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善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
部队编制上，新政府将这些“新土军”与“旧大西军”进行了混合编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做，不但加速了新旧军队的融合，而且使混编后的部队，既适应平原作战（汉族士兵的长项），又适应山地作战（少数民族士兵的特长）。
训练上，新部队实行一日一小训，三日一大训，日日必训，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颇有建树外，在文教、宗教事务方面，也可圈可点。
刚入滇时，孙可望就带着政府及军队的“高级干部”，亲自跑到文庙，祭祀孔子，并表示要发扬汉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出了新政府与“知识分子”和解的信号……
接着，孙可望又令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规模的科举考试，从中选拔了33名进士，到新政府中任职，新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合作，由此开始。
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科举考试的范围，扩大到了云南大部及贵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儒生在内的举子，脱颖而出，成为新政府“各级干部”中的一员。
为鼓励举子们安心学习，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多次接见举子，给予物质奖励，鼓励他们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后来，新政府陆续出兵收复两广、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就是这些来自云贵的举子们。
对生活困难的举子，新政府专门派人登记造册，定期发放粮食补助。
宗教政策上，入乡随俗的大西军上下，进入云南不久，就由“无神论者”，变为“有神论者”，对当地流行的佛教，顶礼膜拜。
孙可望曾明令保护宗教寺观，还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这种“无意插柳”的行为，恰恰起到了尊重当地信仰，加强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从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间，吸取治蜀失败教训的孙可望等人，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埋头苦干，终于创造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各族团结、社会安定、文教鼎盛、军队发展”的显著成就，从而为以后出兵北伐，挫败清军，成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封王纠葛
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
伟大的一代枭雄张献忠逝世前，曾对孙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惊”的临终遗言：“大明国运未销，吾死之后，你等可速归大明，以图久存！”
对张献忠这没头没尾的话，孙可望等人当时是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但随着入黔进滇以来，通过对民众人心向背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开始领会到张献忠的“高明和远见”。
因此，在云南，他们就用“共扶明室、恢复江山”这个新的政治诺言，作为号召，成功地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
但政冶诺言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政冶谎言。搞搞宣传，欺骗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当真去落实的，少之又少。
孙可望对这个政冶诺言，本来是没有打算去认真兑现的。
但随着1649年的到来，孙可望对兑现这个政冶诺言，变得忽然热情起来。
他组建了以杨畏知为首的联络团队，积极向“永历王朝”这个“空架子组织”靠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孙可望这种忽然迸发的热情，来源内外两方面。
内部的压力来源于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异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孙可望虽然经过民主程序，被推为“一号”，但“此一号”却非“彼一号”。
当年的“彼一号”张献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确与否，无人敢说一个“No”。
而现今的“此一号”孙可望同志，一言九“顶”，不但“二号”李定国，“三号”刘文秀，就连排在后面的“四号”白文选、“五号”冯双礼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参政议政”的热情，时不时地针对他，来发达一下自已不同的异议。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苦恼，层层环绕的孙可望，开始想方设法地实施自己的“权力突围”工程。
1648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成为他实施“突围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阅兵中，先行赶到演武场的李定国，命令升起帅旗。
见演武场的帅旗早已迎风飘扬，随后一步赶到的孙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帅未至、擅升帅旗”为理由，当场下令责打李定国一百军棍。
不明就里的李定国，当场被拉到一边，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来。
当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跑到了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见“大哥”如此有仁有义，心中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的李定国，马上被孙可望的表演，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后，当场跪倒，向孙大哥磕头请罪。
“演武场升旗事件”后，孙可望的威信，虽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与他最终的期望，仍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对此，孙可望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权力，是靠内部民主程序获得的。现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继续让大家发扬一下民主，让自已的权力，再上一个台阶！让别人的头上，再戴一个箍子！
知道无法借助“内力”抬升权力后，借助“外力”来提高权力——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孙可望的内心，不断升腾！
而在他眼里，这个可以借助的外力，无疑就是肇庆的永历帝。
借助永历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为王，从而使自已的官位，与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拉开较大的距离，为自已实现一统滇黔、再复中原、建功立业，穿上“合法的外衣”。
外部的压力，就是他己知道清军在孔有德率领下，正大规模南下，对湖南、广东、广西，志在必得。
如果湖广一失，那么必然会对滇黔，形成个半圆形包围圈。届时，两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想改变这种窘境，就必须先下手为强，把川黔抢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别掌握在杨展、王祥、皮熊这些军阀手中，他们打着“效忠南明”的旗号，死死卡住大西军出入这两省的通道。
如果自己与永历朝廷成功对接，烦利封王的计划实现，那么自己，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杨展这些大小军阀，对自已这个货真价实的“大明之王”，乖乖听命。
时间，多么紧迫呀！
1649年2月，当“联络团团长”杨畏知来向他辞行，并请求面授谈判要点时，他立刻提出了两条自已与永历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条件：
一、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秦王；
二、孙可望携云南全省土地及军民，奉明正朔，并出兵抗清。
身肩重任的杨畏知，自2月间从昆明出发，4月6日即赶到广东肇庆，以大明旧臣及孙可望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拜见永历帝，献上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良马四匹，表示敬意。
随后，他又将孙可望的“合作条件”，全盘托出。
在他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郑成功若隐若现。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孙可望封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未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为过！
他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掉人心，反而树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口水飞溅！
反对派之一是依附于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怕孙可望一旦封王，将会使李元胤势力“彼长此消”，彻底丧失在永历朝堂上立足的资本。
反对派之二是镇守贵阳、遵义地区的南明军阀皮熊、王祥等人，他们惧怕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将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的旗号，出兵黔川，并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
反对派之三是大学士严起恒，孙可望封不封王，对他并无实质上的侵害，他之所以反对，完全是在维护大明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为大明祖制规定：“非同姓者，不得封王”。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栋，就被封为宁夏王，不过，那是在他光荣牺牲之后。
生而封王者，尚无前例。
因此，严起恒的反对意见，理亦直，气亦壮！
当然，赞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一人是“统战高手”堵胤锡，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顺军余部，改造为忠贞营；现在，他依然赞成用王位为诱饵，把“势力更大、能力更强”的大西军余部，统战成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另一人就是庆国公陈邦傅，但他赞成封王的原因，却比较复杂。
因为他驻守的浔州，和忠贞营驻守的宾州、横州相邻，随时存在被忠贞营动掉“奶酪”的可能。
在达种情况下，交好孙可望，以“寇”制“寇”，这一别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让这个老小子兴奋不已，他马上义无反顾地，往赞成封王的阵营中挤。
管不管他大敌当前，赞成派与反对派，为了封王问题，在朝堂上是争得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见孙可望同志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快点回滇复命。
因有高一功、李过的先例，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并没费多少周折，便获大臣们的一致通过。
永历帝便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并“画蛇添足”地赐名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给永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原来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搁浅，杨畏知只得继续呆在肇庆的驿站里，于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就在永历君臣三心二意时，有一个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却捷足先登了。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陈邦傅，他利用永历帝曾经给他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封王诏书。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的金印，派自已的亲信胡执恭，冒充永历朝的使臣，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敕文中，为讨好孙可望，陈邦傅专门进行了诸多“特殊”词汇的叠加，把“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描写权倾天下的词汇，一起打包，转赠给孙可望。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无疑虑！
他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王号，一切搞得象模象样，有板有眼。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军将士，欢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
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以后将正式改称为“明军”，治下的云南，以后将正式成为永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把他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当了三年不明不白的“兴朝”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还末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末褪去之时，孙可望的“正牌”使者杨畏知，从广东返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
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胡执恭拿来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个档次。
傻了眼的孙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已封秦王矣”！
对质正伪的工作，随之展开。
被拉到对质现场的胡执恭，见事情穿帮，倒也不慌，干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杨畏知带来的“平辽王”金印，也是假的，永历朝廷真正封的，不过是景国公而已！
被骗后的尴尬、难堪，让孙可望羞愧难当。盛怒之下，他把杨畏知、胡执恭这两个“造假嫌疑犯”，统统关进监狱。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