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 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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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戴维·格鲁恩成为了戴维·本…古里安
　　戴维·格鲁恩的父亲已经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圣山热爱者”运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热心的希伯来语文学家，所以戴维从小就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像其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方案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发明了“熔炉”一词来描述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的以色列·冉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没有巴勒斯坦人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的话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1＇而赫茨尔本人也因多次巡游而筋疲力尽，随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决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
　　尽管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到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革命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a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对种族和宗教不屑一顾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却认为那个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们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了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
　　发生在俄国的这种大屠杀使得戴维·格鲁恩登上了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移民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
　　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蒙·巴尔·科赫巴底下的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
　　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土耳其行省西顿和大马士革及其行政区耶路撒冷，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同分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结果也落了空。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最新的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本土耶路撒冷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在还是孩子时便开始学习鲁特琴——或曰“乌得琴”——并且很快便成为那个音乐至上的镇子上最好的乌得琴演奏者，因此他得以与任何人接触，不管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地方官员的儿子，该地方官与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关系密切。不过瓦希夫因倾心于艺术而未能成为地方权贵。他曾跟着一个理发师做学徒，不过很快便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成为一个音乐家。他见证着所有的事情，知道每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显贵、土耳其帕夏，到埃及歌女、抽烟抽得很厉害的音乐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女人。他在七岁时便开始写日记，该日记成为耶路撒冷文学的一件瑰宝。＇2＇
　　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了兴趣（入场费是一个比什里克，在门口交纳）。
　　瓦希夫陶醉于文化融合的氛围里，作为一个在英国圣乔治公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他还学习了《古兰经》，喜欢在圣殿山上野炊。他将塞法尔迪犹太人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儿子”，还盛装打扮参加犹太人的普珥节和每年一度在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炊，并在那里伴着乌得琴和手鼓演唱安达卢西亚歌曲。在蒙蒂菲奥里区一个犹太裁缝家里举办的特殊的演唱会上，他将一首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歌曲改用犹太曲谱进行演奏，以配合阿什肯纳兹唱诗班。
　　1908年，人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及其秘密警察的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新恢复了1876年宪法，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在这种令人振奋的情景之下，当地商人阿尔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雅法门向那些快乐的民众免费发放了几百个面包，此人被他的崇拜者们称为“犹太帕夏”，其敌人则称其为“小希律”。孩童们在街边玩耍时，还把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过程表演了出来。
　　阿拉伯人相信至少他们会从土耳其帝国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不确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以阿拉伯半岛或大叙利亚为中心的王国，不过，黎巴嫩作家纳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雄心在同步发展，而且势必发生碰撞。人们推选耶路撒冷贵族奥斯曼·侯赛尼和优素福·哈立迪的侄子——作家、政治家、见多识广的鲁希（Ruhi），作为议会成员。鲁希·哈立迪成为伊斯坦布尔副议长，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购地者进行抗争。
　　越来越富有的耶路撒冷大家族们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男孩子们与瓦希夫一起在英国圣乔治公学接受教育，女孩子们则在侯赛尼女子学校上学。妇女们既穿阿拉伯服饰，也穿西式服装。英国人的学校将足球引进了耶路撒冷：每个周六下午，沙漠门外面的球场上都会举行足球比赛，侯赛尼家族的男孩子们更是热心的玩家，一些人甚至戴着塔布什帽玩足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希夫还正在上学，不过他已经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双重生活。他演奏乌得琴，做着信贷中介人和宴会承办者的工作，或许还是与大家族们关系微妙的皮条客，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面谢赫贾拉的新宅院里。显贵们通常会租一个单身公寓用以玩牌和供情妇们居住，这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备用钥匙交给他。瓦希夫的主顾，市长的儿子侯赛因·埃芬迪·侯赛尼，在雅法路外的单身公寓里包养着情妇中最轻盈凝白的女人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她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混血女裁缝，这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专门勾引男人的妖妇还贩卖牲口，出售她自创品牌的百里香油。珀尔塞福涅喜欢唱歌，年轻的瓦希夫则用乌得琴为其伴奏。侯赛尼在1909年当上市长后，便把珀尔塞福涅嫁了出去。
　　权贵们的情妇传统上说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希腊人，然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俄国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享乐主义者们最丰富的资源。瓦希夫记载道：在未来的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和伊斯梅尔·侯赛尼的陪同下，他为“俄国女士们”安排了秘密宴会。此时，一个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与众不同的俄国人，对耶路撒冷里他的同胞们那令人震惊的颓废和嫖娼行为进行了批评。这个贪图享乐的修道士于1911年3月到达耶路撒冷，他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精神顾问和安慰者，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只有他才能治得了这个病。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对这种感觉进行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到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而且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只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了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备受尊敬的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在了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豪华的寓所里，然而，他却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其“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怪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进行祈祷。＇3＇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国家的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随着人员增多，那些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们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给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乱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们很容易便被那些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修女们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是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到她们的名单之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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