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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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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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草民不禁呆然,泫然欲泣而无泪。十一岁的小孩子皇帝,尚知体恤民穷,天理良心,安在哉,安在哉!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就是要叫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担当主讲,科道官员等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经筵”。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武宗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连着几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此书现在市场上还有刊行的)。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十之四、五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了万历的座右,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的,是《大学》和《尚书》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方向培养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诗)。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住正答道:“治理国家,只有在对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往往出在你防范的重点之外。这大秦帝国,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不觉肃然!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印尼民间哲学有曰:“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皇帝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朱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他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数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豪华衣服,民间就会有数十人为之受冻。您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自己的老爹有非议,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万历完全为张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太医院御医前去诊断,又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且说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时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服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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