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第41部分

张家玉四个快速而漂亮的动作，搞得在省城坐镇的李成栋晕头转向，特别是东莞的丢失，更让他觉得“无颜见大清权贵”。

为找回丢掉的尊严，1647年3月16日，李成栋全军出动，准备以武力收复东莞。

为确保此次胜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李成栋派出“秘密特工”，收买内奸对东莞的大炮作了特殊的“技术处理”。

3月17日，东莞攻防战打响。

义军在东莞城墙上架起大炮，计划对城外清军的阵地，展开轰击。

但经过特殊处理的大炮，在关键时刻，竟全部“哑口无言”。

大炮的无能为力，让义军的自信心大损，清军趁机发动了攻城战。

经过一天的力战，义军不支后退出该城，东莞重新落入清军的手中。

攻取东莞后，预谋对道滘斩草除根的李成栋，又开始进攻道滘的前哨————望牛墩。

与顺利攻取东莞不同，小小的望牛墩，成为清军一个新的“伤心之地”。

他们在这里苦苦地熬了七天七夜，扔下五六百具尸体后，才占领了这一块被鲜血染红的小高地。

3月26日，死伤累累的清军，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来到了道滘的泥城下。

在清军发起进攻后，道滘的大炮这次毫不客气，滚烫的炮管中，发出一声声雄壮的怒吼。

在炮击中，攻城总指挥李成栋及其坐骑“幸运地中了头彩”。

坐骑当场炸了个粉碎，李成栋负伤，跌落到旁边的泥坑中，狼狈不堪。

两天下来，这支曾横扫东南的清军部队，竟在小小的道滘泥城下损兵折将，只能无可奈何地“望城兴叹”。

万般无奈的李成栋，忽然灵光大现，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他深信“重赏之下，必有内奸”，于是开出大价钱来收买内奸。

内奸李郝思现身了，作为张家玉的表兄弟，他参与过泥城的施工建设，熟悉其中的布防情况。

他给李成栋献上一份自画的道滘布防图，图上详细地绘制了泥城中的大炮、兵力、陷阱等部署情况。

对于奖赏，这个“井底之蛙”开出的价码并不高，只要求在城破之后，能得到一块叫李洲角的好田。

得到布防图的李成栋按图索骥，从泥城中的“薄弱”环节迅速攻入该城。

泥城被攻破后，不屈的道滘军民家自为战，人自为战，作出最后的抗争！发出最后的吼声！

血战中，数千义军被杀，数千义民同死。

死难的人民中，就有张家玉的祖母、母亲、妻子、妹妹、叔叔、婶婶等三十多人。

在亲人鲜血浸泡过的土地上，卑鄙、无耻的李郝思，终于得到了他那块“梦寐以求”的好田。

认为自己的责任，还远远没有尽到的张家玉，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带着幸存的义军，撤到宝安西乡。

在清军带着杀戮者的满足撤走后，四面八方的人民齐聚道滘，将为国殉躯的军民集中归葬到金牛坊的一个特大水凼中，用泥土覆盖，命名为“道滘大坟”。

1826年，在道滘举人叶安济的倡议下，邻近各乡的人民，捐筹白银一千两，用麻石砌地，重新修整了此坟，以表达对一百八十多年前先烈的敬仰和缅怀。

生于斯地、葬于斯地、魄伴故园、情绕家乡！

伟哉，不屈的道滘军民！

壮哉，光荣的道滘山河！

桂林大捷

李成栋在与张家玉这一类“民间抵抗力量”死磕的同时，还在日思暮想地捕一条“大鱼”，好让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统治者，见识一下他非凡的能力，为自己攫取“两广总督”这一职务，增加新的筹码。

这条“大鱼”，就是己由广东肇庆逃到广西梧州的永历帝。

1647年1月16日，李成栋带兵向肇庆进军，留守该城的南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三天后，清军象征性地“挥一挥刀枪后”，便占领了这座永历朝的“废都”。

为将“追击进行到底”，李成栋继续向永历帝所在的梧州进军，南明思恩候陈邦傅不“思恩”而“思逃”，弃城滚蛋。

在此情况下，南明现任广西巡抚曹烨模仿古礼，脱下上衣，双手牵羊，向李成栋投降，并美其名曰“肉袒牵羊，以迎王师”。

李成栋虽然兵不血刃得到梧州，但心情却一点儿也不爽。

因为就在前几天，思想高度警觉的永历帝，己离开梧州，经平乐逃往桂林。

上天似乎想宽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这时，永历朝的首辅丁魁楚私下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并要求投降。

对如此美事，李成栋自然应诺，并派出副将杜永和，去和丁首辅接洽投降。

原来丁首辅见跟着不断跑路的永历帝混下去，实在是一项高度危险活动。为保证自己“多年积累的巨额财产”的安全，决定脱离永历帝，走李成栋的门路投降。

杜永和在接洽这位首辅时，见其家产整整装了三百只船，绵延数里，心中拥起对这位“巨贪”无比的垂涎，他马上将此情况通报给了李成栋。

李成栋决定“惩治贪官，为民除害”，他用两广总督的头衔，忽悠丁首辅返回广东，在半道上派杜永和予以劫杀。

结果，丁魁楚及其男性家眷全部被杀，女性家眷及巨额家产被李成栋军队瓜分，据说仅白银就有八十万两之多。

这都是金钱惹的祸，让我轻易宰了你！望着丁魁楚血肉模糊的人头，李成栋安慰自己稍稍不安的灵魂。

因为广东后方有张家玉等人在捣乱，李成栋不得已，带大部人马返回广东“平叛”，只派出一小股去桂林追击永历帝。

不明敌情的永历帝依然故我，敌进我逃，敌疲我驻，准备往湖南武岗去投靠军阀刘承胤。

东阁大学士瞿式耜坚定反对，他不客气地指出：“陛下是我们永历朝的象征，您己经逃了四次，每逃一次，人心就涣胜一次。如果再逃下去，局面恐更不好收拾。”

面对瞿大学士的指责，“好脾气”的永历帝作出的解释是——青山不老，绿水常青；能伸能屈，方为帝王！

无可奈何的瞿大学士，表示自己将留下来，与桂林共存亡。

永历帝勉强同意。

为表达自己心中的歉意，永历帝不但给了瞿大学士一顶“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官帽，还给了太子太傅的荣誉称号。

送别永历帝时，瞿大学士强烈建议，为维系人心，皇帝不要离开广西，如果形势实在危急，就先跑到湘桂交界的全州去，千万不要跑远了。

永历帝虽然答应了，但实际过程中，他还是跑到了湖南西南腹地的武岗。

永历帝“率先垂范”地一走了之后，桂林城的南明官员，上至总督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都像受惊的鸟儿，一个比一个逃的更远更远。

只有瞿式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官员留下来，成立了“过渡政府”，维持日常的运作。

到达桂林城外的数百清军，知道桂林已经“官去城空”，于是凭着一股“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发动攻城战斗，一时间，竟然成功登上了西门的城墙。

“危难时刻现身手”，刚刚把永历帝护驾到全州，又连夜返回桂林的平蛮将军焦琏及时赶到，与登上西门城墙的清兵竭力死战，终于使这股骄横的清军非死即伤，狼狈逃出桂林城。

这是发生在1645年3月之间的事，两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清军，再一次对桂林发动了进攻。

这一次，瞿式耜可是信心满满，成竹在胸。

因为他在桂林城中，不但筹集了大量的兵力，筹备了大量的粮草。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守城的利器——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是司礼监优秀的“技术太监”庞天寿主持铸造的，结构紧凑、性能优良、质量可靠。

李成栋的清兵在军队建设上，迷信“二百五加葫芦卜”的精神，对新技术、新兵种的使用，远没有满洲“正牌八旗”那样重视和推广，结果这次麻烦大了！

在明军大炮一阵紧过一阵的炮火轰击下，攻城清军连桂林城头的砖头，都没有扒下一块，就成批成批做了南明炮兵的“移动靶标”。

等清军的战斗意志，被大炮轰得所剩无几后，“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焦大将军”的焦琏一马当先，率军从桂林杀出，对围城的清军实施“反围城”作战。

是役，清军损失惨重，李成栋派到广西的这支“优质清军”基本上被打残打废！

历史学家把这次大捷称之为“桂林大捷”。

“桂林大捷”是南明政府军，在东南沿海的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胜利。

这场战役，打破了清军（这次实际上是“伪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南明人民和军队，与敌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在“桂林大捷”后，焦琏领兵连取阳朔、平乐，尔后又与陈邦傅合兵收复梧州，把广西的清军全部“驱逐出境”，重新让这个地域广阔的边陲省份，插满了大明的旗帜。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我们在赞颂广西抗清明军浴血奋战的同时，还不应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个“幕后故事”。

这故事就是，在敌后的广东省，“岭南三忠”领导的义军，正用自已的鲜血和生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配合。

岭南三忠

“岭南三忠”除先前说过的张家玉外，还有“二陈”（陈邦彦、陈子壮）。

先说一下张家玉。

张家玉自从道滘撤退后，锲而不舍的他，在增城附近，很快就再次组织起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义军。

他把这支军队分为龙、虎、犀、象、豹五个营，自己则被推为大将军。

其后，他率这五个营，一举攻下龙门、博罗、连平、长宁、乳源、归善、河源等县。

攻下这些县城后，张家玉采取与民休息、长期驻守的办法，力争建立起一小块稳固的根据地。

在与清军的具体作战方式上，他采取了更番出御，战一而休四的“车轮”战术，让参与围剿的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1647年10月2日，张家玉领兵进攻增城。

翻开地图，增城距省会广州很近，现在增城是广州直接管辖的一个市，坐车仅需一小时，基本上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

你打别的地方，李成栋同志可以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增城就不同了，要知道，连兔子先生，也是很保护窝边草的，况李成栋乎？

李成栋于是倾巢出动，赶到增城，与守军对张家玉的义军形成了内外夹击。

在清军的双重围困下，义军伏尸累累、血流成河，张家玉中箭负伤。

见突围无望，为不让自己成为清军的“活标本”，张家玉投水但自尽！

死时，年仅31岁。

说完了张家玉，说另一个忠义之士——陈邦彦。

陈邦彦，广东顺德人，因为其父是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耳濡目染的他，打小起就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但这并没有给他换来锦绣前程，因为他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所以在多次应考中，均未能中举，是一个典型的“应试教育”牺牲品。

仕途无望后，为了谋生，他接过父亲的教鞭，在大良北郊锦岩山下设馆授徒，成了大明千千万万“乡村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

弘光朝建立后，这位乡村教师面对学生，振臂高呼：“此时不思报国者，非丈夫也！”

自此，他告别了讲台，成为一名四海飘泊、命悬一线的“职业革命者”。

和两百多年后的同乡孙中山一样，他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上书。

他针对时局，精心撰写了万言书——《中兴政要》，开列了32条抗敌救国的方法，并千里迢迢，赶到南京进呈弘光帝。

可惜，正沉湎于舞榭歌台、梨园春色中的弘光帝，看到这封万言书后，仅发表了一句“此迂儒之议也！”的评论后，便一置了之！

隆武朝建立后，陈邦彦再把这份被“封杀”的万言书整理整理，上奏给隆武帝。

与弘光帝相反，立志中兴的隆武帝对这封“万言书”大加赞赏，并破格封陈为监纪推官，终于让这位在科举场上饱经风霜的士子，跨入了国家公务员的行列。

随后，他还与苏观生一道，参与了赣州的解围战。

赣州失陷后，清军开始进攻广东，他建议苏观生凭借五岭天险，阻挡来敌，被心中“另有所念”的苏大学士一口拒绝。

知道陈邦彦对自己已经心有怨言，已下定决心立绍武帝的苏观生，干脆派他去桂监国那里担任“联络员”，妄图想“借刀杀人”。

苏观生的愿望几乎变成现实，因为在绍武帝发起“独立运动”并杀了彭燿和陈嘉谟两特使后，一怒之下的永历君臣，就差点宰了这位“联络员”来败火泄气。

但以诚感人的陈邦彦，成功实现了自救，并被反派回广州进行策反活动。

知道自已无法完成重任的他，没敢返回广州，而是潜入了中途的高明山中，招募义师，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