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情发生后，在北平指挥锦州战役的蒋介石也突然回到上海，并要求报道此事的上海《大众夜报》责令停刊。《大众夜报》不仅发了《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而且要传讯孔令侃》等报道，还有一篇社论《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哄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虑。”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众夜报》被责令停刊的当天，宋美龄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带入官邸，引见蒋介石。报道说“宋美龄穿的是黑色旗袍，孔令侃穿的是灰色西装，神态怡然”，这个无疑是向上海各界的示威。宋美龄的态度也可见一斑。
要人民还是要美人？蒋介石选择了后者。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说过：“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的事情自然也难以推动，蒋经国“打虎”打不下去，辞职离沪。
往事录
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
作者：黄春光 字数：14219
黄永胜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毛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没想到，王力一煽呼，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是让吴法宪来负责。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我父亲黄永胜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接着，吴法宪就陪着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母亲去京西宾馆。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是毛的嫡系。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中共九大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笺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子，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坚决顶住；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守了这条线。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之后，中央决定让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她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里，珠江干脆就禁航了。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汽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