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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仇”就是陈友龙，在跟着“刘铁棍”降清后，为了能在孔有德面前混张好脸，竟然领兵跑到何督师的老家——贵州黎平。把何的母亲孙氏、老婆徐氏等家属一百多口人，都抓到清营充当人质，让年过半百的何督师，一夜之间变成了“痛苦的单身汉”。
毫无戒备的陈友龙部，被背后捅了一刀后，气得嗷嗷乱叫。
但胳膊是拧不过大腿，恶狼是斗不过猛虎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领着一帮子残兵败卒，跑到永历帝那里告御状。
经过一番血战得到的宝庆，转眼又成为清军的“囊中之物”。
赶跑陈友龙后，意气风发的何督师指挥军队，不但收复了湖南道州、永州、衡州三个大城市，还攻克了泸溪、辰溪、新田、黔阳等多座县城，逼得清军乖乖退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待援。
但占的地方多了，力量也就分散了。何督师的军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无力再次发动新的攻势。
湖南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
为改变这一态势，堵胤锡决定，再次施展“统战”大法，请出忠贞营进攻长沙。
忠贞营自1646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打败后，已在川鄂交界的大山里静静地蛰伏了近三年。
在接到堵胤锡的“盛情邀请”后，不忘旧恩的忠贞营，在李赤心、高必正的统帅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常德，并在这里击败了湖南长沙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
随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忠贞营乘胜东进，收复益阳、湘潭、衡山、湘乡等地，11月11日，包围长沙。
不断流动作战的忠贞营，虽然缺少攻城的大炮，但弓箭、鸟铳还是应有尽有的。
一时间，长沙箭如雨下，弹似雹落，城墙上的守军受伤者不计其数。
但这仅仅是个“引子”，目的就是让长沙的清军做一下“热身运动”。
随后，忠贞营向清军，推出了他们新发明的升级版攻城术——双重爆破法。
所谓的双重爆破法，就是在城墙下面挖出两层地道，埋上两层炸药，先引爆上面的一层，等清军前来抢堵缺口时，再引爆下面的一层火药，形成第二次打击。
在挖地道时，饶有兴趣的徐勇同志专门跑来，通过跺口“视察工作”。
结果被等在一旁的李赤心，一箭钉在城墙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坐标”。
就在双重爆破工程即将峻工之际，却传来何督师十万火急的军令——停攻长沙，速救南昌。
军令如山，堵胤锡只得在11月16日，怅然若失地带着忠贞营向江西进发。
可是挤调走忠贞营的何督师，直到次年的正月，也没有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打长沙。
这时，多尔衮手中的最后一支满族王牌师，已经在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风尘仆仆地从京城赶到了湖南。
何督师为他的“私心自用”，来“买单”的时候到了！
1649年1月20日，进低道林的济尔哈朗，从俘虏口中得知何腾蛟与马进忠都在湘潭城中，就连夜进军，天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湘潭县城。
马进忠慌忙领兵杀出。
混乱中，却“一不小心”地把可怜的何督师拉在了城内，成了清军的“高级俘虏”。
济尔哈朗曾想让这个“高级俘虏”投降，但被“威武不能屈”的何督师一口拒绝。
随后，何督师被杀害于湘潭流水桥旁的一个小坡下。
就义前，这位有南明“擎天一柱”的汉子，曾两手拍地，大呼“可惜、可惜”，以致两掌皆烂。
不知何督师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可惜，还是为南明的功亏一篑而可惜！
但对于有浓厚“死亡崇拜”情节的中国人来说，死的悲壮的何腾蛟，依然是一个“私德有缺、大节不亏”的好同志。
因此无论是官修的《明史》，还是私著的《永历实录》，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对于永历王朝来说，何腾蛟活着，郝永忠、曹志建、王进才、胡一青等部还能聚成一个拳头打人，他一死，这个拳头就再也形不成了。
伴随着金、王、李、何这四颗巨星的殒落，自“江西反正”形成的中兴局面彻底丧失。
南明的永历政权，再一次，被抛到了前途未卜的低谷之中。
第二十六章 坚持再坚持
峰回路转
济尔哈朗在俘杀何腾蛟后，把下一个需要“重点打击的目标”，定在了大顺军重要余部之一的忠贞营头上。
刚赶到江西，就得知南昌已经陷落的高必正、李赤心，目前正领着忠贞营，返回到湖南郴州地区休整。
济尔哈朗马上率主力赶往郴州。
在郴州，以“西北人”为主体的忠贞营，与“东北人”为主体的满八旗，又一次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忠贞营的战斗能力，在南明的军队尚属前列，但这次与这支满八旗一较量，逢“满”必败的故事，再一次毫无悬念地上演。
打败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又派出一支偏师，由阿哈尼堪率领，击溃了与忠贞营“同根同源”的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部，占领邵阳、黔阳、沅州、靖州。
济尔哈朗再下一个作战的目标，就是有“松柏情怀、梅花性格”的南明新兴侯——焦琏，统领的正牌政府军了。
济尔哈朗采用奔袭的手段，占领了广西门户全州，然后以全州为钓饵，以逸待劳地引诱焦琏前来咬钩。
因深知全州事关永历王朝的安危，焦琏于是组织队伍，对该城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攻，与济尔哈朗、勒克德浑血战于全州城下。
虽然给了这支满八旗重大的杀伤，但最终焦琏还是被打败，无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败了焦琏，这支满八旗又在勒克德浑的带领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军——曹志建部“切磋武艺”。
曹志建部比焦琏部差得更远，交战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济尔哈朗在湖南、广西打了一阵后，发现自已的对手中，单单少了一个曾在全州、桂林，给了清兵重大杀伤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里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陈友龙的“秋风”去了。
在奉何督师之令揍陈友龙部过程中，永忠同志发现陈部不仅“人软好打”。
而且还发现，该部存在私设“小金库”，且库中的资金特别充裕的“腐败现象”。
这对穷得叮当乱响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于是乐此不疲着追着陈永龙乱跑，从湖南追到广西，再从广西追到贵州。
先将陈友龙的不法钱财抢光分净后，又把该同志杀人灭口。
正在分金分银正忙的时候，闻到钱味儿的阿哈尼堪，率着一支满八旗忽然“登营造访”。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义之财”，也丢了大半。
逃回广西庆远的郝永忠，这才知道，欣赏他的恩公——何腾蛟，已经黯然辞世，他转眼成为永历朝堂上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杀陈友龙，挑起内战为由，上疏公开指责郝永忠为“大明叛逆”，不允许地方政府为其部提供任何物资供应。
郝永忠发现自已在永历帝的统治范围内，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部队离开广西。
其后，郝部一路飘泊，辗转西进，最后终于在夔州地区与“大顺老兄弟”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成为著名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时间里，济尔哈朗统领的这支满洲军队，打败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将领，再一次把永历王朝逼上绝路。用自己“战无不胜”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愧是17世纪“最优秀的骑兵部队”。
但就是这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节里，却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