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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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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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蒙古的某个小部落生活困难了,来内地抢点东西“过渡过渡”,这事搁在明末,实在是一个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清军这次却“大动了干戈”。

对这一举动,姜瓖的解读是:多尔衮已察觉了他的“犯罪企图”,要抢先对他下手了。

大同地区的清朝行政官员,也以支援这次军事行动为借口,对境内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征集粮草,让民众是怨声载道。

这种愤怒的情绪,又通过军属同志们的热情宣传,很快就传导到大同的军营里,让军队上下,也弥散着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连姜瓖也没想到,他这一挑头,会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冲天巨浪”。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叶起,就不断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去蒙古和满洲换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满洲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原的冶铁、晒盐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传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清军入关后,山西商人还承揽了大清的政府采购、军粮运输、皇庄经营等一笔笔“大宗业务”,与政府及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但少数商人的“获利感恩”的思想,并不能取代山西广大民众“失利反抗”的态度。

因对南方和陕西的频繁用兵,军费开支成倍增长,清朝中央政府的“减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文。

“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惠,黄纸骗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权利没有享受多少,义务却要大量地承担。这让本来就在明末战争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难以忍受。

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人纤弱的身躯里,依然沉淀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这块黄土地上,即使莽撞无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发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在仰慕“忠义千秋”的关圣;即使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也能讲述杨家将血染疆场的故事;即使是不满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却很刚强;

信仰的决心,看似无形,却很长久。

在大同反正后,同为晋北的朔州、浑源等地率先响应。

接着,晋西北的明朝退伍军官万练在偏关,刘迁在代州也发动起义,分别带领义军攻克了宁武、岢岚、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县城。

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后,多尔衮一是震惊,二是傻眼。

震惊是他没料到,他压根没有高看过一眼的姜瓖,竟然也还会挑头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

傻眼是大同与北京仅距300多公里,叛军的骑兵完全可以朝发夕至,直扑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现在几乎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手头基本上是无兵可用了!

没办法,一向趾高气傲的多尔衮,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只要姜瓖卸甲来归,大清将既往不究,照旧恩养。

但姜瓖此时己经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决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与多尔衮两人订一个“个人协议”,就能够解决了的。

因此,他这一次,挺直了腰杆,断然拒绝了多尔衮的解释和引诱,决心做一次历史的“排头兵”,用鲜血和生命,来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靠拳头来解决了!

多尔衮只得主动沉下身子,从全国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从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拼凑起一支队伍,让敬谨亲王尼谌领着,会同阿济格一起,在晋北先建立一堵“防火墙”,阻止姜瓖向外圹展。

但大同的“多骨诺”效应,仍山西在延续。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尔衮,只得在1649年2月,带了一支队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这次亲自出马,并没有带来“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并不畏惧这位名震天下的摄政王,全省各地的起义浪潮,依然是——“后浪推前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多尔衮在大同城下毫无进展之时,忽然接到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将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文'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人'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书'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大总督,带山东兵前来平叛。

'屋'他急令陕西的孟乔芳、吴三桂、李国翰,先行剿灭深入陕西的义军后,再率军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战的济尔哈朗,不必恋战,在该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择期领军北返。

紧锣密鼓地布置一番后,他浩浩荡荡带了一大窝“名王名将”,及京城的最后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来,大同就是山西起义的风暴眼,只要堵住了这个眼,风暴就会挟然而止。

他这次带来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济格、尼堪外,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算是基本上把爱新觉罗家族中,能打善斗的亲王,都统统带来了。

至于“名将”,更是不可计数,以致于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这次参战,才仅仅混了个随军偏裨。

但这次“众星璀璨、云集大同”,却没有取得“聚集效应”,仗从春打到夏,大同城还是“依然故我”

国事缠身、日理万机的多尔衮,显然不能继续就这样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带着满腹的惆怅,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后,匆匆离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完全、彻底地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实际上,就在他离去之时,大同已经断粮,“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整个城市到了承受的极限。

烈火炼出了钢,也排出了渣,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暗中派人出城,与围城的清军达成“秘密协议”——献城投降。

8月28日,杨振威带领手下的六百名士兵,忽然发动兵变,杀害姜瓖及其兄弟,持三人首级出城投降,清军终于进入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投降并不是大同和平的开始,而是灾难的降临。

为制造战争恐怖,慑服“不识好歹”的山西人民,多尔衮传谕: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属外,将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把大同城墙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为清军入关后,北方第一座因“集体抗争”,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占大同,仅仅是剿灭山西起义的第一步,剩下的各县市,仍需要清军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清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南北合击、东西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我们备用网址:≯,开始了浩大而艰难的“平叛之旅”。

九月,满达海部攻克朔州、马邑;博洛部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自陕西出兵的孟乔芳、额色(满族)率满汉联军渡过黄河,收回了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运城。

十月,博洛、满达海合兵攻取汾州、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又在泽州击败反清义师,擒杀守将张斗元。

十二月,吴三桂在晋西北渡过黄河,进攻偏关,义军总督万练在弹尽粮绝后,自焚而死。

多尔衮见“平叛”大势己定,决定除瓦克达继续留在山西清剿“残匪”外,其余亲王一律领军返京。

虽然山西大规模的起义,被清军以优势兵力镇压下去,但剩下的斗争势力,仍利用险峻的山区坚持斗争。

虞胤从运城突围后,率残部进入华山,并在笫二年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接受指令后又返回山西阳城、沁源的山中组织抗清武装。牛光天则继续战斗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这两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众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坚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坚持了南方人民的斗争,为北方人民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山西在这次起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以致于到三十年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耕地总量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仍未恢复到1648年起义前的水平。

墨写的谎言,遮掩不住血写的历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扬,“山西平叛”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动时,背后留下的,却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难以泯灭的“心底之痛”。

卷土重来

看着南征、西征凯旋而归的满族将士,多尔衮亳无成功者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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