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第27部分

这“多（尔衮）五条”分别是：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头改衣。

多尔衮领着满蒙汉八旗大军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华北平原，在为人民“剿贼灭寇、讨伐不义”的同时，自然要解决八旗大军，行政干部、后勤人员、随行家属共二十多万的生活、居住、生计等一系列的问题，以使跟着他跑出来干“革命”的一干人能够消除后顾之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住房问题上，入京后的八旗军士、家属开始是与当地居民杂居的，但是，大顺军留下的“特殊礼物”——鼠疫吓坏了这些来自严寒地带的人们。出于防疫的目的，新政府想出了分城居住的办法。下令把北京内城的原住民一律逐出，逐空后把八旗军士、家属安顿进去。鼠疫过去后，多尔衮发现这个分城居住的办法挺好。不但能防病，而且还能防敌——一一旦汉人袭击，扎推在一块的旗人们马上就能拉出去打群架。

尝到甜头的多尔衮决定把这项“好制度”推广开来，以后，清军每打下一座大城市并需要在当地驻军时，都把内城的居民赶出来，建立“满城”，让八旗军士、家属集中居住。时至今日，太原、南京、杭州等驻过八旗军的城市，都还留存有“满城”遗址。

需注意的是，满城并非都住着满人，还有汉人、蒙人这些入了旗的“旗人”。

强占各大城市内城老百姓的房屋这种作法，连多尔衮也知道不太地道。随后于是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出台了一项法令，规定凡是被占了房的居民，新政府将根据所占房屋的多少，减免其一到三年的田赋。

这道法令如果放到现在，肯定会被人骂成是在搞“画饼充饥”式的作秀！但在明末清初，城市居民在城外还是大大小小有些田产的，这让那些被占了房的内城居民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些“安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回家洗洗睡吧！

但不久，京城附近的老百姓发现：他们是旧怨未去，又添新恨。

因为新政府为了解决入关旗人的生计问题，又搞了一个“圈地”运动。

旗人们大部分还是种地为生的，但种的地在满洲、松花江畔，并没有随着清军的入关而入关，这些充当职业军人的旗人们入关后。四出打仗，家里那点地自然无人打理，撂荒了。

同时，给新政府打仗既不发饷，还不让随便抢劫，这就使旗人们生计困难，生活水平极剧下降，后方民怨沸腾，前方军心不稳。

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想到给广大旗人们搞点产业，他盯上了京郊州县的“无主荒地”。

京郊州县的“无主荒地”原本是有主的，主人就是明朝在京城内居住的皇族、勋贵、官僚、太监等权贵。但这些主大部分已死在了“大顺朝革命的屠刀”下。目前，这些地实际掌握在承租的佃农手中，并且，佃农们在1644年已按所耕种的田亩数向新政府交纳了“农业税”。

为把这些地变为旗人们的固定资产，这年的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宣布自此令下达之日起，将把京郊四十一个县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的诸王、勋臣、八旗兵丁等。

此令一下，在政策的执行中，立即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一是各旗官兵在旗主的授意下，撒开马儿去圈地。圈地时，不管耕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自耕农、中小地主家中还有的一些耕地也被圈去。

二是各旗官兵们不但圈了地，而且连耕地附近居民宅基地、房屋也统统圈了去，立刻让这些人变成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无家可归、无地可耕的农民、中小地主联合起来，采取和平的手段逐级把“上访材料”呈送到多尔衮手里。

为平息民怒，同时也为了解决各旗官兵有了地却没人耕种的烦恼，以“行仁义、救中国”为“己任”的新政府迅速出台了两项“补救措施”。

一是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关部门，凡民间房产因为被满洲圈占，可视其被占耕地的多少、肥瘠程度，在他处速行补给，并保证公平公正，不让百姓吃亏。

话说得冠冕堂皇、天衣无缝，但这里不是在人少地多满洲，；而是在人口稠密华北平原，耕地在明朝中期就已被开发殆尽，所以在政策的落实中，各地官员只能从各县边远地区的荒山滩涂中划出一些“薄地”来，象征性地对失地居民进行补偿。

二是发布“投充”令，新政府为解决“汉族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鼓励他们投入到各旗下，以奴仆身份来耕种自己曾洒过汗水和泪水的土地。

在“投充”令下，大量的汉族农民倒是了有地耕，不流浪了。但第二天睁眼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份变了，以往好歹还是可以自由迁移的佃农，和田主是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走。而现在乃至以后，自己及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投充”令都骂娘的，一些脑瓜子转得特别快的地主发现了“投充”一个特殊的好处——偷税漏税。

这些地主和旗人们达成“秘密协议”，带着自己的地投向旗人的门下，虽然地还是自己的，但却不用再向国家交税了，另还能拉虎皮扯大旗，借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何乐而不为？

这下该轮到多尔衮傻眼了，于是他紧急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宣布“投充”一事，永行停止。

但这项禁令只管住了普通旗人，旗人中的勋贵、王爷等特权阶层，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吸纳了大量的“投充”民户，成立“个人农庄”，并委派汉人中的强悍奸滑之徒担任“庄头”，对投充户进行集约化管理，集体化生产，反映清朝社会风貌的小说——《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黑山村的乌庄头，就是这样一个厉害角色！

如果说“投充”似乎还有一点点“喜剧色彩”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四个恶政——缉捕逃人法，则完全渗透了汉族百姓的血和泪。

了解缉捕逃人法，先得明白一个名词——逃人。

逃人，简单来说，就是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当奴隶，想方设法逃出来的人。

这些人，原来是明朝辽东、河北、山东的普通百姓，在后金侵占辽东、五次进掠内地及征大顺伐南明时，被俘获并送到旗人的庄园中，作为奴隶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人数有40万之多。

在八旗军四出打仗后，大批旗人也随军出征，旗人庄园管理放松。有些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的“奴隶”，纷纷找机会逃亡，逃人问题由此产生。

仅1644年一年，就有四到五万名“汉人奴隶”成功从旗人的庄园中逃出。当逃人问题已严重威胁到满洲旗内各级人等的“生产生活”时，严厉的“缉捕逃人法”就在新政府的手中应运而生。

逃人们胜利脱离魔窟后，必然是只能靠投亲靠友才能活下去，这样，“缉捕逃人法”就涉及到两个犯罪主体——逃人及收留逃人的窝主。

在“缉捕逃人法”中，逃人是作为旗人的“特殊财产”出现在法律的客体中的，旗人们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所以，“缉捕逃人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案件判决量刑时，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逃人第一次逃被抓，第二次逃被抓，都是被暴打一顿鞭子后发还原主，继续接受劳改，直到第三次逃被抓，才是被处以绞刑；而窝主则是一旦牵连被抓，废话不说，直接砍头，并且不但窝主本人被杀，窝主的一家及左邻右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但即使这样，逃人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新政府就把缉拿逃人作为本届政府施政的第一要务。不但在中央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逃人的追捕审理，而且在地方也把缉捕逃人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数万逃人的背后必然会牵扯出数十万的窝主。数十万汉人血泪交加的痛苦，与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得意，形成了清初一道“沉重”的风景线。

逃人与窝主的痛苦，也深深刺痛新政府中汉族官员的心。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给了这些汉官为民鼓与呼的勇气。他们不断长篇累牍地上书，向摄政王多尔衮倾诉汉族百姓的心声，希望新政府能“以人为本”，适当减轻逃人法的惩罚标准。

但所有的上书最终换来了多尔衮一通怒气冲冲的斥责：

“你们这些汉官，就知道对逃人一事各执偏见，全然不知国家的大政方针，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受累，流的不过是汗，而旗人为国打仗牺牲，那流的是血，拼的是命！”

“没有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那有旗人为你们玩命，当年老朱家的王爷们鱼肉百姓时，何曾见你们打抱不平；当年李自成杀人放火时，何曾见你们出手相助。正是我们旗人来了，才改变了这一切，为你们广大的汉族百姓带来了生活安宁。人，贵在知足，贵在感恩！”

发过脾气后，“缉捕逃人法”依然“我行我素”，接下来，又有更多的逃人和窝主被抓被杀，但，汉人奴隶的逃亡仍然是有增无减。

前面说的这四条恶政虽然可恶，但就其危害程度而言，仅涉及辽东、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而下面的这一条恶政，却危害到整个的汉族地区。在这条恶政下，数千万人不屈抗争，数百万人人头落地；在这条恶政下，多尔衮及顺治帝，都终其一生，也未完成对中国的统一。

这条恶政就是——剃发易服。

这条恶政，源渊流长，早在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就规定其占领区的汉人必须在发饰和衣服上和满人看齐，男子剃去头顶四周的头发，梳起金钱鼠尾的发式；脱掉宽袍大袖的汉服，改穿对襟窄袖的满装，女子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并把此规定上升到汉人是否真心归顺后金政权的政冶高度，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

皇太极时代，后金虽然在文化典籍、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大力推行汉化，但仍坚持剃发与满服这两项基本原则不变。

为何要坚持这一形式上的底线，这是因为在皇太极的心中，有三个这样的“特别情结”。

一、“我爱我族”的情节。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太极内心深处，自然有着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认为汉族虽然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先进的，但在服装发饰方面，满族则是更“先进”的。它简洁、明快、实用、精干，让满族的男儿们能在北方的山林原野中盘马弯刀、挽弓骑射，尽显英雄豪姿。皇太极希望随着征服战争的进行，这种引以为豪的民族情感会随之“发扬光大”，在其它民族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二、防止全部汉化，保持本民族纯洁性的情节。在皇太极执政后，曾组织后金的“文化人”翻译了汉族的二十二史，其中与满族“惺惺相惜”的辽金蒙古史成为皇太极经常翻阅的“历史教科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书中皇太极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因为不能很好地保持民族持色，结果在“全盘汉化”之日，也就是“整个民族消亡”之时，对此，被征服的汉人也曾说过这样的“名族名言”——“胡虏无百年之运”。

三、满族统冶长久的情节。保留本民族的衣冠文化，对于满人来说，可以时时牢记自己是一个“以小博大、以少胜多”的民族，促使全民族发奋努力、自强不息，永远保持本民族“人上之人”的优越地位；对于汉人来说，也可以处处不忘本民族是一个被统治民族，应时刻谨言慎行、低眉顺目，对满人但存恭顺之心、休生叛逆之意。

后金——大清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多尔衮虽然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位四哥，但在心理上却深深受这三个情节的影响，以至于对“剃发易服”始终情有独钟。

在他最初入关进京后，就曾迫不及待地下过剃发令。但鉴于京城99。9％汉族居民的通力反对，立足未稳的多尔衮只得暂时收回了这道不得人心的成令。

随着灭顺亡明一系列胜利的到来，多尔衮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复活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叫孙之獬的汉官跑来为多尔衮给力加油。

孙之獬，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多年儒家经典的教育并没有给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投靠魏忠贤、贪污索贿，让这家伙政治上沾满污秽，经济上充斥肮脏。

但这家伙风向标转换特快，在多尔衮刚进京后就首先摇尾乞降，以此原因顺利当上了新政府的礼部侍郎。

但还想继续进步的孙侍郎不甘心就此停步，在没有能力为新政府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时，剑走偏锋，率先领家人“剃发易服”。

但“剃发易服”后的侍郎大人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