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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怀有犯罪感的人们当中，不少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这是自我否定、自我厌恶的极端形式。
一位同性恋者在发现自己的真实的性倾向后，由于负罪感太重，曾试图自杀：“我都快被自己弄成精神病了，怀疑，慌张，忧郁和恐惧，痛苦得无法自控的精神折磨，心理完全变态，完全不服从意志。自杀竟成了遏制自己精神失常的唯一方法。第一次服药自杀未死，妈妈的惊慌痛哭使我心如刀绞。我对对她，但我却实在没有办法呀！”他的负罪感发展到一咱严重自我否定、自我封闭、自我诅咒的程度：“更让我恐惧的是，我根本无法逃避痛苦。不能上街，因为街上有情侣；不能听歌、读小说、看电视电影，因为其中都有‘情’字，让我想起那不属于我的世界。有同学稍微挨近我， 我就害怕自己出现稀奇古怪的念头；我试图去接近女生，但一想到‘你又不爱她们’，‘你害了别人’，立即便极忧郁，丧失信心。每每想到异性，在极度压力下竟出现恐惧的感觉。抱着能成就生，失败就死的压力，我想就是正常人也不能激起性欲、不能勃起了，何况我又有同性恋的倾向。我对未来根本绝望了，要不是前次自杀看到妈可怜的样子，我早就结束自己肮脏的生命了。”
另一位曾自杀未遂的同性恋者说：
“我当时痛苦过，曾自杀过，但一想到父母姐妹又有了信心。我上大二时最消沉，经常雨天一个人出去任凭风吹雨打。我很想找一个人倾诉一番，可是找谁呢？我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希望能治疗。我照书上所说的尽量克制自己，然而克制之后是欲望的进一步加强！书上的各种治疗办法都无济于事，克制自己简直是折磨人。”
“有时候我真想自杀， 因为对我想爱的人，我无法（不敢）去爱（因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自身社会存在），而对我不爱的人，我又提不起精神与其交往。”
一位南方农村的农民在信中说：
“心理压力太重了。我有时想寻短见，但离不开亲人，只好抱着一丝希望生存下去。我现在才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精神病。我真的无脸见人，表面上装出快乐的样子，其实我没有一天快乐过。失恋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拼命去忘掉一些事一些人。我真的快乐要疯了，再加上手淫过度，身体虚弱，满脑子是做爱、性交，充满幻想。有时想去作变性手人，但没有勇气去面对未来，怕选择错会害了父母，也害了自己。反正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一个没事业、没地位的废人，因为我没心情去做事。”
一位同性恋者表达了他的痛苦绝望以及渴望死亡和“重来一遍”的心情：
“我永远不会为自己是gay而自豪。 自豪这种东西是幻想药底下的歇斯底里。我只是坚持低等生物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有些黑人说，黑是最美的，我看也是自欺欺人。我在内心总是想，自己如果能从头再来该多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染上了许多坏毛病。尽管不抽烟不喝酒，可我暴食，有些时候吃得几乎不能动弹，连呼吸都困难，然后我开始害怕自己马上会死去，等感觉好一点就到卫生间去呕吐。我知道这样下去没有好处，可我在内心是渴望死亡的，因为我要新生，要从头再来，可再也不会有头了，不会有了。”
这位同性恋者还说：
“我最要好的朋友知道我的事后已疏远了我，我不怪他，当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同性恋时，也一样不能接受这种事；就是现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仍然不能接受。毕竟在正统道德观耳濡目染下长大，很能一下改变观念。只是没有友谊，没有爱情，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该如何走。反正毕业后就赶紧工作，早点挣钱替换妈，也算尽一份孝心。等孝道尽完，我就想出家，静渡一生。”
调查发现，有不少同性恋者表达过想出家当和尚的愿望，而这些人都是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抱有较重负罪感的人。例如一位同性恋者这样讲到他的好友出家当了和尚后他的感想：
“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无疑我的心情也是灰色的，内心无奈且无助，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入寺庙。晨钟暮鼓，祥云缭绕，以及声声入耳的诵经文的声音，与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吻合，从那念诵经文的声音里，我分明听出了一种无奈，对世事沧桑的一种无奈反抗，而少有看破红尘后的超脱。”
“有一段时间我想去当和尚，当然是为了逃避现实。可我可能吗？我会嘲笑宗教特别是有组织的宗教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我就像那出戏《等待戈多》里的人一样总在等，可不知自己等什么。这种焦虑有时真能让人发疯，越来越令人感到人生的荒谬和无意义。”
一位认真考虑出家的同性恋者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我不希望自己脑袋一热做出自己后悔的事。说实在的，我选择这条路，完全是为了逃避现实，逃避内心的苦闷，通过它寻求另一种生活，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罢。因为我觉得，我此生注定痛苦一生，寻求这种生活或许会好一点。再说我也确实能适应这种生活。说我注定痛苦一生，那是因为，多少年来我痛苦的不是没有伴，不是单单生理的痛苦，而是我爱的不能得到，我追求的是心理上的爱抚。我需要一个平常的人生，同别人一样的一份爱，一个温暖的家，可我此生注定得不到它。”
出于这种对同性恋倾向的否定性价值观，同性恋者之间有时甚至会互相规劝，特别是年长的同性恋者有时会规劝年轻的同性恋者，希望他们不要走上这条路。一位中学生说：
“我和XX是87年冬天认识的，他说这方面的事能收敛就收敛，万一有个闪失不好。”
一位年近半百的同性恋者说：“对年龄小的人应尽量帮助，使他们接近异性，以便一生过得更幸福些。同性恋是受谴责的，不幸的。”
“我觉得我们是无辜的。但我也不希望小孩走上这条路。”一位中年人说：“对于年龄小的朋友，我们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去规劝他们好好地生活，过正常人的生活。但这种规劝奏效不大，因为我们也曾被别人劝说过，但是我们还是沉下去了。明知道劝阻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还是尽力地说道理，劝劝他们，以自己后悔心情劝说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好像只有这样，心理才能平衡一些。”
有些同性恋者对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没有负罪感，但与年龄太小的少年打交道有负罪感。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这样说：“我对小孩有犯罪感。”北京同性恋者当中流传着X医院一位医生自杀的故事。他喜欢一个男孩子，骗那男孩说是给他治病，结果把那男孩搞了。男孩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家长，家长找到医院领导，在领导要找这位医生谈话时， 他割腕自杀了。
一位女气很重的调查对象说；“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我很珍惜这个，我也有责任感，我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能让他往这方面发展，所以我对勾引小男孩的人深恶痛绝。”
一些同性恋者不仅对自己的性倾向感到耻辱，而且看不惯那些满不在乎的人，觉得他们不知羞耻。
一位调查对象说：“听说XX被抓起来以后，跟人耍嘴皮子，大摇大摆又出来了，没有羞耻的感觉。在是我的话，就很害怕这样。”
“我是先天的，我也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我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相当满意。我是共产党员，有家庭，有妻子儿女，有社会地位，一旦被人知道了不得了。我还特别反感圈里人的一种倾向，就是爱说谁都是同性恋，什么这个演员也是，那个名人也是的。”
“即使是在西方社会中，同性恋倾向在许多人眼中也仍是负面事物，是丑闻。由于社会长期以来视同性恋为异常，导致同性恋者自身也多有认为自己反常变态的；认为自己属于偏离正常状态的边缘状态，是不正常、不自然的。在自我价值评判方面，我们的问卷数据显示，寻求过治疗的人与不曾或不愿寻求治疗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大多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幸福，精神负担较重，认为自己的行为违反社会道德，是不正常、不符合人的本性的，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性倾向加以矫正，而且如果有了可以矫正的方法，他们也愿意加以矫正；后者的回答却基本相反，这些人对同性恋行为的价值评判我们在随后的几节中会详加讨论。
同性恋是疾病
以同性恋倾向为疾病的调查对象常常感到痛苦和无奈，但他们认定自己〃有病〃，但大都不认为自己有道德方面的罪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也没有负罪感， 因为疾病和罪恶毕竟是两回事，到医院治疗其他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或罪恶。然而他们往往抱怨自己命运不好，陷于可怕的痛苦和孤独之中。
在持有这类想法的同性恋者中，许多都有求医问药的经历。他们一般都是看神经科门诊或去作心理咨询。
有一位调查对象说：“我曾去医院挂过号，跟大夫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感觉并不困难，在对我们的行为作科学研究的地方，气氛很不错。”
一位男护士说：“由于职业的影响和诱发，我不知不觉地患了一种同性恋疾病，由于当时年幼无知，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病情就慢慢地发展严重。1968年我退伍时已患病在身，而且病情在继续加剧，日渐恶化。在我无意志控制的情况下发生过同性恋行为。这本来是这种病症恶化现象，但是单位的一些人出于报复之心，硬把这种病症说成是流氓行为。他们对我大搞刑审逼供，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位同性恋者曾被搞到判刑入狱的程度，后来经医院开出“患有同性恋病”的证明，才得以解脱。
一位曾经求过治的同性恋者在问卷上写道： “本人曾和两位同性朋友有过性关系， 但那还是在5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只是出于好奇心。我一共有过四次性关系，往后一直没有过。哪知道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和同性朋友在一起，看到那些风度潇洒的同性们，我就想吻他一个。虽然我控制住了，但心里又无限向往。现在我已27岁，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同性不能爱，异性不能爱，已对生活失去信心了。但我又留恋这个世界。现在只有求得你们的帮助，尽快地想出办法，救救我们这些患者吧……”
另一位尚无任何同性恋行为、仅仅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就到心理医生那里寻求过治疗的青年在问卷上写道：
“我总觉得我很危险，可能会有一天去引诱别人。如果有一天有人来引诱我，我会轻而易举跟他去，因为简直要疯了。我很矛盾，内心一直不知所措。我不只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怎么办？”他认为自己属于“变态”，想纠正又纠正不了，在自己“变态”的欲望与自己承认为正确的社会行为规范之间痛苦地挣扎。虽然他还没有任何同性性行为，但强烈的心理压力已经使他的精神感到难以承受。
一位同性恋者希望去冒险做任何手术，只要能改变自己的性倾向，他说，只要有办法治疗矫正， “就是变成白痴，一切从零开始，我也心甘情愿。求您为我这个陌生男孩打听一下北京可有开脑洗脑的手术，求求您。”
有相当一批寻求矫正的调对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想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过“正常人”的生活， 这一求治动机在结婚压力大持方更加常见，例如农村。一位同性恋农民面临结婚的实际问题， 他在来信中说：“我长得很帅，在村里是有名的，所以有很多女孩子主动追求我，但都遭到我无情的拒绝。我觉得我好对不起她们。我曾试过跟女人做爱，看会不会改变。我去嫖妓，但我对女人还是当成朋友，没兴趣。我不知将来能结婚不能。我去看过医生，没有用。反正我在别人眼里像个变态人。”
一位到心理咨询部门求过治的农民在我们的问卷上写道：
“这件事是一件很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事。我认为有这种毛病的人虽不多，但都很苦恼，又不好向人说明……希望你们有什么办法矫治。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还未结婚，一旦暴露，让异性朋友知道，可能又要吹。这不为此事正担心呢！希望快回信给我矫治吧！”
一位同性恋者到处寻医问药，想知道有无“治好的先例”，“成功比例大不大”，“顽固性的是否能治”等等，他说：“好在我如今正在自我治疗，当属于顽固一类。不过苦恼颇多，极少与人交流，又抱负颇高，些不求上进者，我是不屑与之来往的。我忍受着心底不被人理解的苦楚，缺乏安慰与交流。我的心灵是孤独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