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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波王子泪如泉涌。他边哭边唱，依然是仓央嘉措情歌，是仓央嘉措的现世代言对佛性与爱心的深情表达：
那一日，我听了一夜梵呗，
不为参悟，只为寻找你的气息；
那一月，我转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土，
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越十万大山，
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能和你相见；
那一瞬，我飞升成佛，
不为长生，只为保佑你喜乐平安。
香波王子跪了下来，义无反顾地把手伸向了熠熠闪烁的焰火门，伸向了孔雀尾毛一样的蓝色树结中间那个凸起的按钮。安静了，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诵经的浪潮突然停息，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眼睛都凝望着他。他默念着仓央嘉措的生日、那个寻常而又神圣的数字1131，深情无限地摁了起来：一下、一下、三下、一下……
尾声
香波王子离开布达拉宫的时候，世界佛教第七次集结还没有结束。他想到了家乡雅拉香波神山，想到了天天等儿子回来的妈妈，就只能匆忙离开了。离开时，他来到布达拉宫西侧的僧舍向古茹邱泽喇嘛告别，意外地看到，警察王岩也在这里。他们正在交谈。
王岩说：“原本是来破案的，到了布达拉宫却变成了接受洗礼。”
古茹邱泽望着他，深澈的眸子里有了几丝鼓励和欣赏：“这是一个警察走进信仰的机会。法律和宗教的区别是，法律不接受忏悔，宗教却必须忏悔。忏悔是洗礼的前提。”
王岩一把抓住对方的手，以从未有过的热切说：“你已经看到我的内心了，‘度母之恋’，你能做我的上师，给我灌顶吗？”
古茹邱泽喇嘛释然而笑，双手合十，眼睛里射出两股亮如灯炬的慈光，缓缓地说：“可以，履行警察职责，皈依慈悲佛门，这本来就是我的期望。灌顶之后，你就不仅仅是一个警察了。你一生的追求就是‘圆满’与‘虚空’，‘圆满’是有爱之圆满，‘虚空’是无恨之虚空。”
在香波王子的见证下，警察王岩跪在无上上师古茹邱泽喇嘛面前，接受了心生善意、敌寇不伤的大威德怖畏金刚秘密灌顶。
灌顶完了，古茹邱泽喇嘛感喟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灌顶。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喇嘛了。”
王岩知道为什么，奉劝道：“再想想吧，说不定你会反悔。”
古茹邱泽摇摇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乡做个乡长，完成我弟弟的遗志。弟弟说得对，我的爸爸妈妈、父老乡亲，不能一生都在磕头，磕头，磕头，然后心甘情愿地去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贫穷和落后，这种一千年以前的生活应该结束了。”他显得悲伤而兴奋，望着墙上的镜框，镜框里白得耀眼的雪山、绿得发光的草原和清澈见底的河流，眼睛渐渐湿润了。
刹那间，他仿佛已经回到家乡，眼前出现了观想中出现过许多次的情景：
巴颜喀拉山脚下，爸爸还在转山磕头。他嘴唇干裂了，脸上紫红一片，每一条皱纹都像一条刀痕。他的木头手套已经很薄很薄，牛皮围裙也磨得千疮百孔，磕烂的额头上结着疤，流着血。他一丝不苟地把双手举起来，在空中拍一下，在额头处拍一下，又在胸间拍一下，然后全身扑地，清晰地念一遍六字真言，再说一句：“儿子快回来，雪山白起来，草原绿起来。”和妈妈不同的是，他用身体丈量土地的行为总是伴随着瞩望，他不时地停下来，望着山顶或者原野发呆，喃喃地说：“儿子怎么还不回来？雪山怎么还不白？草原怎么还不绿？”转山磕头的还有许多乡亲，还有孩子。妃宝一会儿抓住这个孩子，一会儿拉起那个孩子，喊道：“上学去，上学去，都给我上学去。”她已经是民办小学的老师了，是个常常来到转山磕头的人群里捉拿学生的老师。
古茹邱泽扑通一声跪下了，他朝着没有雪的雪山磕头，朝着没有草的草原磕头，朝着爸爸和父老乡亲们磕头，朝着民办小学的老师妃宝磕头。
布达拉宫的大喇嘛，来自信仰高峰的大喇嘛，磕头磕到了人群跟前，哭着喊了一声：“爸爸，儿子回来了，儿子要让雪山白，要让草原绿。”
就在这一刻，草原那种一片黄、一片黑、一片灰的破败风景突然不见了，黑铁似的岩石被冰雪覆盖，一望无际的翠绿、深厚而浓郁的翠绿，高高地托起了一片冰白，座座耀眼的雪山列队而来，绵延而去，就像最早的草原、最古的雪山那样。一湾清澈而饱满的河流在阳光下流淌。河床狭窄的地方，木质的转经筒又随着河水流畅地转起来。转经筒的旁边，依然耸立着高高的鄂博，下面的嘛呢石经堆被洗刷得干净明亮，七彩的经幡向四面瀑泻着，鲜艳如初，猎猎如鼓。而在更远的地方，是畜产品生产基地的厂房和牧民定居点的白墙红瓦，是牛羊马狗奔跑的身影。人们还在转山磕头，但那已经不是苦难中的祈祷，而是节日的仪式了。
古茹邱泽沉浸在自己的观想中，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岩打断他的观想说：“我明后天也要离开了。回到北京，我想做两件事，一是去自首，尽管伊卓拉姆有自杀的意图，但毕竟死在了我的车轮底下，让法律判定我有罪无罪吧。二是把珀恩措的哑巴妹妹接到身边来照顾，如果可能，我会娶她。我相信戒毒的力量会从她心里长出来。”
香波王子说：“看来仓央嘉措不仅把爱伏藏在了遗言里，还伏藏在了所有人的心里。伏藏之门，其实就是人心之门，普天之下，人人都可以是掘藏师。”
分手时，香波王子腼腆地向王岩借钱：“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我需要路费，还要给我妈妈买一斤水果糖、一双棉袜子。”王岩给了他五百块钱。他说：“你留个地址吧，我一定寄还你。”
王岩说：“你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就算我送给她老人家的礼物吧。”
香波王子弯腰道谢，又向古茹邱泽喇嘛行了告别礼，然后悄然离开。
除了古茹邱泽和警察王岩，没有任何人知道香波王子要走。但是几乎所有的高僧大德、上座比丘、活佛喇嘛都感觉到了：香波王子就要离去，如同当年仓央嘉措默默无声地离开教界那样。他们走出彭措多朗大门，站满了长长的石阶，站满了“防雪栅栏”内的每一块地方，祝福平安的诵经声浪响起来，深情送别的信仰合唱响起来。布达拉宫越升越高，为了送别的布达拉宫高挺起头颅，已经是摩天触云了。
而匆匆离去的香波王子不过是一个背影，一个平凡而世俗的背影，带着仓央嘉措遥远的微笑和情歌永恒的悠扬，在人们的视野里，渐渐远去。此刻，他心里只有家乡和妈妈，只有温暖深挚的情歌，仿佛唱给妈妈的歌也是仓央嘉措情歌，唱给西藏的歌都是仓央嘉措情歌。
一想起妈妈，他就满眼泪光，他就笑了。
唉，我的好妈妈呀，两三年才增加一岁的八十多岁的好妈妈，如今又要增加一岁了。
2008年12月30日初稿
不知多少次修改
2010年2月28日定稿
后记：再让我们期待一次未来
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我的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部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头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捯饬成了一个干部，翘着尾巴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处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粗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插了葱的猪嘴，被厚道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道即佛道。
喜欢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做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阳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藏獒3》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2
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精神冲突。
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一个有神论者，这本书也是表现佛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