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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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 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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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五月间收复了新添卫,后来还给张先璧的余部,补充粮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贵阳。

但这两次不成规模的进攻,因兵力单薄,或先得后失,或劳而无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国整军出滇前,南明在这四个多月时间,像一个反应迟钝旳老人,没有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诸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从2月湥Ь卸岳矗髑逭窖锷希趺床患死疃ü尽翱说兄剖ぁ钡纳碛埃遣皇窍」ち耍

我可以很负责任却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您:“李定国同志没有任何消极怠工的表现,这段期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自从他主持永历朝的全面工作以来,文山会海、交际应酬、杯觥交错,让这位只有“军事专才”,没有“从政全才”的同志,顾此失彼,着着失策。

当把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样”时,己经是秋风乍起的九月了,宝贵的时光和难得的机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而占领贵州的清廷,却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队伍、筹备粮草、加派援军;一面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基层干部”南下贵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并采取了一些“舒缓民力”的政策,让贵州的民心,渐趋稳定。

整军出滇后的李定国,先从四边包抄贵阳,准备一举收复之!

就在他刚刚部署完毕时,洪承畴、多尼带着大批援军,从湖南气喘吁吁也赶到了。

战场形势马上为之逆转,李定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他令冯双礼守关岭,祁三升守鸡公背,李成爵守凉水井,张先壁余部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窦名望、刘镇国守安庄卫,白己则带“总预备队”,守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

这种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横竖离不开一个“守”字。

对此,我稍作对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萨尔浒大战中,敌众我寡的努尔哈赤,面对四路浩荡压境的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结果在五天之内,就在三个地点打了三次大仗,歼灭了杜松,击败了马林,围杀了刘铤,吓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决定性战役。从那次战役后,满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明朝的日子,却一天天地坏下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李定国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军队,如星星点灯般散落于山高林茂的黔西战场。

另外,如果我们把李定国的战绩履历表,拿来细细考查,就会发现,该同志的军事特长,既不是凭城坚守,也不是野战强攻,而是以地设伏。他特别善于借助地形的掩护,以较小的伤亡,获取较大的胜利。

但这一次,他却“让人费解”地放弃了传统优势项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动防御。

这种作法,就和两百多年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打起阵地战,一样失策。

孰胜孰败,在开战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这样做,的确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因为现在的军中,“秦晋”矛盾已很突出。在这种境况下,李定国很难把大家拢在一起打运动战,只能把这些士兵东一堆西一伙放在各个阵地上,让他的“晋兵”监视、督导“秦兵”来打仗尽忠。

李定国这种舍长就短的军事部署,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议下,清军在平越州东南的杨堡召开“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确定了分兵三路、继续进攻、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并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将进军路线及新的统帅调整如下:

中路军

统帅:多尼。

进军路线:贵阳→安顺→关岭→普安→云南。

北路军

统帅:吴三桂(李国翰已死)

进军路线:毕节→七星关→云南。

南路军

统帅:济席哈、赵布泰、线国安。

进军路线:都匀→安龙→黄草坝→云南。

至于镇守贵阳、维持治安、转运粮草,则是洪承畴及罗托的任务(这工作安全系数大)。

会后,年轻气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带着中路军,向安庄卫发动了进攻。

在数量及战斗力双双占优的清军面前,安庄卫很快失守,守将刘镇国战死,窦名望逃回。

初战告捷后,多尼的下一个目标,是关岭。

防守关岭的冯双礼是个“老革命”了,见清军人多势众,马上主动放弃阵地,退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一处,准备在此给清兵还之以颜色。

鸡公背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清军到了这里,强攻了几次,死伤累累,一无所获,比较犯愁。

但冯双礼更犯愁,因为眀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出现混乱,粮食已经好些天,没有运到这块高地上来了。

兵无粮自乱,几天后,吃光了存粮的数万名眀军,乱哄哄地撤出阵地。冯祁两总兵,只得“上级服从下级”,悻悻地弃黔回滇。

北路军吴三桂在进军中,主要的对手是白文选,主要攻取的目标是七星关。

但七星关真是一个“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的地方,对此,从山海关来的吴三桂同志,也只能望关兴叹!

攻不过去就绕过去,在关下挨了一顿暴揍后,打了半辈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顿开”。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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