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封，住进了我的祖父家里。祖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因此住在那里是比较安全的。当时，马尚德和他的战友徐子荣（「注」徐子荣在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一九六八年因遭到残酷迫害，被逼自杀）以河南大学学生身份为掩护，以祖父家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然，祖父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
后来，马尚德和徐子荣可能是接到了上级指示，准备转移。临别那天，马尚德想跟祖父告别，凑巧那天省政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祖父迟迟没有回来。马尚德等了很久，始终不见祖父回来，于是对祖母说：“表婶，俺表叔看来一时回不来了，可我还得走，有件事想您帮忙办一下，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祖母问，要借多少？马尚德回答说要借二百块现大洋。虽说二百块现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祖母一直都很相信马尚德的为人，知道他开口借钱必有急用，二话没说就按要求把钱给了马尚德。临走，马尚德跟祖母说：“表婶，我给表叔留了一张条子在烛台下，回来交给他。”之后，他和徐子荣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祖父很晚才回来，祖母将马尚德辞行的事情跟祖父讲了一遍。祖父看了条子后一言不发就把条子烧毁了。吃饭时，不识字的祖母问祖父：“马尚德的条子上写了啥？”祖父示意左右佣人出去后，叹了口气，说：“尚德这孩子，参加了共产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马尚德在这次辞行后就舀无音信。解放后人们才得知，当年马尚德奔赴满洲参加地下党活动，不久又领导东北抗联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并化名为杨靖宇。祖父与马尚德的这一次分手，成了生离死别。一九四○年二月，杨靖宇将军血洒白山黑水，在黑龙江朦江县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由于音信不通，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杨靖宇，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马尚德。马尚德还有一个弟弟叫马令德，大约在土改前后去世，办丧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回去了的。
谈到杨靖宇的家庭出身，现在多数材料都泛泛说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不准确的。马尚德家庭是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小地主，他的儿子马从云在土改初期也被划做“地主分子”。幸运的是，随后不久确认了杨靖宇就是马尚德，因此其地主出身也就没人提起了。文革期间，我的父亲曾经看过一本描写杨靖宇的连环画，里面说：杨靖宇出身“贫苦农民”，小时候他父亲为了少交租子让他给地主老财送点心，小杨靖宇心想：凭什么给地主老财送？于是他把点心分给了村子里的贫苦孩子。当时父亲就明白，写这本连环画的人要么完全不了解杨靖宇，要么就是蓄意胡说八道。
一九四八年底开封解放后，曾和杨靖宇一同住在祖父家的徐子荣曾经又回来找我们家。当时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躲避战祸回到了确山老家，因此徐子荣没有找到我们家的人。等后来从确山老家回去时，邻居告诉祖母：有一个骑着马的八路军大官带着几个警卫员来找过你们。祖母想了想，楞是没想起是谁来，因为毕竟隔了二十多年没通音讯，那时杨靖宇和徐子荣他们还都是小伙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徐子荣平反时，才得知当年正是他。解放后，人民政府重新召开杨靖宇将军追悼会，由于祖父已经过世，祖母就作为杨靖宇亲属之一参加。我小的时候祖母曾经跟我谈起过杨靖宇，并告诉我说：“杨靖宇的头一直让小日本用药水喂着，就跟睡着了一样。”只可惜那时我的年纪尚小，还不知道多向祖母打听一些杨靖宇的情况。祖母去世后，很多关于杨靖宇将军的历史细节，就这么被祖母带进了坟墓。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六、捕杀韩复渠
实际上，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的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发展比较稳定的十年，国民党称这十年为“黄金的十年”。是不是“黄金”姑且不论，但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表现在：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中原大战结束和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断“削藩”的政策下，统一日益巩固；在西方大萧条的情况下经济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工、农业产值均在一九三六年达到最高峰；钱塘江大桥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相继竣工；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渐渐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装备低劣、指挥不力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日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一九三七年底，冯玉祥旧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了保存实力，竟然拒绝执行军事命令，在日寇进攻下不战而退，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从而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于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内的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陷入被日寇合围的困境。
蒋介石对韩复渠的表现本来就甚为震怒，此时，又得到军统密报的两个足以置韩于死地的消息，一是说韩与日寇秘密谈判，企图“独立”，出任汉奸政权主席；二是韩与另一军阀（「注」这个军阀的名字父亲回忆不起来了，我查找了相关资料以后，推测这个军阀应当是石友三）密谋，打算拥兵反蒋。于是，蒋决心解决韩复渠的“汉奸”问题。一九三八年初，蒋介石抵达开封，在河南省政府内召开军事会议，会前做了精密布置，诱捕了韩复渠，不久又将其拉到郑州碧沙岗处决。祖父与韩复渠虽同属冯玉祥旧部，但对韩这种只顾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大义的做法也甚为不齿。
不过，捕杀韩复渠的打算也不是祖父这一级的官员事先所能知晓的。据祖母回忆，那阵子祖父经常彻夜不归，逮捕韩复渠当晚，祖父回到家来小声对祖母说：“韩复渠被老蒋抓起来啦，看样子要被毙掉……”在捕杀韩复渠的过程中，当时主管治安的祖父也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的谋划与准备工作。他的任务主要是：第一，负责蒋的安全，当时时局混乱，当地保不准有日本特务，万一出了差错，那就脑袋不保；第二，配合蒋介石的卫队解决韩复渠的私人精锐卫队——手枪旅。当时韩复渠手枪旅是一支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的队伍，韩来开封开会时，带了整整两个车厢的手枪旅队伍。但火车一进开封车站，就有军官上车来宣布，见蒋总司令有令，各将领的卫队一律留驻城外。韩没有料到他与日本人秘密勾结的消息已被蒋获悉，一时疏忽大意，在蒋介石的军官们的劝告下单枪匹马进城，结果自投罗网。韩复渠走后不久，群龙无首的手枪旅就被缴械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七、花园口决堤
山东陷落后，开封已不保，河南省政府随即西迁，经郑州迁往洛阳。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在徐州一带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整体来说，国民政府军队处于来自江苏、山东两个方向的日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月，早已筋疲力尽，只有放弃徐州，退回到豫东、皖北休整。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一部从黄河北岸偷渡黄河成功，之后沿陇海铁路迅速西进，于六月初攻陷开封，接着跟踪西进，抵达距离郑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郑州是陇海、平汉铁路的交汇处，北扼黄河天险，郑州一失，不但阻断各个战区间的铁路交通，而且将会导致西安、武汉无险可守的严重局面。而此时在河南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多为徐州战场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无力再战。为了阻止日军侵犯中原，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
单从军事层面来讲，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战局混乱，国民政府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对老百姓严格封锁消息。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八十九万人死亡的惨祸，这无疑是抗战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笔。
然而，我并不同意以往我国解放后一些历史书所言决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为了逃命”、“丧心病狂”等提法。因为，人们选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往往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是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相当弱小，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寇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说蒋介石“逃命”，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不用炸花园口，蒋介石什么时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个流亡政府。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发动的十恶不赦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抗战初期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中原大饥荒。一九四二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接连几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的蝗虫个头非常大，如同大人的中指那么粗。蝗虫飞来时，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接着就是遮天蔽日，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三百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的父亲那一年七岁，已经记事了。那一段时间，每天只要一出家门，他总是能看到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个很多饿死的人。每天都有人推着独轮车，把这些皮包骨头的死者扛上车，跟落柴火一样码起来，再拉到城外什么地方去。满街都是乞丐和掠食者，今天还是个活人，明天就可能成为饿殍，被人扛上独轮车埋了。饥荒虽重，但街上该卖什么还卖什么，照样繁华景象。一天，我父亲看见一个老太婆刚买了一个烧饼，正准备吃时，一个十四五岁、蓬头垢面的男孩突然从后面跑去抢走了老太婆手中的烧饼，一边跑，一边大口大口吃，还往烧饼上吐唾沫。老太婆见自己的烧饼被抢走，跟在后面撵了几步，无奈小脚跑不快，追不上了，于是号啕大哭起来。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搞扩军，除了抓丁拉夫，还通过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在此基础上，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个省支持。当时河南一半以上的地盘和人口已经沦陷，剩下的残山剩水却要供养三十万大军，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
此外，一九四二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谎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谎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不但不信，还不允许国内报刊予以报导。直到一九四三年河南饥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