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
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廪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之治”。
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纵欲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下诏罢诸司冗费不必要作工,放出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
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当权的时代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像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瑾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
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掣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便为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老朱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老朱皇帝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乃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轻的叫“小太监”,其实,宦官等级森然,最高的一级才能叫“太监”,往下是“少监”、“监丞”,中级的有“奉御”、“听事”等,最低级就是杂役类,有“手巾”、“火者”之称。至于各个监局当中,除掌印太监、提督太监外,也有“经理”、“管理”、“监工”等职衔。那位看官不要笑,“经理”确实是宦官的一种称呼,单位哪位主管得罪你,多亲热地喊他几声“经理”就好了。
司礼监原本的职责,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以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逐渐地,由于明朝皇帝的惰于政事,司礼监太监反倒成了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监内一般有八九个宦官分别帮皇帝“御笔”批朱。
对于自己想搞猫腻的宦官来说,他可以把内阁奉呈入内的阁票打返,令阁臣重拟内容。刘瑾气焰最嚣张时,就把这些公文带回自己家中,与门客商量官员任命和处理意见,更改好以后也不交回内阁,直接以御旨名义发出,可谓做到登堂入室,随心所欲。
有人观此可能产生疑惑,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学文化吗,怎么又有这些文人“宦者”呢。这种教宦官学文化的事情,首先始自明宣宗,他设置“内书堂”,专门派文官教宦者学习,内容为《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可惜的是,公公们忠孝节义入脑的少,奸诈使坏的心计反而因知识平添了“力量”。
入司礼监的宦者,一般必为“内书堂”毕业,入“文书房”办过事(“文书房”乃司礼监的“秘书处”),这样的公公,才能成为司礼监太监。但也有例外,比如魏忠贤几乎就是大字不识的老粗。
司礼太监有“议政”权,并非是关键,他们还掌管东厂、西厂等事,设想,一个衙门又管政事,又管监察,天下大事,皆入一司。东厂始设于明成祖朱棣时,一直至明朝灭亡达二百二十多年。这一“特务”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东厂的办事太监有时由司礼监主管太监兼任,有时由司礼监二把手兼任,全名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属下人尊称其为“厂公”或“督主”。
东厂手下的“刑侦”人员和打手,均来自锦衣卫。有人可能以为锦衣卫也是宦官机构。错!锦衣卫始于朱元璋朝代的“拱卫司”。洪武十五年,正式成立“锦衣卫”,乃“上十二卫”中的一卫。“服飞鱼服,佩绣春刀”,是皇帝私人卫队,兼秘密特务工作。锦衣卫逮人,可以不经任何国家司法程序,他们不仅有逮捕权,还有审问权,不幸被逮的,即入“诏狱”或“锦衣狱”,十人入狱八九死,令人闻之生畏。
锦衣卫下有十七个所,专门负责外出侦探的人员称为“缇骑”。人数最盛时,锦衣卫特务有十万人左右,加上各地流氓充当的“眼线”,达二十万人。
锦衣卫与“厂”并称,左称“厂卫”,但“厂”对锦衣卫有伺察之权。因为,太监多日夜在皇帝身边,一般来讲自然厂权要大过卫权。当然,厂卫权势此消彼长之际,相互勾结的时候为多,刘瑾、魏忠贤等大奸太监,均以自己的心腹亲信任锦衣卫使,完全把这些有鸡鸡的军棍当成大狼狗来使。刘瑾当政时,开设“内行厂”,把独裁发展到极致。他本人对厂卫“走狗”仍不放心,以“内行厂”的宦官来监督东厂和锦衣卫,但这一机构存在时间短,只有四五年而已。至于“西厂”,乃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设置,乃太监汪直用事期间的事情,约五年多。其后,明武宗在刘瑾撺掇下又重设过一次,也有四年多时间,以后就未再设置过。
还有一事可供大家叹喟的是,明人笔记《酌中志》记载,东厂大厅左室供岳飞画像一轴,厅后又有砖砌影壁,雕有狻猊以及狄青杀虎的塑像。厅西祠堂内还有一座牌坊,上面有朱棣御书“百世流芳”四字。大英雄岳飞与狄青,竟被这些阉人宦竖供奉,真匪夷所思。不过,百世流芒是绝然不可能的,这些没老二的特务们只能“遗臭万年”。
说明了司礼监、东厂、西厂、锦衣卫后,正式转入本文的主人公——王振大公公。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入内书堂”;又有笔记中说他年轻时一直读书,久考不中,才毅然发愤“自阉”,落榜男儿不落泪,仰头走入太监会。这种说法,是明朝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提到的,根据他讲,明成祖永乐末年,诏许国内学官考满无功绩者,如果有子嗣,就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净身,入宫训导女官。当时有十余位这样的“学官”净身入宫,但日后混出头的只有王振一人。
不管怎么讲,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明英宗为太子时,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小皇帝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宦官最亲,并一直称王振为“先生”。
甭看王振没学过“儿童心理学”,他很能拿捏儿童爱玩爱看大排场表演的天性。英宗小皇帝刚刚继位,王公公就带着小孩去朝阳门外的武将台观看盛大的阅兵式,让诸卫和京中禁军的兵将们操弄刀枪,演习马术,射箭飞刀,把小皇帝乐得小手拍红。
高兴之下,小孩子马上让王振管理司礼监,成为太监中的第一人。王振手中有权后,立刻矫旨,提拔自己的心腹纪广(原为隆庆右卫佥事)为都督佥事,对外声称说他在比武中获第一。这样一来,就让自己人掌握了禁卫军权。纪广的超级擢升,标志着以王振为启始的明朝宦官专政的历史起点。
明仁宗的皇后张氏,时为太皇太后,得知孙子皇帝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她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
太皇太后奶奶坐着,皇帝孙子只能站着,众臣也立于西侧屏息侍立。
张太后指着五个大臣,对孙子说:“这五个人,是汝父汝祖留给你当辅佐的,言听必行。国家政事,如果他们五位不赞成,绝不可行!”
小皇帝忙表示听命。
停顿一下,张太后派人宣王振入觐。
王公公很怕这位皇奶奶,入殿后俯伏跪听,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良久,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
女官闻言,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
王公公身子一软,裤裆一热,尿了。
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
张太后见此情状,觉得威吓目的已经达到,缓缓言道:“皇帝年少,岂知此辈常祸人家国。这次我看在皇帝及大臣面上,饶王振一命,此后不可令他再干扰国政!”
这位张太后,乃一贤德明慧妇人。明仁宗作太子时,由于贪吃贪睡变成巨胖,加上他弟弟汉王朱高煦等人挑拨,明成祖非常厌恶这个不会上马击剑的胖太子,数次想废掉他。但儿媳太子妃张氏“操妇道甚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喜”,朱棣当年看在儿媳贤德的份上,才没有废掉胖儿子的太子之位(当然还有大臣的保举)。
明仁宗继统后,张氏为皇后,对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其子明宣宗在位,军国大议,多听她裁决。但是,张氏并不干政,对自己母家非常严厉,严禁外戚预政。
明宣宗崩后,英宗皇帝年幼,众臣请“垂帘听政”,张太后表示:“不要坏祖宗成法!”坚决不允。
但是,张太后仍旧是有妇人之仁,见孙子皇帝下跪为王振求情,心一软就后退一步,没有杀掉这个日后引出无数祸端的害人精。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死。
王振虽遭此大惊吓,并未收敛,反正有小皇帝撑腰,先让小主子高兴再说。他“老实”将近一年有余,胆子渐长,在正统元年(1436年)冬又在将台召开“比武大会”,命令诸将骑射比武,射箭比试。
明朝京军万人受试,只有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十岁的英宗皇帝看得高兴,把自己手中酒杯赐与井源当“奖品”。
一旁聚观者,均私下纷言道:“去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升大官;今日皇帝亲自主持,怎么只赐一杯酒喝?”
井源忙乎半天,只赚得御赐一盏银杯。通过这一幕,明显向朝内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想升官发财,非王振大公公不可,皇上赏识也没实惠!
如此,又过了三年多,王振开始琢磨起几位顾命大臣来。
一日,王振赶上朝时,忽然问杨士奇和杨荣:“朝廷之事,全赖三位老先生。然而您三位年高倦勤,日后怎么办呢?”
乍受此问,杨士奇老头子一惊,矍然曰:“老臣我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不料,杨荣却讲:“吾辈年老,当推荐新进之人以侍君王。”
王振闻言大喜。转天,他就把侍讲学士马愉、曹鼐等人推荐入阁,参与朝政。
杨士奇很不高兴,埋怨杨荣与自己口风不一。杨荣劝说道:“王振讨厌我们,纵使我们苦苦坚持,他又能相容吗?一旦他以皇上名义出手敕任命某人入阁,我们也不得不听命。现在入阁的几个人,反正皆是我们的手下,也无大碍。”
杨士奇听此言,觉得有理。二位官场老政客,其实还是玩不过王公公。
王振这种慢火煎鱼、由浅入深的功夫,是一步步卸掉“三杨”老臣的权力,让新入阁的人感念自己对他们的提拔。
品尝到当隐身“组织部长”的甜头,王振很快就矫旨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这位王佑没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说甜话,很会伺察颜色。王侍郎长得不错,小白脸一个,身上雄性激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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