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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一九九○年以后苏联事态的演化，我们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了疑虑。因为经过五年的改革，苏联形势不但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加速滑向危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罗地海的独立风潮、旷日持久的矿工罢工，各个加盟国家的主权宣言，战后国民经济的第一次下滑，废除大面额卢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戈尔巴乔夫忽左忽右、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特别是对叶利钦等反共反苏分子的节节退让，使我们对苏联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当然，这种担忧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发生之时，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给予关注与同情，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寄予某种期待。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很多合理成分，至今仍然被我所接受。任何熟悉本人观点的人都不难发现：我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有很多接近之处。这一点我从不否认，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被作为历史罪人遭到很多人无情的批判与嘲弄。在中国，很多以前以污蔑、诽谤苏联为能事、甚至公然引刀相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转眼间摇身一变，一个个居然变成为苏联解体痛不欲声、呼天抢地的“苏联卫士”，恨不得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钻到苏共内部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是的，这些人就是这样，非常善于痛骂已经倒台的人物，非常善于向落到井里的人丢石头，也非常善于向一堵本已倒塌的墙再踹上一脚。
遗憾的是，“八·一九”事件不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八·一九”以后，越来越走向没落的苏联国运，我越来越忧虑，全然冲走了高考上榜给我带来的喜悦。从此，苏联的解体成为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永远的痛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一、梦想破灭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汉市Z大学报到。临上火车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千叮万嘱要我一定等着她，我也含泪答应了。等到火车开动，女友向我招手告别时，她的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见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阵酸楚。
当时山西太谷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在太原转乘太原开往郑州的二八八次列车，再到郑州转乘京广线南下的列车。我父亲从办事处开出了铁路免票，从太原到郑州要到了卧铺，但到了郑州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只好挤乘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快。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时，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预测：半年之内苏联必然分崩离析。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非常难受，压根儿就没有了上大学报到所应有的那种快乐。
那时京广线上的火车客运非常紧张，五次特快又不实行全程对号，故而车厢爆满。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卫生间里，完全动弹不得。当时我身边站着一个扎小辫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千万别爱我”。我看了看，弄不懂他穿这个背心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文化衫现象”。
按理说，武汉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特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角色。因此，在我的幻想中，武汉应当是一个很气派的大城市，至少要比太原市强很多。然而火车走着走着，来到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半天也没走完。当时我还挺纳闷，心想这是哪个县城啊，怎么这么大。结果，火车一停父母就招呼我下车，说汉口已经到了。我疑惑地下了火车，看看周围的破烂棚户，别说太原，连榆次市都不如，还有些不信，怕他们下错了地方。当时汉口新火车站尚未启用，所以汉口站还是一百年前租界遗留下来的东西，好象是比利时人建造的。因为缺乏维修，建筑早就破烂不堪，显示出一片衰败景象。当看到站牌上的“汉口”两个字时，顿觉眼前发黑，心想完了，这四年要在这堆破烂里度过了。
武汉有个东湖，比杭州的西湖要大好几倍，风景也非常优美，只可惜缺乏人文景观，比西湖名气差远了。东湖边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群，是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下榻之处。毛泽东一生对武汉情有独钟，总是喜欢到武汉来住住，还畅游长江。别墅群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个别墅群一九六二年竣工。后来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出差，导游也说西湖也有毛泽东的故居，还有一条地道通到杭州市区。
解放初期，我大伯一家落户到了武汉，到一九九一年时几个子女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的长子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当工人。堂兄的妻子是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插队时认识的，是一个回族阿訇的过继女儿。我的堂嫂故乡原本在宁夏，一九六○年大饥荒时期，全家步行逃荒到新疆。走到沙漠里，堂嫂的亲生父亲又累又饿病倒了，就对家人说，别管我了，你们要是再带着我这个累赘，一个也走不出这沙漠。妻儿老小含泪告别了这个无私的父亲，继续逃荒到了新疆，堂嫂从此再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到了新疆以后，堂嫂的母亲改嫁给当地回族的一位阿訇，定居下来。后来我堂兄、堂嫂都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这么认识并结婚了，到七十年代末二人返回武汉落户。
此时，我堂兄就住在离汉口老火车站不远的粤汉码头。我父母领着我到了堂兄家，一是跟久违的亲人见见面，二是把我介绍给堂兄认识一下，以便以后有个照应。堂兄一家三口当时住在一幢属于部队的老式楼房的亭子间里，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房子的高度只有两米，个子高点的人进去都要低着头。我的堂兄见到我们来了，也很高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咱们老国家的人长得可真像，个个都是标准的国字脸。
在堂兄家住了一两日，我们一家就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Z大学报到了。一进校门，我就大呼上当：这所大学面积充其量不过二百亩，里面挤满了五十年代兴建的苏式简易楼房。到体育馆前的接待站报到时，看到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接到上级通知，学费由每年一百二十元上调为二百二十元。于是，等我父母交足了学费、给我留够了生活费后，身上已经没钱了。但他们没和我说，把我安顿好以后就走了。我本来要送他们去火车站，但走到学校门口母亲说，别送了，回去收拾一下，认识认识新同学吧。我站在门口目送自己的父母，母亲扭过头来，又挥了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这才扭头回去，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因为没钱住旅店，就在武昌火车站的长凳上坐了一夜，幸亏有铁路免票，第二天才坐上火车。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军训琐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军训”成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们下马威的最好手段。开学典礼过后不久，我们被学校拉到位于武汉关山的一个部队靶场去军训。应当说，一开始我们还是很新奇的，因为很多男孩子都从小梦想着穿上威武的军装、为祖国建功立业。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学生军装，我们立刻就兴高采烈地穿着它上街。走到长江大桥时，守桥的武警战士看着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戴的帽徽、领章都跟他们不一样，跟“老野”（「注」武警部队官兵对野战军的称呼）也不一样，以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军种，还跑来问我们的番号。
出发那天，我们被通知要步行走三十三华里到军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那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了誓师大会后准时出发，高举着“Z大学军训团”的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出了校园。我抬头看到高年级的学生们趴在临大街的三十八号楼的宿舍窗户上、楼顶上、阳台上向我们喝彩，他们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燃放鞭炮，有的高声尖叫、吹口哨。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出于热情送别我们，一年以后当我也和他们一样冲着九二级学生高声尖叫时，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发泄，夹杂着自己的苦闷、压抑以及对这些幸运的不幸者的同情的发泄……
只走了五、六公里以后，我们队伍的队型逐渐混乱起来，好多人陆陆续续地掉队了。等到走了一半的路程时，我们已经完全成为散兵游勇了。但是我没有放弃，当钢铁军人的梦想支撑着我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凌晨一时到目的地。我两腿发酸，脚踝像折断了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几乎伴随了我整整两年，我猜想脚踝一定受到了损伤。后来才知道，学校早就为本地官员子女和学校教工子弟准备好了大客车，他们只假模假样地走了几步路就纷纷以车代步了。还是应了那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男生营房里没有床，大家都直接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参加军训的一千多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军训团”，以系为营，专业为连，班为排。我记得我所在的班的番号似乎是“三营一连五排十八班”，教官都是驻守南湖机场的武警部队官兵。我们的排长姓陈，湖南农村来的，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新兵，比较淳朴，和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们同连的一排长是个老兵痞，也是湖南人，长着一副鹰钩鼻，上士军衔，成天歪戴个帽子，动不动就打学生，骂脏话。一排长有个绝活：能够一句话骂出三个脏词儿，比如“你他妈给老子站直啊我操！”之类的。后来搞阅兵时，全连都归他指挥，我也挨了不少棍子和辱骂。男学生挨打，可女学生吃香，教官们常常“手把手”交女生动作，晚上待在女生寝室不走。当时男女生寝室是面对面的两座大楼，一到这种时候，我们男生就趴在窗户上朝女生那边起哄。
当时的年轻人，一般都是成绩好的上大学，成绩差但有门子的去当工人，既上不了学又上不了班的就当兵，以求入党提干，或者在转业时安排个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里流传着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那些当兵的多多少少都对这些大学生们有些嫉妒情绪，经常辱骂和殴打大学生。一般的列兵、上等兵还过得去，越是到了士官，就越坏。前面提到的一排长有一次在晚上到男生宿舍晃悠，那群学生正在专心致志地打扑克没看见他，故而没站起来敬礼。一排长勃然大怒，就让那群学生面对面站成两列，互相扇耳光取乐。开始几个男生还轻轻地扇，一排长一看，冷笑着说：“哼哼，他妈的不会扇耳光是不是？来，老子教教你们这帮孙子。”说罢，挨个把那帮学生狠狠扇了几巴掌，把其中两个都打趴下了。然后，一排长又让那帮学生继续扇，这回那帮学生不敢不用劲，互相把嘴都打肿了。当时我不是一排的，就站在门口看热闹，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说当兵的对学生不好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不好就不能原谅了。老师本应是教书、育人的职业，作为老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就应当是爱护学生。然而，当时军训时随团去的那些政工人员，不但不帮着学生说话，反而在学生受到体罚时不份青红皂白地斥责学生，学生敢顶撞就给处分。有几个政工人员，专业上没有什么建树，平时在学校里没什么地位，此时当上了“政委”，“指导员”头衔，马上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装起大瓣蒜来。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忽然紧急拉练，等大家迷迷糊糊到了操场才知道，原来是“政委”要训话。身材矮胖的“政委”站在检阅台上，背着两手，真的跟什么了不起的大首长似的。我记得他张嘴讲话就是：“我越来越惊诧于你们的行为了，啊，来到这里不是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啊，竟然酗酒，啊。”其中，他把酗酒的“酗”字，念成了“凶”。我听了忍不住想笑，可又不敢，拼命地憋着，直到宣布解散才哈哈地笑出声来。学生们对这些政工人员恨之入骨，经常背后里骂他们，那个念“凶酒”的政工人员，也得了个外号叫“凶酒的”。
军训时，经常要以营为单位出黑板报，还搞比赛。我们那个营里，数我的画画得最好，因此就经常和另外一个字写得好的同学一起出板报。我这个人比较敬业，我们营里的黑板报设计是最漂亮的，四次评比中除了第一次以外都是第一名。每次把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