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供了起来。
这场战斗后，大顺朝丞相牛金星眼看和李自成混下去，是没有任何翻本的指望了。对革命前途灰心失望的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和儿子牛佺跑到清营摇尾乞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而牛金星因曾积极参与迫害大明官绅，早己成为“不耻于全国士林的臭狗屎”，清政府也不好安置。老牛同志只好成为了大清第一代“啃小族”，跟在儿子屁股后面“讨生活”，后老死于牛佺的官署中。
九江之战后，清军统帅阿济格认为大功告成，于是，率领志得意满、筋疲力尽的手下班师还朝。李自成终于摆脱了这条大尾巴疯狗。
擦干了身上的鲜血，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冷眼送别了背叛的人们，李自成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满腔悲愤，却从未失望。
尽管自己已经称帝，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真实喜爱着“闯王”这个悠久的称号。“闯者，代表着勇敢，代表着无畏，代表着不屈不挠，代表着百折不回。”自从23岁起兵以来，他就在这个“闯”字的指引下，越过了一座座山，跨过了一条条河，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在屡仆屡起之间，他一次次浴火重生，一次次坚定地向人生的新高度攀登！
今天，他又失败了，生命又一次暗淡无光，一切仿佛回到了出发前的起点。
但，这一切，未曾不会是另一场成功的起点，自己刚三十九岁，生命正进入一个在反思中成熟，在成熟中反思的年轮。尽管所失很多很多，但生命还在，希望仍存，历史还将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在失败的重重阴霾面前，李自成再次显现了自己不屈的韧性，他领着百战残存的部队，向着南京进发。
但进军南京的一千多条船被阿济格抢走了，加之在西安休整完毕的多铎部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南下，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
李自成再次改变了进军路线，准备穿越江西北部进入湖南，在“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地区从头再来。
多铎在占领南京后，也和阿济格一样，停止了南下的步伐。大顺面前的敌人，已换成了虚弱不堪的南明地方部队，李自成感到信心倍增。
五月四日，李自成率直属的一万余部队行至湖北通山县境，终于盼来了雨过天晴的好天气。他下令手下埋锅造饭，胡乱吃了几口后，带领28名亲兵来到了附近的九宫山，细细欣赏“空山新雨后”的美景。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村寨为了自保，纷纷成立了由青壮年组成的“乡兵”，忙时生产、闲时训练、守望相助、声息互通。对他们而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家园，每一颗粮食都是血汗，每一个老乡都是亲人，谁要把他们抢占、杀害，“乡兵”们都要和来敌拼到底。
大顺军到达湖北后，给养困难、失败情绪弥满，对所过乡村一抢二杀三烧，“乡兵”们奋起自卫，“军地关系”格外紧张。
非常不幸的是，正在九宫山上转悠的李自成恰恰碰倒了这样一支巡寨的“乡兵”。
这些“乡兵”一下子纠集了八十多人，一下子就冲到了李自成一行的面前，出其不意地将这些外乡的“贼人”们包围起来。
混战中，乡兵们仗着人多势众、地形熟悉的优势，把李自成这些身经百战的卫队冲了个七零八散。
完全和部下走散的李自成慌不择路，独自逃到牛背岭后，坐骑陷到了一块泥潭中，只好下马牵着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乡兵”程九伯见李自成单人独马，立刻手拿锄头窜了出来想抢李的“宝马”，李自成毕竞是见过大世面的专业杀人选手，业余选手“程乡兵”那里是他的对手，几招下来，“程乡兵”就被徒手格斗的李自成压在身下，李自成准备回手抽刀，宰了这个竟敢太岁爷上动土的家伙。
正当“程乡兵”命丧黄泉之际，外甥金二狗赶到，见亲娘舅被一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想都没想，抡起铁铲冲大汉砸去，嚓的一声，削丢了大汉的半个脑袋。杀人后的舅甥俩不敢久留，牵着大汉的“宝马”快速逃回。
李自成死了，死得残烈、死得窝囊，他的死，虽然有偶然因素，但更有必然因素。
这个必然因素就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当李自成从商洛山复出，提出“均田免粮”，代表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狂洋大海”顿时载起了他这叶扁舟，并把他送到胜利的彼岸。
当成功后的李自成无法建立一个长期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时，人民失望了，军队也失望了，失望的军队开始抢夺、杀害失望的人民。双方的关系也由“水载舟”变成了“水覆舟”。
失望的人民遍布城乡、遍布山野，处处打击着由“仁义之师”变为“害群之贼”的大顺军。
如是，李自成被一普通农民“乡兵”杀害，就不难理解了，万事有因必有果呀！
后来，当地的清朝官员从被活捉的李自成余部口中得知，大名鼎鼎的“一号恐怖头目”李自成竟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兵”杀了，他们梦魇般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死了，但大顺军的革命之路并未完结。这支残存的大顺军仍然有田见秀、袁宗第、刘芳亮、刘体纯、郝摇旗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在李自成牺牲的一个月后，他们终于进入湖南，集结于平江、浏阳地区，总人数含军属在内仍有21万之多，历史上把他们这支跟随李自成的部队称为大顺东路军。在新的地区，这支军队将接受新的历史史命，书写新的人生传奇！
在李自成率大顺东路军南下时，另一支十二万人的大顺军也正千里跃进、风尘仆仆地找寻着东路军的踪迹，这就是由高一功、李过率领的大顺西路军。
早在潼关之战正酣时，阿济格也率满军谭泰部、汉军吴三桂、尚可喜、姜瓖部攻打高一功驻守的榆林。在高一功严防死守，榆林久攻不克时，阿济格留下姜瓖围而不攻，自带吴三桂和满军劲旅绕过榆林，打败李过，攻取延安。
在榆林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时，高一功接到李自成撤离防区、南下会师的命令。即率兵迅速撤离榆林转进，与先前失守延安西撤的李过兵团会合，准备去西安同李自成会师。
但这时李自成早已撤离西安，西安城内已有了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因此，直接经西安南下已不太可能。
高李兵团于是进驻宁夏的惠安堡，然后，等待驻守西北甘肃、青海等地的党守素、蔺养成、贺兰的老闯营兄弟。与此同时，在清政府“葫芦卜加大棒”的政策下，大顺军驻守西北的原明降将如马科、左瓖、牛成虎纷纷投降清朝。
但老闯营的兄弟就是心眼实在，打死也不降。会合后的大顺军兄弟，组成西路军，开始了漫漫艰苦的长征，他们计划由陕西经汉中进入四川，然后顺长江东下，到达湖北与李自成会师。
征途中，他们先经历了原大顺汉中守将，但现已降清的贺珍、罗岱的袭杀、死伤惨烈。冲出汉中后，他们又经历了断粮断饮的困境，蜀道艰危的考验，但曾经的建国理想、曾经的生死诺言、曾经的兄弟情义，使他们携手并肩，一往无前！
1645年夏天，这支军队终于到达湖北荆州地区、人数也由出发前的十二万人下降为七万人。在这里，他们得知了李自成已死的消息。
这时整个西路军，已个个衣衫蕴缕、瘦骨嶙峋，憔悴的脸上，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迷茫。
李自成死亡，标志着大顺政权的灭亡。
现在，有必要回答三个问题，对李自成及大顺朝作一个小结。
第一个问题：李自成是英雄吗？
我的回答是：凡是以自己的行为推动了历史进步或人类发展的，就应该算作英雄。
从这个论点出发，明末农民造反领袖李自成乃“驿卒之子，氓隶之人，下岗无业之徒，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走投无路之饥民，将数百之众，转而攻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一举推翻了存在276年，腐朽、没落、贪婪的明王朝，使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再次验证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一颠扑不破的人类真理。
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李自成都可称得上一个英雄！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第二个问题：李自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李自成是一个优点远远大于缺点的人，他坚韧、顽强、勤奋、节俭、志存高远、律己甚严、与士卒同甘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苦难的人生及刀光剑影的博杀中，仍能有一颗真诚和宽容的心，率真不虚伪。而主要的缺点，是缺乏一种积极学习、与时俱进的心态，而正因为少了这种心态，导致了他在不断发展的现实面前，缺乏应该匹配的知识含量，从而不断出现认识盲点和误区。
第三个问题：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为什么失败？
是啊，李自成这样一个英雄，一个大写的“人”，他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却在推翻明朝的统治后，功亏一篑地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五百年来让人挥之不去、扼腕长叹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众说纷纭、林林总总的答案。
但基本的观点是：李自成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原来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报大顺朝“权将军”刘宗敏夺去其爱妾陈圆圆之仇恨，转而向关外的满清“投怀送抱”，并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联合打败李自成。之后，满清进入北京，建立满汉蒙地主联合政权，而李自成则从北京退到山西、陕西，最后退到湖北，撤退中丧师失地、一败再败，最后命丧九宫山，一代英雄骤然陨落，大顺朝由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也来谈谈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吧，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谈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象李自成这样农民造反有成功的先例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农民造反有两次成功的范例。
一次是秦末农民起义，农民兄弟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刘邦同志领导农民造反军先推翻秦王朝统治，后打败项羽，建立了立国近四百年的汉王朝；
另一次是元末农民起义，贫农兼和尚的朱元璋同志借助农民造反的风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扫灭群雄、兼并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在我国数量众多的农民造反史上，除了这两个“成功人士”外，再无他人。张角、黄巢、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等均以失败而收场。
恭喜我，答对了！那继续讨论，这两位同志造反成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大体而言，这两位成功人士的造反的社会背景就是四个字——“官逼民反”。秦末，秦朝繁重的徭役、兵役、沉重的赋税逼得人民只能揭竿而起；元末，除了上述原因外，自然灾害和元政府的民族歧视剥削政策也成为农民造反新的“催化剂”。
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大大的原因千百年来被忽视，这就是这两次农民造反中，知识分子都曾大量加盟，并最终理性地促使造反由“破坏型”转向了“建设型”。
那么，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大量参加造反运动呢？在其它时期，一贯标谤以“冶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转而就成了“把头埋在沙丘里的驼鸟”，对造反大业视而不见呢？
先从秦末说起吧！秦末，也就是秦朝刚统一建国后的11年，在这11年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成份比较庞杂，战国时期的儒、法、墨、道、兵、纵横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中间，除了法家在秦政府中有些地位外，其余的几家都统统作为被专政的对象，这些知识分子与战国时期“游走列国、出将入相、倍受尊崇”相比，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时不时还应犯点小错误，把小命儿送上，“焚书坑儒”则揭开知识分子被“暴力打压”的序幕。
元朝呢，知识分子（此时以“儒生”为绝大多数）更是进入了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寒冬”，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前朝（即宋朝）“与君王共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反而被降为了连娼妓都不如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流芳千古的绰号——“臭老九”！
这还罢了，元统治者连碗饭都不赏给知识分子吃，90多年的立国中就有80多年，把已好好执行了近500年的科举制度废止了，知识分子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梯子都被扔到一旁。在元末的后十多年里，元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被迫举行了十六期科举，但前后只象征性地录取了1600多人，这对全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