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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迫切地希望能恢复健康，发挥一点余热，然而这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只能期望于丹药和神力。李治原本不信神仙之说，显庆二年他曾以轻蔑的语气提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自从他得风疾之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也开始征方士合药了。估计唐人对丹药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待气功，虽然不断有人说练气功不得法会走火入魔搞得神经兮兮，不过没钱治病的、身患绝症的、有志突破人体极限的，还是照样勇于尝试。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发作起来痛苦难当，既然名医束手，那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地到处找偏方。唐代的炼丹家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把真龙天子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试验，在他们锲而不舍的钻研下，终于研制出了中古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火药，砰砰砰内部引爆，搞“崩”了好几位皇帝。李治不是不知道有风险，然而人到绝望之时，总是希望有奇迹出现。总章元年王玄策给他引荐了一位印度僧人，没错啦，就是那位向吐蕃、尼泊尔借兵灭了中天竺的传奇使节^_^ 不幸的是王玄策不仅带回了俘虏中天竺国王，还带回了一位好吹牛的洋和尚，合出的长生不老药送大行皇帝驾鹤西返，王玄策的五品官职就再没升上去过。王玄策后来又几次出使天竺，很不甘心地又带了个洋和尚回来推荐给高宗，拍胸脯打包票地说这回这个一定是真的大师，结果挨了郝处俊老大一个白眼。高宗其实很有点动心，药都炼成了，想想还是没敢吃，讪讪然地附合了郝处俊几句“是啊是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面还是封洋和尚为将军，安置在长安住下，就有些留待后用的意思。上元二年后高宗病情越发恶化，也顾不得许多了，公开下诏广征方士合练黄白，先先后后找了将近百人之众。＇8＇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术士明崇俨以其远近闻名的医术和神通被招入长安宫廷，成为高宗的私人医师。
传说这位明崇俨神通广大，有役使鬼神之能，精善岐黄，奇迹般地治好了某刺史千金的绝症，因此受到高宗的青睐。不过明大师对时政的兴趣远远大过诊治病情，“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明崇俨多与京师的达官贵人交往，又常借症病的机会向高宗进言，假借鬼神之名臧否人物，评论政事。
“昨日臣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天下大势都不约而同地叹气，以为太子庸劣，难成大器，苍生从此多难了。”明大师悲天悯人地说，“倒是英王哲（即唐中宗，他的名字和封号几经改变）的容貌颇似已故的太宗皇帝，有人君之相。”
“其实说到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过了两天，明大师又有高论，“至于太子，唉，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否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众所周知，——他经常为武后施法驱鬼。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大胆到批评当今太子？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包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大唐太子一向命苦，太子建成喋血禁宫，太子承乾幽死黔州，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赐自尽，故太子弘死得不明不白，但象贤这样仍居太子之位，就被一个江湖术士如此羞辱欺凌的还是头一个。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贤不是理想主义的弘，从来不曾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贤也不是自欺欺人的高宗，从来不曾奢望会有奇迹发生，惟其清醒，所以痛苦。面对着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找不到自救的方法，罗网在越收越紧，而他却已无路可逃。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明知死之将至却无能为力，心事重重的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宝成之曲，一个个带血的音符从断裂的蜀丝梧桐间缓缓逸出，那悲恸莫名的曲调震撼着每个知音者的心灵。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不禁失声道：“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一问才知道是太子新谱的琴曲宝成乐。李嗣真叹息良久，方道：“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征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一曲既毕，太子贤苍白而英俊的脸上，现出了决然的神情，仿佛所有的痛苦和疑虑，已经自琴声中释放。事情既已无可避免，唯有挺身去承担。他已不堪承受无休止的谣言、毁谤、苛责、监视，骄傲的天性不容他退缩和示弱，即使是自不量力，他也愿意拼尽全力放手一搏。调露元年，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武后震怒了。她敏感地察觉到是谁在搞鬼，是谁胆敢公然在京师杀害皇后的宠臣。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受惠被封为秘书郎。同时侦骑遍出，京师震动，当作头号要案来抓。在武后一迭声地催促之下，大批人被逮捕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常常有人被屈打成招，直到抓到新的“凶手”才放掉，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但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躲在深宫里的李治也被惊动了。他当然知道武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针对谁，立即下诏太子监国。可惜已经太迟了，长久以来自私地躲在宫里喝药服丹，逃避外界，放任妻子掌权执政，任由儿子在风涛中挣扎，现在再给太子一个监国的名义，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如此优秀的儿子即将遭受灭顶之灾，高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汉初商山四皓的故事。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张良设计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保驾，让刘邦打消了原意。于是，大唐皇帝李治终于离开了他那个乌龟壳，亲自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希望他能像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贤的位子。田游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出山做太子宾客，然而对武后这样不惧人言的人来说，一个久居林泉不问世事的隐士岂能挡得住她的脚步？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朝廷又新近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有黄门侍郎裴炎，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品级官员的拜相，正是武后的创造发明，免得那些资深老臣不听使唤。裴炎的拜相，使武后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后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有少帮武后出谋划策。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裴炎、刘祎之等人的大力配合，单凭武后一个人是无法连败二子独揽朝纲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公然拘捕太子贤的同性情人户奴赵道生，向贤直接下手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娈童合欢虽然身份卑微，但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让无数同人女为之感动得眼泪直淌。而现实中的赵道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表现远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明崇俨。当然，考虑到人都是血肉之躯，实在没必要要求过甚，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失望。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武后震惊，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太子对她的不满和憎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太子贤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与她一战的！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
风吹在眉间心上，多少有些冷冷的寒，事已至此，这个儿子是不能留了。武后果断地决定，把这桩普通的谋杀案，转而定性为谋反案，就势把李贤拉下马。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
（未完待续）
＇8＇ 《旧唐书*叶法善传》：“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
按照唐制，为了防止京师发生叛乱，像皂甲这一类属军队正式装备的兵器运入京师时，要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籍其名数”，再交由下辖之武库署保管；遇“大祭祀、大朝会、大驾巡幸”时，再由武器署依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事毕须送还武库署保管。制度虽是如此，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所以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为杜绝奸源，敕准卫府＇尉＇卿李升之奏请：“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且太子东宫本有十率府等军事机构和武装护卫，存有一定数量的甲冑器仗并不奇怪。在东宫马坊搜得的这数百领皂甲，其实并不是太拿得出手的证据。若能以“逾期缴纳”为由，在尚未严格执行缴纳期限的高宗朝，及高宗本人“素爱太子”的基本心态支持下，由心向李唐皇室的主审官审判，不是不能藉辞开脱的。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宰相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 “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方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章怀太子被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