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之后，马新贻亲自提审，直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缘薛荫榜籍隶安徽全椒县，由军营保举两江补用游击，在苏州亲兵营当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认识。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与同哨勇丁刘步标，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请假，随同驾船赴苏就医。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刘步标与舵工尚邦发看船，适刘步标叔侄刘崇豹至苏探亲，刘步标留其暂住船内，九月初一日二更后，徐有得、刘步标、刘崇豹探知善长巷胡二家，系属妓馆，同去玩耍，正在楼上闲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监生丁继祖，同家丁范贵、周兴亦赴胡二家闲游。范贵先行进，上楼窥探，徐有得喝阻，致相争闹，经周兴、胡二劝解。丁炳、丁继祖随后走至，因见徐有得嚷骂，恐致闹事，喊同范贵等回归。彼时正值薛荫榜带同亲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闻闹进内查拿。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责军棍四十，徐有得倔强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责，未记其数，薛荫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伤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发在船闻信，着人背回，当用黄纸烧酒敷贴。次日刘步标、刘崇豹伤俱渐愈，徐有得伤痕较重，饮食少进，延医陶鹤鸣医治，服药无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丁惠衡并未在场。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并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含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时，嘱臣子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逼，欲以家法处死。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食难安。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坚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此奏反复强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抚台大少爷”，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此中是非，无法深论。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马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清朝有所谓“四大疑案”，马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剧，即名“张汶祥刺马”，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又有一说，马新贻与新疆的回乱有关，实皆谰言。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马新贻被刺的近因。
先总括一句：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曾国藩本来是“诸葛一生惟谨慎”的人物，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求阙斋”。凡事忌满，处处谦抑。在他当穷翰林时，做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这样的权柄，是清朝开国以来，除了康熙末年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以外，谁也不曾得过的。当然，吴三挂、年羹尧也曾有过，但由僭越而来，非朝廷授权。而吴三挂、年羹尧的下场，对曾国藩则是两面再也清楚不过的镜子。
可是曾九帅——曾国荃之独成大功，则曾国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强致。以他求缺的本心来说，是过分了一些，所以内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决定了裁抑湘军的基本宗旨。他说过，“办大事以觅替手”为第一，因而扶植李鸿章与淮军来代替他与湘军。金陵一下，立即着手裁撤湘军。同时对曾国荃的前程，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绝不鼓励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真是飞黄腾达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个刘秉坤是翰林，在资格上可望成为督抚。此外就是一个丁日昌，才具有余，资格又不足。因此，李鸿章必须在平辈中去找助手，条件有三：第一，至少两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听他的话。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师门与年谊，是故李鸿章要找助手，当然是从他的同年中去物色。
照我的看法，李鸿章最初心目中有三个人，丁宝桢、沈葆桢、郭嵩焘。但丁、沈都是有个性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鸿章只可用手段结为奥援，却不能指挥如意。郭嵩焘先为李鸿章所罗致，后来由于亲戚关系，转入左宗棠的系统，去当广东巡抚。左郭搞得凶终隙末，交谊不终，那是后话，在当时，显然亦不能为李鸿章所用了。
最后，李鸿章看中了马新贻。马新贻字山，丁未进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军功拨在山东卫所，落籍山东曹州府菏泽县，已四百余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与西北的马家不同。以后张汶祥诬以与第一章“刺马”一出（1 ）
由浙江巡抚升闽浙总督，改调两江，马新贻一贯以裁抑骄兵悍将为首要任务。而所谓骄兵悍将，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军。为薛荫榜棍责殒命的勇丁徐有得，属于太湖水师营，而为曾国藩所一手设立。《清史稿李朝斌传》：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燕子矶敌屯，战九洲，功最，赐黄马褂。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敌垒，下之进破澹台湖敌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敌垒。时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师合击，血战挫之，敌始退。破援敌于叶泽湖，截窜敌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敌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会陆师剿敌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敌九里桥，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敌，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窥湖州，由夹浦逼长兴，敌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水师登陆袭敌后，次击之，益毁西北沿岸敌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五年，推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巨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问题，千古一辙。曾国藩的裁湘军，更有在无形中形成的一项特殊规定，即不准回湖南置产。曾国荃从克复安庆，打到金陵，部下发财的不计其数。曾国荃本人亦颇成问题，每经一战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问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规制拟于王府。曾国藩得报大惊，勒令拆除。凡此皆见于曾国藩的“满小姐”崇德老人曾纪芬的年谱。
及至金陵克复，“天王府”的积聚，化为乌有，若非匿藏伪玺，可能惹起不测之祸，连“天王”的金印，恐亦不会呈缴。我曾考查过这一段史实，所谓“先登十将”，首登者确为黔将朱洪章，而奏报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后，首先占领天王府，置于严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后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劳，为“九帅”所赏识，故列以为首功。李臣典则以纵欲过度，大热天饮食不节，恣意而为，结果得病不治。判断他的病是所谓“夹阴阳寒”。
及至湘军被裁，不发生遣散费的问题，因无不腰缠累累，不在乎区区几“关”的饷银。但一年半载以后，问题丛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为盗；有的在金陵置产营生，而不免有强买强卖情事。马新贻在李鸿章支持及曾国藩默许之下，用军法整饬，毫不容情。如《李朝斌》传所叙，巨盗卜小二，实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领。
自湘军被裁，淮军兴起，双方即颇不睦。薛荫榜安徽全椒人，自为淮军，故对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哨丁，假借军法，毙于杖下，彼此间的感情可想而知。薛荫榜为祸首，而马新贻奏报定识的处分是：已革游击薛荫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师营勇徐有得等，在开设妓馆之胡二家滋闹，拿获棍责，尚无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强不服，任意迭责，以致伤重殒命，实属决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论。已革游击薛荫榜应请依“官司决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拟杖一百。业已革职，应毋庸议。惟该员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应即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观此，袒护之迹，殊为明显。而所谓“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实乃是保护薛荫榜。否则，薛必死于湘军之手。
在湘军的想法，他们之为淮军所扼，都由于两江总督不是“自己人”。同时亦认定金陵既由湘军所克服，两江总督理应由湘军统帅担任。当时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帅”，总说：“两江总督太细啦！”言下应该分茅列士，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帅”不在两江，自然是由“九帅”接任总督。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督两江，都自然而然地会被湘军视作眼中钉。尤其是马新贻，升迁调动的过程，看起来恰如天生是曾国荃的对头，以致结怨更深。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其时曾国藩回任两江，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鸿章实授鄂督。鸿章之兄瀚章为湖南巡抚，依回避之例，必得改调，而一时无缺，只好留在湖北为其老弟“看家”。
到了这年冬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出缺，以闽督吴棠继任。马新贻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抚擢闽督，李瀚意继马而＇奇書網整理提供＇为浙抚。此正曾国荃黯然卸任之时。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直督，两江竟由马新贻接替，闽督则以英桂实授。曾国荃不独未能到两江，连闽督亦轮不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