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大业相期许,今日了然无踪。
张居正百感交集,握住高老的手流泪,久久不忍言别。
据在场的人事后回忆,两人可说是前嫌尽释了。
张居正对高拱,总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高拱失势罢归后,他也还念念不忘。一日,高拱派遣一仆人入京,回原来的家中取一些器具。张居正得知后,召那仆人来,询问了高拱的起居情况。仆人泣诉道:“高老回乡后病困,又经王大臣案惊吓,几乎活不了啦。”张居正听了,为之泣下,拿出玉带、器币、杂物等大约可值千金的东西,交给仆人带给昔日的好友。
返京途中,他再次去新郑高拱家中看望。回京后又致信问候。可惜,昔日强悍的高拱已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了。
当年十月,高拱去世。高拱妻上疏要求恤典,也就是请国家拨给丧葬费。万历对高拱当年挟制他们母子的事仍不能释怀,不准。张居正上疏恳切为之呼吁,万历才准予开复原职,但只给予“半葬”待遇,即国家承担一半的安葬费用。
随后,高拱之弟高梅庵请张居正为高拱写墓志铭,张居正亦立即应允。
命运无常啊,真的无常!
元人小令有曰:“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高拱是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也有大的志向,可是他与张居正相比,在生前的遭遇相差天壤。不知在乡间养老的那些岁月里,他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叹。
宦海也是江湖,碌碌竟为谁忙?
蟒衣玉带能传几世?钟鼎之盛祸在其中!
张居正是官场上的胜者,他终生也不可能体会到高拱的这种失落感。施与同情,也是基于胜者的大度。
他步上巅峰,自觉即使做不了万世圣人,起码于当世的权势之强,无人能出其右——包括皇上!
掌权者的幻觉,总是让他们看不到弱小者的力量。他们决想不到,大厦也有倾的时候,老树也有朽的时候。得意之时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明日的败亡。
他感觉不到有这样的威胁,荣耀的光芒让他目眩。
六月十五日,浩浩荡荡一行刚抵北京城郊,就有皇上派来的司礼监太监何进等候在真空寺接风。
何进宣读了谕旨:“若于中午进城,则请张先生在朝房等候,朕即在平台召见。若于午后进程,则请张先生回宅安歇,明日免早朝召见。”
国之栋梁终于回来,皇上一刻也等不得了!
次日一早,早朝免去,百官列班迎候张居正入朝。衮衮诸公,绯袍玉带,恭谨地行礼如仪。旋即,万历在文华殿召见了张居正。
即位以来,万历还没有一次如此长时间地见不到“先生”,此时自是有千言万语要说。
寒暄过后,万历便问:“先生沿路所见,地里的庄稼如何?”
张居正愿意回答这样的垂询,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君,就应该有这样的良心。
他禀报说:“托万岁的福,河南畿辅(北京周围)两地,麦子丰收,稻苗亦是茂盛。”
万历又问:“黎民安否?”
张居正说:“各处凡有抚按来见,臣必向他们转达皇上的保民之意。告诫他们,凡事务实,不要虚文。臣见各官都兢兢业业,与往年委实不同。因此黎民感恩,皆安居乐业,实有太平景象!”
万历面露喜色,想想又问:“边事不知怎样了?”
张居正答:“在途中,臣见到了山西及陕西三边总督,都有密报说,俺答西行,为瓦剌所败,损失惨重,俺答仅以身免。臣以为,夷狄相攻,是中国之利,此是皇上的威德所致,今边境无事,四夷宾服。”
内外的情况都很好,万历放下心来,特批张居正在家休息十日,再来上班。张居正又在太监张宏的引导下,到慈庆宫、慈宁宫拜见了两宫皇太后。
此一段衣锦还乡的风光,终告一段落。
八月秋凉时,赵老太太在魏朝的护送下启程了,由运河水路进京。自然又是一路搭棚迎送,彩幔高张,鼓角旗帜热闹非凡。徐州副使林绍竟然亲自下河拉纤,为太夫人做引导。
九月十五日,队伍抵达京郊。万历和两宫都派了太监前往问候。稍事休息后入城,史载“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明史》)。就是皇帝他老妈,也未有过这等风光吧。
到了京城相府安顿后,万历和两宫又送来赏赐,并有旨慰问张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赵老太太年事已高,不能进宫去拜谢,由张居正到会极门代为叩谢两宫。
君臣之谊,空前绝后!
繁华鼎盛过后,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首辅的案头。
就在张居正归葬之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擅权。以张居正归葬时的一件事为话题,直指张居正专用阿谀奉承之徒,败坏了官场风气。
事由葬礼而引起,其时湖广各级官员均前来捧场,唯独巡按御史赵应元不见踪影。这位巡按当时正代理襄阳政务,只打了个招呼说有病来不了。也许在赵应元看来,参加葬礼是人情而不是公务,来不来不说明什么。对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宰相张居正肚子里却撑不了船。在这时他就不以“非常人”来度别人了,心里很不快。
他以前的门客、现任佥都御史王篆察觉了首辅的心理,就借赵应元借托病不去接任新职为由,唆使都御史陈炌参了赵应元一本。像“有意规避”这类行为,在实行了考成法后,照例是要给处分的,于是万历下诏予以除名。
此事在朝野的震动也很大。一个省级的监察大员,因为不去参加首辅父亲的葬礼就要被罢官,未免骇人听闻。
王用汲说的就是这个。他说,赵应元不任新职,固然是太放肆了,罢免了都轻。但赵应元被参,真正原因是会葬的时候没有去,得罪了首辅。陈炌参他,不是因为事,而是因为人;不是因为此事,而是因为他事,陛下怎么能知道?
王用汲就此事生发开去,谈到了当今官场风气之恶劣。他说“以臣看来,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但是陛下又不亲理政事,将政务委托给善于奉迎的一帮大臣。大臣独占私利而无所顾忌,那么小臣就越发苦于没有门路办自己的私事。大臣这么做,就等于驱使天下官员都去求他一人。
这里面,句句说的都是张居正。
王用汲看得不错,主宰者有私,官场自然就是一个大卖场。大家都把良心作价。只要把良心杀得越狠,官运上的秤杆就翘得越高。
奏疏里最致命的一段话是:“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直斥张居正超越了皇权为所欲为。
上疏时张居正正在江陵,吕调阳卧病不出,是由张四维拟的票,将王用汲削职为民。万历同意了,还批了几句话,说:“本当重治,姑从轻。再有这等的,并这厮重治不饶。”(《万历邸抄》)
这个事情,张四维处理得应说中规中矩,并无可指责之处。但张居正回阁后,大为不满,认为处理得太轻,应该下狱廷杖。但事已至此,张居正不由得迁怒于张四维,好几天都严词厉色,没给好脸色看。
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过了50岁后,所作所为与高拱的刻忌一模一样。逆耳的话,听也不要听,开始有了“顺昌逆亡”的霸蛮气。
此次张居正一反常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谤言置之不理,而是利用在家休息的几天,上了一道疏为自己辩护,洋洋三千余言。
他看到了王用汲上疏里的要害,是建议皇权不能旁落的问题。这对张居正来说,有身家性命之忧。于是他反击得非常激烈。
辩护疏上说:“明主求贤求不到,那是很劳苦的;如果求到了,就很轻松。所以受信任的贤臣,当然要揽权。难道非要像秦始皇那样刚愎自用,像隋炀帝那样猜忌忠良,才算是有权吗?”
又说:“先帝临终,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这个辩护词,扯得有些远,且“舍我其谁”的口气也未免太大。此时万历已完成大婚,是一个成人君主了,张居正自恃“帝师”的身份,仍然把万历史当孩子,教导万历应如何如何做皇帝,恐怕是太忽略了万历心里的微妙感受。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很长时间里不够谨慎,与皇帝的通信中,有时居然自称“孤”。皇权制度几千年,一个臣子敢于如此跟皇帝说话,实为罕见。
可是,他没有察觉到:无论是在他身上,还是皇帝的心里,事情都在起变化。
万历史皇帝照旧在他的自辩疏上批了赞同的话,可是,却也没有进一步加重对王用汲的处罚。午门前血肉横飞的惨烈一幕,再未重演。
王用汲虽被革斥为民,但是直声遍天下,被士人目为敢于仗义执言的豪杰。
夺情事件与归葬恩遇,是张居正从政生涯中的巅峰时刻,自此以后,有些东西开始在悄悄逆转。
这个变化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王用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软肋!
【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玩青史低头袖手,问红尘缄口回头。”
元人吴西逸在小令《山间书事》中,写了这样一种情状。当士大夫群体中弥漫着这样一种欲言又止的情绪时,'奇‘书‘网‘整。理。'提。供'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盛世。
“万历新政”进行了6年多,当一切都在高歌猛进时,突如其来的顿挫,使得正直的人纷纷沉默。
张居正,一个起自布衣的读书人,跨入庙堂,荣登首辅,将“南柯一梦”的神话变为了现实。他不从于俗流,自比上古的名臣伊尹、傅说,有起隳振惰的雄心大志。可是,一朝权在手,他也同样不能免俗。他的生命之流,在惊涛怒卷大明朽木枯枝的同时,也渐渐混浊不堪。
看别人如何昏庸,自己做起来也一样拙劣。年轻时立志剿除的疽痈,同样依附在自己身上。
身自清流出,而终为浊流之首,这难道是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摆脱不了的铁律?
张居正登临权力顶峰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喜谀”,就是爱听颂歌,欣然接纳谄媚小人。
在政治生态圈中,总有一批能力低下但向上爬的欲望很强的人,也有一批把升级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人。这两种人,等不及按部就班的提拔,又做不出超群绝伦的业绩,于是谄媚就成了他们晋升的唯一手段。
高明的领导者,对他们应远之而惟恐不及。或者把那些盈耳的颂歌只当做是苍蝇叫。衡量下属的唯一标准,只应该是才干。
张居正太多地吸取了前辈首辅的消极经验,未能形成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才干相当的中枢集团。他唯一的一个政治盟友,是那个连权术也玩不大好的宦官冯保。
对才干上稍差一些的内阁同僚,他失之苛刻,驱使如奴仆。对一些为人正直、但持有异议的部院官员,他又视为异己。于是他能够感到亲和一些的,就只有永远笑容可掬的谄媚小人了。
张居正在用人之道上,不要说比上古三代圣贤,即使是与朱老皇帝与成祖皇帝相比,也是相距甚远。
他只是想如何制约皇权,以保障出一个好皇帝;却没有考虑如何制约自己的权力,以保障自己永走正道——把自己视为真理化身的人,在这方面无一例外。
在亲近小人方面,张首辅与凡夫俗子无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万历野获编》),上联说的是他辅佐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下联说的是他两个儿子分别得中状元榜眼。辅三朝显然是夸大,儿子的荣耀也大有问题。至于“日月、天人”就离谱了。但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也能欣然接受,悬于家之厅堂。
有一位荆州同乡刘珠,是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几十年了也考不出个名堂。隆庆五年由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童生”方高中进士,不过当时年纪已过七十。万历二年,他为张居正贺五十大寿,特撰一联,曰“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难为老头儿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张居正竟也笑纳(沈德符《敝帚轩剩语》)。
其实这样的阿谀,可说是一钱不值,能当面对你说“敬爱的领导”的下属,必是你败亡时逃得最快的小人。有素质的领导,就职的第一句话,就应该是“禁止阿谀”。
“江陵柄政”期间,官员们摸透了张居正的脾气,阿谀之风大盛。六部大小官员视张居正为再生父母,即便晚间在床上,嘿休之后也不忘对着妻子颂居正之功。起先还只是谀居正为伊、周,后竟升级至舜尧。张居正也不以为怪,益愈自负(《明史稿》)。
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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