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五月间收复了新添卫，后来还给张先璧的余部，补充粮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贵阳。
但这两次不成规模的进攻，因兵力单薄，或先得后失，或劳而无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国整军出滇前，南明在这四个多月时间，像一个反应迟钝旳老人，没有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诸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从2月湥Ь卸岳矗髑逭窖锷希趺床患死疃ü尽翱说兄剖ぁ钡纳碛埃遣皇窍」ち耍�
我可以很负责任却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您：“李定国同志没有任何消极怠工的表现，这段期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自从他主持永历朝的全面工作以来，文山会海、交际应酬、杯觥交错，让这位只有“军事专才”，没有“从政全才”的同志，顾此失彼，着着失策。
当把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样”时，己经是秋风乍起的九月了，宝贵的时光和难得的机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而占领贵州的清廷，却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队伍、筹备粮草、加派援军；一面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基层干部”南下贵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并采取了一些“舒缓民力”的政策，让贵州的民心，渐趋稳定。
整军出滇后的李定国，先从四边包抄贵阳，准备一举收复之！
就在他刚刚部署完毕时，洪承畴、多尼带着大批援军，从湖南气喘吁吁也赶到了。
战场形势马上为之逆转，李定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他令冯双礼守关岭，祁三升守鸡公背，李成爵守凉水井，张先壁余部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窦名望、刘镇国守安庄卫，白己则带“总预备队”，守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
这种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横竖离不开一个“守”字。
对此，我稍作对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萨尔浒大战中，敌众我寡的努尔哈赤，面对四路浩荡压境的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结果在五天之内，就在三个地点打了三次大仗，歼灭了杜松，击败了马林，围杀了刘铤，吓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决定性战役。从那次战役后，满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明朝的日子，却一天天地坏下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李定国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军队，如星星点灯般散落于山高林茂的黔西战场。
另外，如果我们把李定国的战绩履历表，拿来细细考查，就会发现，该同志的军事特长，既不是凭城坚守，也不是野战强攻，而是以地设伏。他特别善于借助地形的掩护，以较小的伤亡，获取较大的胜利。
但这一次，他却“让人费解”地放弃了传统优势项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动防御。
这种作法，就和两百多年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打起阵地战，一样失策。
孰胜孰败，在开战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这样做，的确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因为现在的军中，“秦晋”矛盾已很突出。在这种境况下，李定国很难把大家拢在一起打运动战，只能把这些士兵东一堆西一伙放在各个阵地上，让他的“晋兵”监视、督导“秦兵”来打仗尽忠。
李定国这种舍长就短的军事部署，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议下，清军在平越州东南的杨堡召开“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确定了分兵三路、继续进攻、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并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将进军路线及新的统帅调整如下：
中路军
统帅：多尼。
进军路线：贵阳→安顺→关岭→普安→云南。
北路军
统帅：吴三桂（李国翰已死）
进军路线：毕节→七星关→云南。
南路军
统帅：济席哈、赵布泰、线国安。
进军路线：都匀→安龙→黄草坝→云南。
至于镇守贵阳、维持治安、转运粮草，则是洪承畴及罗托的任务（这工作安全系数大）。
会后，年轻气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带着中路军，向安庄卫发动了进攻。
在数量及战斗力双双占优的清军面前，安庄卫很快失守，守将刘镇国战死，窦名望逃回。
初战告捷后，多尼的下一个目标，是关岭。
防守关岭的冯双礼是个“老革命”了，见清军人多势众，马上主动放弃阵地，退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一处，准备在此给清兵还之以颜色。
鸡公背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清军到了这里，强攻了几次，死伤累累，一无所获，比较犯愁。
但冯双礼更犯愁，因为眀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出现混乱，粮食已经好些天，没有运到这块高地上来了。
兵无粮自乱，几天后，吃光了存粮的数万名眀军，乱哄哄地撤出阵地。冯祁两总兵，只得“上级服从下级”，悻悻地弃黔回滇。
北路军吴三桂在进军中，主要的对手是白文选，主要攻取的目标是七星关。
但七星关真是一个“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的地方，对此，从山海关来的吴三桂同志，也只能望关兴叹！
攻不过去就绕过去，在关下挨了一顿暴揍后，打了半辈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顿开”。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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