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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恐怕是冷兵器时代步兵VS草原骑兵最牛最经典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战斗；自大秦的无敌箭阵消失以来，只有大汉步军能够达到如此光辉的战绩。
再次我再次想起了那句不论什么时候都令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话：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
◇汉将李陵◇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交相逾。风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去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李陵赠苏武别诗》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思情日已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慰我平生亲。”
－－－《艺文类聚卷二十九·苏武赠李陵别诗》
（一）
穿越于儒家忠孝思想所浸淫之中国动荡多变的历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主题，即所谓的忠奸之辨。浩如烟海的历史巨帙中，每当遇到给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盖棺定论时，总免不了要让他在此一天平上过过秤，并将其中之行为昭彰者，分列入诸如“忠臣传”或“奸臣传”之中，褒其忠而贬其恶，以或垂范、或警示后人。虽偶有因修史者受主观或客观之局限而其评或有失处，但总的来说，此一忠奸之辩，仍是中华文化所以能从一终始的重要精神脉索。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忠臣无数，而奸贼亦不堪数计。前者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为千古景仰；后者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被万世唾弃。然而鲜有如汉将李陵这样的让人又痛恨又同情者：人们不齿其之临难变节之举，而他的不幸遭遇，却能甚至在他生前，即赢得不少人的深深同情；更有史家司马迁为他而受宫刑之难。他竟能在忠奸分明的帝制时代，获得相对之解脱，成为一个异数。因此，如果试图了解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忠奸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李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典型。
长期困扰历代中原统治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北部边患。尤其在冷兵器时代，习于“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的彪悍凶猛的北方游牧民族，相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聚集而居的中原农耕民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到了汉初，问题日趋严重。
汉初立国，兵疲民倦，百废待兴。此时颇有作为的冒顿单于却在北域异军突起，纵横捭阖，“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更有“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和遗书高后之举，使得刘汉在此后数十年时间内，无力北顾，而只有靠和亲送礼等手段，委屈求全，以暂时缓解矛盾激化，解除边境压力。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财、挟国富民强之威，才终于能有精力和能力北顾。名将李陵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关于李陵之记载，可散见于《史纪》、《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书，而后者又多本于前二者。此处只根据相关材料对其略作简述，资料大多取于前二者。以后不另作说明。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加上他又是名将之后，久之自然就赢得汉武的青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受制于无能而又狂傲自大的国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事实上，李陵一生的悲剧从这一时刻开始，就已经正式上场了。
李广利乃嫉才妒贤而又心胸狭窄之人，自然不会让李陵出风头。“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以李陵之才能，本当担任一方要职，冲锋陷阵；然而李广利却准备让他专管后勤辎重。报国心切却又不韵世故的李陵自然不愿意，乃向汉武“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并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李贰师自然很不高兴。不过用兵心切的汉武却深嘉许之，并令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之军，以作侧应。博德曾为伏波将军，不甘为陵之後距，就奏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汉武“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不许。李陵于是只有匆忙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叁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面对如此强劲而毫无畏惧的对手，匈奴军又不知陵军虚实，以为自己面对的乃是汉军精锐；而且此时李陵军已退至离开汉朝边塞不远，单于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敌引敌深入围而歼之之计，因此也已心生怯意，准备要撤。就在这时，陵军一个叫管敢的军侯汉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并告之以“陵军无後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单于闻之大喜，攻陵军益急。连战八日，汉军且战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士卒多死，不得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马乏，弹尽粮绝。李陵知道已被算计，犹叹道：“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有军吏劝求道径还归，被李陵拒绝，称“吾不死，非壮士也。”并下令乘夜让兵士各自逃亡，那样或“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到了夜半，“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李陵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李广利的援军迟迟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奴八万骁勇之敌，坚持近十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可惜李陵未能实践其“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诺言，而如韩延年那样战死疆场，以完名节，其一生的大错，正始于此。或者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欲图来日争贰师援兵不至这口气？或者他想暗敛机锋，以待来日？固然，自古以来战无必胜之理，战败则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样，武将贪生，战败降敌，在近代之美国人那里，或仍可以“光荣投降”而赢得谅解甚至喝彩；在时下流行的三两不韵世事的小毛娃子光着屁股又蹦又跳地在那里歇斯底里嚷嚷着的“汉奸万岁”的口号声中，或也能赢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国传统之“不成功便成仁”的伦理和道德框架里，却决不能容许之；在任何一个尊重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并渴望在人格的实现中实现个人的价值的社会里，大概也鲜能被容许。而况自古以来，被俘不降不屈就义的壮士多有，岳飞所谓“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辩解的。李陵之为后人所痛恨之处，也正在于此。
如果李陵战死或自尽而死，他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作人奴才，为人驱使如明末的洪承畴，那倒也简单。然而李陵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似乎是为了使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至为难行，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确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驱使，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去了。
（三）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和秦火及随之的七八年楚汉相争后，人丁凋零，民不聊生，众心思定。经过文景四五十年修生养息后，到武帝时，才渐渐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形体。相随于它而产生的，即所谓的“汉奸”。因此，汉奸实可谓与本民族如影随形，从一终始。
汉奸，顾名思义即背汉之奸人。于汉朝而言，任何的出卖了汉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归入汉奸之列。在帝制时代，天下每每被简单等同于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维护帝王正统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简单的归为贼逆，乃至于汉奸。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诚如顾炎武所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谓汉奸，首先是一个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与国家有必然关联之概念，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为统一，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汉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于某一家一室。是故，蒋氏败居台湾，柄守民族大义，不为汉奸；而李贼登辉之流的**分子，以出卖中华民族之利益为己任，故天下华人同声共愤，人人得而诛之，此则汉奸之活例证也。所谓背叛，是把利益出卖于异族，如秦桧汪精卫者流；所谓葬送，如贪婪蛀食本民族之精血，虽不卖于人却也给本民族带来极大损伤，如历来之贪官污吏、尸居其位之无能蠢徒；此二者都应算入汉奸之列。
同时，对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界定和诠释权，也决不操纵于任何强权，抑或无论是被虚幻化、或是被具象化的“人民”之手。强权统治者之利益向难与民族之利益相统一，固已被历史所反复证实；即便是所谓最广泛之“人民”，也必要受时代之局限，而难于看清本民族之利益，究在何处。因此，如果要对是否汉奸作一公正的评判，则拥有最后评判之权力者，只有时间，和绵延于时间之中的被真实书写之历史。是故，秦桧虽能以欺瞒天下于一时而善终其身，亦不免于长跪千载任人唾弃；袁崇焕虽被愚昧民众唾骂而活活生食，其忠魂碑骨终能历万代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
汉奸除了可按前述的背叛与葬送、即拿了民族利益去卖和拿了利益自己吞吃之间来分别外，还可据其行状、危害大小进行归类。
汉奸以危害而论，可分大汉奸、中汉奸和小汉奸。诸如汪精卫周作人者流一人附逆可使民族抗击外来侵略之锐气受剧挫者，是为大汉奸；以手无缚鸡之力鼓噪舌簧为敌效命惜无多大影响力但总能时不时得点赏钱如时下那般四处乱窜求洋人制裁中国来换点买米的钱者，是为中汉奸；头戴鸭舌帽给鬼子站岗放哨带路抓八路顺便到良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