，用小河原话：空姐一个眼神，制止了他，瞬间把他打入了经济舱。

第一天演出结束，诗人和歌手们齐聚一堂，要进行一次民谣与诗歌的对谈。大多数诗人十几年前我们都打过交道，他们是那时风起云涌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主将们，如伊沙、沈浩波、巫昂等。我记得1999年在北师大的一次诗会上，我还上台挑衅过他们的诗歌理论，但是这次谈得非常融洽，没有吵架。巫昂还拿出了她的一首诗《需要性》，要求我和小河现场谱曲并演唱。我就把它唱成了一个铿锵有力的版本，小河唱了一个软绵绵的山地迷幻版。

我演出那天，照例带了瓶酒，放在台上，边喝边唱。几曲唱罢，台下喊：“老周，喝的是啥酒？”我举起瓶子，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八块一瓶，超市有卖。”这一唱一和，好像电视广告。

在演出现场，我们遇到了忧伤的老板——左小祖咒。前一阵他老家亲戚的房子要被拆迁，左小挺身而出，四方呼吁，我问他结果如何，他笑说，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左小真是一个有预言性的音乐家，前两年他写了一首歌，叫《钉子户》，制作这首歌的时候，他还邀请我们去给他伴唱：“钉子户，钉子户，我是一个钉子户。”结果，这首歌还没有正式上市，他岳父家的房子就被他不幸言中。

2

2011年4月29日，响晴白日，苏州吴江“草莓音乐节”单方面宣布“因雷电交加，舞台基础设施受损”，音乐节被迫取消。很多乐迷都在路上了，闻此噩耗捶胸顿足，但天意不可违呀。

3

2011年4月30日，北京沙尘蔽日，通州运河公园，“草莓音乐节”现场开唱。台湾歌手林生祥前些天到绍兴跟我劫后余生般地感叹，北京的沙尘暴，那真是塔克拉玛干啊。此日他又在北京演出，他真是跟沙尘暴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天气不好，但这次看演出的人比历届“草莓”都多得多，引用罗永浩的话，“沙尘音乐节，仍然是满坑满谷的铁托儿，搞音乐的真幸福。”

等到第三天下午，我上台演出，沙子已经沉下去了，但风一样很大。出门时忘了戴帽子，结果台上高处不胜风，满脸跑头发。我唱《九月》的时候唱到“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还真是，那时候我就感觉从瀚海吹来的长风，比我手中的酒更助歌兴。最后我还改编了一首歌，讲文艺青年为买苹果电脑当小偷的事儿，现场满山谷的文艺青年都如遇知音，欢欣鼓舞。

参加音乐节，对我来说不是最累的，最累的是被合影。

“周老师，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等看完台上的演出吧。”

“就一秒钟。”

我只能无奈地再就范一次。据身边的朋友讲述，我们坐在草坪上听“杭盖”时，无意中一回头，身后九个年轻人一字排开，无声无息间已是毕业照的局面。

当月亮爬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风也静了，胡德夫和他的钢琴最后上场。这时旁边的“主舞台”和“爱舞台”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鼓敲得震天响，吉他鬼哭神号。胡老师有时会侧耳听听，但最终不为所动，钢琴如海水，嗓音似巨钟，营造了一个暂时的封闭的小世界。我非常喜欢他用闽南语唱的《月琴》，一扫原来普通话版的哀婉感伤，方言的顿挫、俏皮，给这首歌加入了许多新鲜血液，让这首歌更洒脱，引用绿妖的评论：“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少林武当，力道纯正，剑走中锋。”人格魅力在歌声中展现无遗。

演出结束，马上和朋友们飞奔出公园，几万人涌向大马路，抢出租车、黑车、公共汽车。我们抢到了一辆黑面的，路上遇到一辆大公共汽车，里面挤满了歌迷，还有人大喊：“老周！”

等我们逃到城里，坐上地铁，竟然还有零星的歌迷过来说：“老周，咱们合个影吧。”简直是天网恢恢，在劫难逃。

4

同样是北京的郊区，2011年5月14日，我参加北京房山的“花田音乐节”，从机场到现场，大约车行两个小时。同去的台湾诗人夏宇惊叹这么远的路，都可以从台北到台南了。但这还是北京。

一进后台的帐篷，张玮玮和李志总算见了个新鲜脸，站起来热情寒暄。得知他们是上午就到了，李志要等到晚上才演出。如果问为啥不出去转转，像李志和玮玮这种民谣名人，在外面转一圈，只能是被合影大军追得落荒而逃。

夏宇是台湾诗人兼著名的歌词创作者。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痛并快乐着》等都是她的手笔。向万晓利和李志引介，李志说他特别喜欢她写的《荒》。当夏宇邀请两位民谣一哥唱一首时，两位你推我让，羞怯得宛如处男。夏宇转头问：“他们平常也是这样吗？”周围人含笑不语。

其实这次的民谣阵容非常齐整，老的有老狼、沈庆，新的有李志、晓利、玮玮等。夜晚的舞台更是重头戏，夜舞台，川子先上台，演唱了四五首歌，气氛火暴。物极必反，舞台宣布，由于设备出现故障，将无限推迟演出。过了二十分钟，主舞台连灯也熄了。可怜台下很多人坐在草地上，又冷又潮，等着看李志、老狼。

这时夏宇要回城，有个重要的约会。我们把她送到路口，已没有回城的班车，只好叫了一辆黑车，夏宇低声问我们：“黑车很危险吗？”我们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告诉她，“应该没事的。”最后拥抱了一下，她感叹：“就像送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去约会。”

演出现场，又挨了两个小时，终于，舞台上的灯重新亮起来。但歌手的演出时间严重缩水，李志、晓利每人只唱两首歌。有一种说法，是说主办方担心现场人太多了。确实原因我们也不知道。由此我也联想到了周庄和苏州吴江的音乐节。

音乐路上的废弃驿站

二十一世纪初，北京五道口有个酒吧，叫“开心乐园”，那时树村乐队云集，满街全是打着鼻环、留着长发、浑身金光闪闪的男女摇滚青年。经常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纸条：寻找贝司，寻找鼓手。“开心乐园”就是这些乐队唯一可以演出的酒吧。经常可以在树村的村口看到这样的告示：今晚开心乐园，摇滚周末，下面是二十多个稀奇古怪的乐队名字，门票十元。稍晚一点儿，村口的摇滚餐厅，各路牛鬼蛇神就携家带口地吃演出餐了，富裕的，还可以喝上几瓶，继而，浩浩荡荡地兵发五道口。

“开心乐园”位于一条破败的铁路旁边，好像过去是个洗浴中心，经营不善，就沦落为地下音乐的集散地。里面消费并不贵，一瓶燕京才两块钱。经常是乐队比观众还多，大家抽着烟喝着酒，在场内窜来窜去，有时激情来了，还会在场子里串成一串跑火车。演出前，要抽签决定演出顺序。上半夜演出的乐队比较幸运，每个乐队上台，都迟迟不愿下来，只要有一个人继续鼓掌，就也可以当做在要求返场，所以时间会越拖越长，最后一个乐队演出时，鸡都叫了，该吃早点了。一般来说，每个乐队只能分到几十块钱，打车回树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到壮丽的路边大排档景象，像草原上生着篝火的游牧民族，连吃带聊，等天亮后的第一班公共汽车。车来了，灰烬一样疲倦的人群扛着乐器，流进树村的街道。这时房东们正在早起遛鸟，而这些唱歌的年轻人却要睡觉了。

“开心乐园”最终因为无法负担房租，彻底关门，这意味着更多的乐队没有上舞台的机会了。

“河”酒吧，“河”就是“黄河”的“河”。“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从兰州唱到了北京，歌声就像黄河上游的水，清澈有力。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早起，摽着膀子练琴。节拍器滴答滴答，经常从早开到晚。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北京的演出市场，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坐落于三里屯南街，中国地下的即兴音乐发源于此。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除了“野孩子”作为镇场之宝经常演出之外，万晓利、小河、马木尔、王娟也是这里的常客。晓利和小河的第一张现场唱片就录制于此。

那时感觉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见人。我记得一次春节放假，大多乐手都回老家了，一个朋友推荐我去“河”酒吧，打电话给“河”酒吧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歌手，让周云蓬去演一演。最终还是被婉拒了。到后来，常去“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