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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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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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玉四个快速而漂亮的动作,搞得在省城坐镇的李成栋晕头转向,特别是东莞的丢失,更让他觉得“无颜见大清权贵”。

为找回丢掉的尊严,1647年3月16日,李成栋全军出动,准备以武力收复东莞。

为确保此次胜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李成栋派出“秘密特工”,收买内奸对东莞的大炮作了特殊的“技术处理”。

3月17日,东莞攻防战打响。

义军在东莞城墙上架起大炮,计划对城外清军的阵地,展开轰击。

但经过特殊处理的大炮,在关键时刻,竟全部“哑口无言”。

大炮的无能为力,让义军的自信心大损,清军趁机发动了攻城战。

经过一天的力战,义军不支后退出该城,东莞重新落入清军的手中。

攻取东莞后,预谋对道滘斩草除根的李成栋,又开始进攻道滘的前哨————望牛墩。

与顺利攻取东莞不同,小小的望牛墩,成为清军一个新的“伤心之地”。

他们在这里苦苦地熬了七天七夜,扔下五六百具尸体后,才占领了这一块被鲜血染红的小高地。

3月26日,死伤累累的清军,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来到了道滘的泥城下。

在清军发起进攻后,道滘的大炮这次毫不客气,滚烫的炮管中,发出一声声雄壮的怒吼。

在炮击中,攻城总指挥李成栋及其坐骑“幸运地中了头彩”。

坐骑当场炸了个粉碎,李成栋负伤,跌落到旁边的泥坑中,狼狈不堪。

两天下来,这支曾横扫东南的清军部队,竟在小小的道滘泥城下损兵折将,只能无可奈何地“望城兴叹”。

万般无奈的李成栋,忽然灵光大现,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他深信“重赏之下,必有内奸”,于是开出大价钱来收买内奸。

内奸李郝思现身了,作为张家玉的表兄弟,他参与过泥城的施工建设,熟悉其中的布防情况。

他给李成栋献上一份自画的道滘布防图,图上详细地绘制了泥城中的大炮、兵力、陷阱等部署情况。

对于奖赏,这个“井底之蛙”开出的价码并不高,只要求在城破之后,能得到一块叫李洲角的好田。

得到布防图的李成栋按图索骥,从泥城中的“薄弱”环节迅速攻入该城。

泥城被攻破后,不屈的道滘军民家自为战,人自为战,作出最后的抗争!发出最后的吼声!

血战中,数千义军被杀,数千义民同死。

死难的人民中,就有张家玉的祖母、母亲、妻子、妹妹、叔叔、婶婶等三十多人。

在亲人鲜血浸泡过的土地上,卑鄙、无耻的李郝思,终于得到了他那块“梦寐以求”的好田。

认为自己的责任,还远远没有尽到的张家玉,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带着幸存的义军,撤到宝安西乡。

在清军带着杀戮者的满足撤走后,四面八方的人民齐聚道滘,将为国殉躯的军民集中归葬到金牛坊的一个特大水凼中,用泥土覆盖,命名为“道滘大坟”。

1826年,在道滘举人叶安济的倡议下,邻近各乡的人民,捐筹白银一千两,用麻石砌地,重新修整了此坟,以表达对一百八十多年前先烈的敬仰和缅怀。

生于斯地、葬于斯地、魄伴故园、情绕家乡!

伟哉,不屈的道滘军民!

壮哉,光荣的道滘山河!

桂林大捷

李成栋在与张家玉这一类“民间抵抗力量”死磕的同时,还在日思暮想地捕一条“大鱼”,好让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统治者,见识一下他非凡的能力,为自己攫取“两广总督”这一职务,增加新的筹码。

这条“大鱼”,就是己由广东肇庆逃到广西梧州的永历帝。

1647年1月16日,李成栋带兵向肇庆进军,留守该城的南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三天后,清军象征性地“挥一挥刀枪后”,便占领了这座永历朝的“废都”。

为将“追击进行到底”,李成栋继续向永历帝所在的梧州进军,南明思恩候陈邦傅不“思恩”而“思逃”,弃城滚蛋。

在此情况下,南明现任广西巡抚曹烨模仿古礼,脱下上衣,双手牵羊,向李成栋投降,并美其名曰“肉袒牵羊,以迎王师”。

李成栋虽然兵不血刃得到梧州,但心情却一点儿也不爽。

因为就在前几天,思想高度警觉的永历帝,己离开梧州,经平乐逃往桂林。

上天似乎想宽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这时,永历朝的首辅丁魁楚私下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并要求投降。

对如此美事,李成栋自然应诺,并派出副将杜永和,去和丁首辅接洽投降。

原来丁首辅见跟着不断跑路的永历帝混下去,实在是一项高度危险活动。为保证自己“多年积累的巨额财产”的安全,决定脱离永历帝,走李成栋的门路投降。

杜永和在接洽这位首辅时,见其家产整整装了三百只船,绵延数里,心中拥起对这位“巨贪”无比的垂涎,他马上将此情况通报给了李成栋。

李成栋决定“惩治贪官,为民除害”,他用两广总督的头衔,忽悠丁首辅返回广东,在半道上派杜永和予以劫杀。

结果,丁魁楚及其男性家眷全部被杀,女性家眷及巨额家产被李成栋军队瓜分,据说仅白银就有八十万两之多。

这都是金钱惹的祸,让我轻易宰了你!望着丁魁楚血肉模糊的人头,李成栋安慰自己稍稍不安的灵魂。

因为广东后方有张家玉等人在捣乱,李成栋不得已,带大部人马返回广东“平叛”,只派出一小股去桂林追击永历帝。

不明敌情的永历帝依然故我,敌进我逃,敌疲我驻,准备往湖南武岗去投靠军阀刘承胤。

东阁大学士瞿式耜坚定反对,他不客气地指出:“陛下是我们永历朝的象征,您己经逃了四次,每逃一次,人心就涣胜一次。如果再逃下去,局面恐更不好收拾。”

面对瞿大学士的指责,“好脾气”的永历帝作出的解释是——青山不老,绿水常青;能伸能屈,方为帝王!

无可奈何的瞿大学士,表示自己将留下来,与桂林共存亡。

永历帝勉强同意。

为表达自己心中的歉意,永历帝不但给了瞿大学士一顶“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官帽,还给了太子太傅的荣誉称号。

送别永历帝时,瞿大学士强烈建议,为维系人心,皇帝不要离开广西,如果形势实在危急,就先跑到湘桂交界的全州去,千万不要跑远了。

永历帝虽然答应了,但实际过程中,他还是跑到了湖南西南腹地的武岗。

永历帝“率先垂范”地一走了之后,桂林城的南明官员,上至总督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都像受惊的鸟儿,一个比一个逃的更远更远。

只有瞿式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官员留下来,成立了“过渡政府”,维持日常的运作。

到达桂林城外的数百清军,知道桂林已经“官去城空”,于是凭着一股“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发动攻城战斗,一时间,竟然成功登上了西门的城墙。

“危难时刻现身手”,刚刚把永历帝护驾到全州,又连夜返回桂林的平蛮将军焦琏及时赶到,与登上西门城墙的清兵竭力死战,终于使这股骄横的清军非死即伤,狼狈逃出桂林城。

这是发生在1645年3月之间的事,两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清军,再一次对桂林发动了进攻。

这一次,瞿式耜可是信心满满,成竹在胸。

因为他在桂林城中,不但筹集了大量的兵力,筹备了大量的粮草。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守城的利器——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是司礼监优秀的“技术太监”庞天寿主持铸造的,结构紧凑、性能优良、质量可靠。

李成栋的清兵在军队建设上,迷信“二百五加葫芦卜”的精神,对新技术、新兵种的使用,远没有满洲“正牌八旗”那样重视和推广,结果这次麻烦大了!

在明军大炮一阵紧过一阵的炮火轰击下,攻城清军连桂林城头的砖头,都没有扒下一块,就成批成批做了南明炮兵的“移动靶标”。

等清军的战斗意志,被大炮轰得所剩无几后,“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焦大将军”的焦琏一马当先,率军从桂林杀出,对围城的清军实施“反围城”作战。

是役,清军损失惨重,李成栋派到广西的这支“优质清军”基本上被打残打废!

历史学家把这次大捷称之为“桂林大捷”。

“桂林大捷”是南明政府军,在东南沿海的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胜利。

这场战役,打破了清军(这次实际上是“伪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南明人民和军队,与敌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在“桂林大捷”后,焦琏领兵连取阳朔、平乐,尔后又与陈邦傅合兵收复梧州,把广西的清军全部“驱逐出境”,重新让这个地域广阔的边陲省份,插满了大明的旗帜。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我们在赞颂广西抗清明军浴血奋战的同时,还不应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个“幕后故事”。

这故事就是,在敌后的广东省,“岭南三忠”领导的义军,正用自已的鲜血和生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配合。

岭南三忠

“岭南三忠”除先前说过的张家玉外,还有“二陈”(陈邦彦、陈子壮)。

先说一下张家玉。

张家玉自从道滘撤退后,锲而不舍的他,在增城附近,很快就再次组织起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义军。

他把这支军队分为龙、虎、犀、象、豹五个营,自己则被推为大将军。

其后,他率这五个营,一举攻下龙门、博罗、连平、长宁、乳源、归善、河源等县。

攻下这些县城后,张家玉采取与民休息、长期驻守的办法,力争建立起一小块稳固的根据地。

在与清军的具体作战方式上,他采取了更番出御,战一而休四的“车轮”战术,让参与围剿的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1647年10月2日,张家玉领兵进攻增城。

翻开地图,增城距省会广州很近,现在增城是广州直接管辖的一个市,坐车仅需一小时,基本上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

你打别的地方,李成栋同志可以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增城就不同了,要知道,连兔子先生,也是很保护窝边草的,况李成栋乎?

李成栋于是倾巢出动,赶到增城,与守军对张家玉的义军形成了内外夹击。

在清军的双重围困下,义军伏尸累累、血流成河,张家玉中箭负伤。

见突围无望,为不让自己成为清军的“活标本”,张家玉投水但自尽!

死时,年仅31岁。

说完了张家玉,说另一个忠义之士——陈邦彦。

陈邦彦,广东顺德人,因为其父是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耳濡目染的他,打小起就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但这并没有给他换来锦绣前程,因为他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所以在多次应考中,均未能中举,是一个典型的“应试教育”牺牲品。

仕途无望后,为了谋生,他接过父亲的教鞭,在大良北郊锦岩山下设馆授徒,成了大明千千万万“乡村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

弘光朝建立后,这位乡村教师面对学生,振臂高呼:“此时不思报国者,非丈夫也!”

自此,他告别了讲台,成为一名四海飘泊、命悬一线的“职业革命者”。

和两百多年后的同乡孙中山一样,他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上书。

他针对时局,精心撰写了万言书——《中兴政要》,开列了32条抗敌救国的方法,并千里迢迢,赶到南京进呈弘光帝。

可惜,正沉湎于舞榭歌台、梨园春色中的弘光帝,看到这封万言书后,仅发表了一句“此迂儒之议也!”的评论后,便一置了之!

隆武朝建立后,陈邦彦再把这份被“封杀”的万言书整理整理,上奏给隆武帝。

与弘光帝相反,立志中兴的隆武帝对这封“万言书”大加赞赏,并破格封陈为监纪推官,终于让这位在科举场上饱经风霜的士子,跨入了国家公务员的行列。

随后,他还与苏观生一道,参与了赣州的解围战。

赣州失陷后,清军开始进攻广东,他建议苏观生凭借五岭天险,阻挡来敌,被心中“另有所念”的苏大学士一口拒绝。

知道陈邦彦对自己已经心有怨言,已下定决心立绍武帝的苏观生,干脆派他去桂监国那里担任“联络员”,妄图想“借刀杀人”。

苏观生的愿望几乎变成现实,因为在绍武帝发起“独立运动”并杀了彭燿和陈嘉谟两特使后,一怒之下的永历君臣,就差点宰了这位“联络员”来败火泄气。

但以诚感人的陈邦彦,成功实现了自救,并被反派回广州进行策反活动。

知道自已无法完成重任的他,没敢返回广州,而是潜入了中途的高明山中,招募义师,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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