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统之中。
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族群以邦国为主体形式，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与探索。无论是七大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难点，便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现实。客观地说，要剖析原生文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的时代，只有认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的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五十三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姑且不论。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部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姜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便亲自赶赴齐国，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而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子（长子）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国。这一特殊性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具有极大威胁的管蔡之乱；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阳）；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单说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备的三大长处。
其一，极为长寿，近乎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周文王九十七岁死，周武王九十三岁死，周公九十九岁死。召公一百八九十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说中的两百岁的老子。古人将召公作为长寿的典型，“殁若颜渊，寿若召公”，此之谓也。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这里，我们不分析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因为，能够形成某种特定的传说，必然有其根源以及可能的影响。而这种根源与影响，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后的局势，成功辅佐了周康王执政。这一功绩，对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响。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流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美。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爱之名誉满天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管辖地，处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进官府，而在村头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处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戴，从来没有失职过。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的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的“陕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而垂范天下。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则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实际推行者。从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道礼治精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精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巨擘人物的导向。两位巨擘人物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道完全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具体指令而执行。两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国君。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子，始任国君的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经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强势人物的王道礼治法则。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地长了，长到足以奠定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为什么？唐代司马隐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可是，我们的问题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于是，其国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关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而召公却更注重处置实际政务，不那么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口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流逝中体现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的治国精神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为法则。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的紧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当此之时，让我们先看看燕国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基本作为。
春秋时期，燕国见诸史籍的大事大体有四件：
1．吞灭蓟国（年代无考），以蓟城做了燕国都城，此后一直未变。
2．燕庄公二十七年，燕国遭遇北方山戎攻击，齐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国危机后，齐桓公提出要燕国共同尊王朝贡，并敦促燕国复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燕国与周王室有所疏离，对召公德政传统也有所偏离，是可能变化之迹象，却被霸主齐桓公遏制。
3．燕惠公因多养宠姬而起内乱，逃奔齐国，失政四年；后齐国伐燕，护送惠公回燕，刚刚回国燕惠公即死。
4．燕蟹公三十年，进攻政权已经由姜氏变为田氏的新齐国，占据林营之地。
战国之世，燕国的大事主要有：
1．燕文公时期任用苏秦，首倡六国合纵，为纵约长国。之后，秦国连横，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结盟，燕国自此反复进出于合纵。
2．燕易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