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领导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精心培养才能形成。由于认识的原因发生思想分歧，这是正常的事情，但却是极易引起误会的地方。袁绍不赞成许攸的计策，却怀疑他与曹操勾结。袁谭退守南皮时，身边的辛评受命去和曹操谈判，并拒绝了曹操的挽留，回城向袁谭汇报谈判结果。因谈判结果出乎意料，谭即怒斥辛评道： “汝弟现事曹操，汝怀二心耶？”（第三十二回）辛评怨气填胸，昏倒于地，不久死去。袁绍父子的思想方法直接危害了自己的领导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
与领导人有隔阂的部将在前线打了败仗或出了其他问题，处理这类事情是极复杂的，需要领导人持冷静的头脑对待。刘封与孟达守上庸时，曾拒绝向困守麦城的关羽派增援部队，致使关羽被擒受害，刘备准备立即治罪，派人去捉拿，孔明认为，此事“直缓图之，急则生变”。（第七十九回）他建议升刘封去守绵竹，使其与孟达分守二处。孟达看清了刘备的用意，遂投降了魏国。刘备欲起兵擒拿，孔明建议说： “可就遣刘封进兵，令二虎相并，刘封或有功，或败绩，必归成都，就而除之，可绝两害。”（第七十九回）刘备从其言，让刘封从绵竹率兵擒孟达，后刘封兵败回成都，被刘备斩首。看来，孔明原准备稳定其心，分而治之，后来情况变化，又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只是由于刘封兵败，才未除掉孟达。孔明司马懿装病率兵伐魏，有一次，陈式在前线违犯军令，擅自进兵，被魏军伏兵打得大败，率残军屯于山谷。孔明听到消息，立即派邓芝前往军中抚慰陈式，以防其生变，等陈式回来后，他即以违犯军令罪将其斩首。看来，孔明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首先是以抚慰、升调等方式稳定其心，不使发生前线兵变，而当这些犯罪将领回到自己的控制之中时，即按军法正罪，他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真正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司马懿为夺取曹爽兵权，乘其外出畋猎之际，在都城发动兵变，他怕曹爽在外挟天子号召天下与自己作对，连续派人前去见曹爽，吩咐使臣： “汝见爽，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第一百七回）曹爽思虑再三，最后抱定“但为富家翁足矣”的心情交出了兵权。开始，司马懿派人给曹爽家中送去大批粮食。以稳定其心，而在剪除了曹爽的主要党羽后，遂将他斩首灭族。司马懿采用这种办法，没有通过武装对抗就夺取了曹爽的兵权。看来，处理这类问题，首先得本着稳定局面的目的，对所要处理的人员加以安抚，防其生变，避免造成恶劣影响，然后努力创造适当的条件，等时机成熟，再作最后的处理，包括对当事人的处分。如果操之过急，不顾大局，必然发生意外。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派大将张郃与高览去攻曹操营寨，因曹兵有备而失败，袁绍听了郭图对二将的诬陷之词，在其未回来交令之前派人前去捉拿归案，二人被逼无奈，遂率本部军马投降了曹操。袁绍处理这类事件，看来是缺乏周到的考虑。
集团内部的不协调，不论是由争功而引起的竞争、由嫉妒而引起的陷害、由利益而引起的纷争、由前仇而引起的冲突、由认识而引起的分歧，还是由各种复杂原因可能产生的军事分裂，都需要领导人分析情况，认真对待，高明的领导人必然有高明的手段稳定本集团的队伍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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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各种自然条件能够极大地服务于军事斗争，季节、气候、天气、地理等因素是作战双方的共有财富，高明的领导人事实上是把它们看成自己手中克敌御敌的得力“兵将”。孔明就是善于使用这些兵将的典范，除孔明之外，一些其他的领导人在用这些因素上也获得了成功。
孙坚与黄祖大战时，黄祖伏弓弩手于江边，孙坚令他的军队藏于船中诱敌，三日内船几十次靠岸，江面大雾迷漫，黄祖军队只顾放箭，等箭已放尽时，孙坚军队拔船上所得之箭，约计十几万枝，值顺风之日，孙坚令军士一齐放箭，黄祖抵挡不住，大败而退。（第七回）这种“草船借箭”是利用了天气和风力。曹操与马超沿渭河大战时，马超冲突频繁，曹操立不起营寨，心中忧惧，后来用渭河沙土建起土城坚守，但沙土不实，筑起便倒。时值深秋，天气暴冷，连日阴云密布，朔风大作，曹操采纳了隐居于终南山的“梦梅居士”娄子伯的建议，让兵士夜间担土泼水，因寒冷天气，墙随筑随冻，及等天明，沙土冻紧，土城筑就。马超看到非常惊奇，还以为有神仙暗助。这是利用了当时的寒冷天气。刘备伐吴时，东吴新任大都督陆逊自春至夏，坚守不战，后来天气炎热，刘备七十万军马屯于平原旷野，犹如赤火之上，又远离水源，深为不便，军队煎熬难耐，终于被逼到林木荫密之处避暑，陆逊于是火烧连营，大获全胜。这是利用酷暑天气为自己的用兵创造条件。也有许多对江河条件的利用之例，如曹操在下邳城围困吕布时决沂、泗两河之水灌城，攻冀州时决漳河淹城；关羽围樊城时放襄江水以淹于禁军队。还有许多利用地理条件伏兵、纵火的例子。
地理名称会对战役发生影响，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奇怪问题。关羽围樊城时，听说于禁领援兵于樊城之北安寨，他登高远望，见城北十里山谷中屯着军马，又见襄江水势甚急。看了半晌，问导官屯兵的山谷是什么地名，导官回答说，那个山谷叫“罾口川”。关羽高兴地说： “于禁必为我擒矣。”将士问其何以知之，关羽回答说： “‘鱼’入‘罾口’，岂能久乎？”（第七十四回）诸将未深信，后来关羽决水相淹，果然使于禁全军覆没。孔明七擒孟获时要对付藤甲兵，他乘小车在桃花水北岸遍观地理，在险岭山峻之处望见一谷，乃问当地人： “此谷何名？”答道： “此处名为盘蛇谷。”孔明大喜道： “此乃天赐吾成功于此也！”（第九十回）遂在此处作了安排，最后焚烧藤甲兵于此。孔明出祁山时还在葫芦谷火烧司马懿。地名能对战役发生影响，对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一口否认，又不能用神秘的观点去解释。原因可能是： 地名本是当地人所命，命名时总有一定方面的根据，有些地名是根据其地理特征、形状而命名的，因而它或少或多地反映了本身的地理特点，如“盘蛇谷”，形如长蛇盘旋，并且光峭石壁，无有树木生长，中间一条大路，真可谓“形如其名”、“名副其实”。一听到这样的地名，自然能知道它是诱敌火焚的天赐良地。关羽对“罾口川”的地名发生兴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罾，是鱼网的意思，取名“罾口”，必是因为此地地势低洼，江水时常冲入，退水后留下许多鱼虾，因其地势为天然捕鱼之所，故取名为“罾口川”，于禁屯兵于此，若一放水，自然全军变成鱼虾，会被一网打尽。所以，在对敌作战时，要善于利用各种自然条件，还应在陌生的地方留心其地理名称以作为用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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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安置有关人员的家属
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家属问题的重要性。曹操早年谋刺董卓未遂，诈称献刀逃跑，一开始，董卓尚不知道曹操出城离去的真正目的，李儒对董卓说： “操无妻小在京，只独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无疑而便来，则是献刀；如推托不来，则必是行刺。”（第四回）没有家属在京，决定了曹操是一个去留不定的人物。司马懿在魏都洛阳发动兵变，要夺取曹爽的兵权，被人们称为“智囊”的司农桓范建议曹爽随天子去许都，调外兵以征讨司马懿，曹爽回答说： “吾等全家皆在城中，岂可投他处求援？”（第一百七回）最后终于决定回城中交出兵权，他因家属牵累而束手就缚。赤壁大战时，蔡中、蔡和按照曹操的安排诈降周瑜，做间谍工作，临行前曹操告诫二人勿怀二心，二人回答说： “吾等妻子俱在荆州，安敢怀二心，丞相勿疑。”二人去周瑜大寨投降后，周瑜重赏二人，私下却对心腹将领甘宁说： “此二人不带家小，非真投降，乃曹操使来为奸细者，吾今欲将计就计……”（第四十六回）看来，家属问题不仅影响一些个人的重大决定，而且是判定一个人政治动向的重要依据，领导人应该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由于家属问题的重要性，许多瓦解敌军的工作就是在家属问题上做文章的。曹操派兵进攻刘备的新野，数次被打败。当他得知为刘备出谋划策的是托名单福的徐庶时，他派人将徐庶之母带到许昌，后仿徐母字体，以她的名义写信召徐庶来许昌相见，这封书信完全打乱了徐庶的心绪感情，迫使徐庶告别刘备而去。孔明一出祁山时，在天水等地被姜维用计打败，他思考再三，最后打听到姜维之母居住于冀县，遂派兵诈称去取冀县，姜维恐老母有失，率军往救，蜀兵围定姜维于此城，孔明乃使人扮假姜维攻魏兵，用反间计招降了姜维。吕蒙偷袭荆州，司马懿赴淮南平定毋丘俭的叛乱，均抚恤敌军将士的家属，由此来瓦解敌军。看来，家属问题有时会成为瓦解敌军、争取人心的一个突破口。
糜 夫 人 像
能够妥善处理本人及本集团人员的家属问题的，有以下几例。第一例，刘备协同曹操在徐州、下邳一带剿灭吕布后，曹操请他随军回许昌，刘备去时未带家小，仍将他们安排在徐州。这种安排既可以为他回徐州创造借口，又可以保证他脱身曹营时无所羁绊。看来这种安排是很有考虑的。第二例，孔明初出茅庐，在新野帮助刘备几次打败曹军的进攻，曹操夺取荆州等地后，想用对付徐庶的办法对付孔明，他派人前往隆中搜寻孔明妻小，但却不知去向。原来孔明令人提前将家属搬送至三江内隐藏起来，因此曹操抓获不到（第四十一回）。第三例，关羽曾降曹操，后来过五关斩六将，随行的是两位嫂嫂，并无自己的妻室，看来一直是单身生活。关羽自到荆州后，刘备出面为其择娶妻室（第七十三回）。刘备没有忘记在戎马之际为其解决婚姻大事。第四例，马谡拒谏失街亭后，孔明全线被动。情况十分危急，需要马上撤退，他对各路军马作了安排后没有忘记派心腹之人到冀县将姜维的母亲送入汉中（第九十五回）。事实上，如果将姜维的母亲忘在了魏国，那还等于没有将姜维争取过来。
家属问题影响人的去向和情绪，即可以作为瓦解敌军的突破口，妥善安置本集团人员的家属问题一样会稳定其心。［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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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国演义》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小说。它以文学的形式叙述历史，同时也承载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体现着民族的某种深层心理。只不过作者并未意识到这些承载和体现的方面，是不自觉地在创作中实现罢了。自古以来的万千读者也并没有自觉地、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从中受到的文化熏陶和某种心理引导也是在无意识中实现。
对于《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内涵丰富、影响巨大的历史小说，长期以来仅仅局限于文学范畴的研究，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1988年我在古城西安读研究生期间，参加了陕西省一个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常喜欢发些议论。当时偶然读到了夏书章先生写的一本关于《三国演义》与管理艺术的小册子，颇有感触。时逢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其间接触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和理念。我对《三国演义》从小学时开始接触，熟透于心。当运用新的理论观点分析某些社会问题时，我发现许多现存的社会心理，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到同样的反映；当我们要对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时，会发现《三国演义》人物早就使用过非常巧妙和有用的方法；当我们憎恶传统文化的许多因素对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影响时，也发现它们在《三国演义》中就已有很突出的表现，等等。总之，《三国演义》绝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我们对其进行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全方位的分析理解时，它会展现出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在理论界前辈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我从领导学、管理学的角度切入《三国演义》，对其作了力图系统的分析，自然也涉及到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那本题名《谋略与制胜》的小册子自1989年一出版，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这是当时撰著时并未想到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甚至被有些人赋予了部分民族复兴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