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但纵观其整个人生,却全部以悲剧谢幕。
也许,现实世界的复杂和污浊,很难容下“纯之又纯”的人,也只能让他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扯远了,回到故事现场,继续探讨孙李失和的问题。
两兄弟的失和,归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个私心自用,一个公而忘已。
心有七窍的孙可望,首先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李定国是既利用、又限制。
当全军上下,为李定国衡州大捷而欢呼、兴奋、赞叹,甚至嚎啕大哭时,唯一他,躲在阴暗的大帐中,眼睛里,流露的满是嫉妒和不安!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国那璀璨炙热的光芒,将把他那个做了多日的帝王梦,象露珠一样烤干蒸发。
于是,一个大胆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孙可望狭小的心房里出笼了。
在衡阳大捷后,他密令冯双礼退守宝庆。在冯部退走后,马进忠部也随之撤出。
两部的“闪离”,让李定国顿时感到兵单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弃衡阳南撤。
知悉这一情况后,心中窃喜的孙可望,又密谋定策,计划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
只待李定国一来,他便以“临阵逃脱、失守坚城”之罪,将其拘捕,尔后将其所率军队,交冯双礼指挥。
但他这一“疏而有漏”的阴谋,被刘文秀的儿子知道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孩子,立刻派人赶到紫阳渡。在这里截住了正准备赶去参会的李定国后,把这“惊天大密”,全盘托出。
闻此讯息后的李定国在渡口遥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饷后,李定国喟然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为了泄愤,他现在可以统兵北上,与孙可望“一论是非”或“血拼高下”,但这一想法闪过之后,便被自己的冷静一驱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让时间去弥合我俩之间的裂痕吧!”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决定选择漠漠地离开。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国率所部的四五万人放弃永州(今湖南零陵),经永明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的兄弟情谊,自此一笔勾销。
挤走了李定国后,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孙可望,亲率十几万军队,进抵宝庆近郊的周家铺,准备给那个在衡阳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屯齐,予以迎头痛击。
但战斗的结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孙可望同志,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
周家铺一战,被李定国打得满地找牙的屯齐,转而把孙可望打了个满地找牙。不但士兵、马匹、物质损失惨重,而且宝庆城也给弄丢了。
就在这三股涌动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后一次乘胜进取的机会!
打破僵局
但此时,稳住阵角的清军,却像一个“疲态毕现”的巨人,在占领宝庆后,就长期龟缩在靖州、武冈一线,再也不愿跨“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四川、广西的清军,也停止了进攻,明清战场陷入了一片难得的沉寂之中。
清军这样做,自有其难言的苦哀!
长久以来,清王朝的军队,虽然被统一称为“清军”,但实际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组成的。
这三大块就是一、满军;二、蒙军;三、辽东汉军;四、内地绿营军。
入关后,蒙军只有少数军队,参加了为数不多的战斗。在战场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终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定乾坤的,是满军。
但现在,满军却是青黄不接,实力急剧下降。
这种实力下降,有两大表现:
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下降。
虽然满族是个“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总共能作战的士兵,也只有六万。
入关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死、病死、负伤、致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普通满族成年男子“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同期满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见明显地增长,结果“人为减员”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员减少的同时,进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满军,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逐渐脱离了“艰苦战斗、大力杀敌”的本色,变得开始讲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满军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气低了!
二、可以“统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型人才,越来越少。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战场上劳心费力的“体能透支”、政治圈里的争斗倾扎,使满军中一个个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统帅,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将,让大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一重大课题,让“少年天子”顺治,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十分清楚,入关以来,号称“睿智多谋”的多尔衮,在用兵使将上,就曾踯躅俳徊、举棋难定,以致经历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将,次主用满人满帅,后主用辽东汉军汉将的三个不稳定阶段。
而现在,满军满帅已证明再也“难堪大用”、蒙军又鞭长莫及。那么,可资一用的,就剩下辽东汉军和内地绿营兵了。
“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天才规划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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