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塔克·约克警探,”高个子说着拿出聱徽。然后,他又指着煤渣砖说,“这是唐·狄龙酱探。”
狄龙也拿出他的证件。他们都把证件出示给我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造几个这样的假证件有多难吗?“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我问。
“请告诉我们,你昨晚在哪里?”约克问。
听到这样的问题,警报应该立即响起。我应该立即提醒他们我是谁,并告诉他们,没有律师在场,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但我就是律师,而且是个非常棒的律师。当然,如果你不表现得像个律师,那只会让你显得更蠢,而不是更聪明。但我也是个人。尽管我并不缺乏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但如果受到警察盘问,我仍然想取悦他们。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本能。
“我在家。”
“有谁能证明吗?”
“我女儿。”
约克和狄龙回头看看学校。“那个在里面翻筋斗的小女孩?”
“是的。”
“还有别人吗?”
“我想没有。怎么啦?”
之前,一直是约克在问,我在答。现在,他没理会我的问题。“你认识一个叫马诺洛·圣地亚哥的人吗?”
“不认识。”
“你肯定?”
“非常肯定。”
“为什么非常肯定?”
“你知道我是谁吗?”
“当然,”约克说,他捂着嘴下咳了两声,“难道你想让我们跪下来亲吻你的戒指或什么吗?”
“我不是这意思。”
“那好,那我们的想法就一致了。”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但没去追究。“那你为什么‘非常肯定’你不认识马诺洛·圣地亚哥呢?”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名字我不熟悉,所以我想我不认识他。但可能会是某个我曾公诉过的人,或者我的某个案子中的证人,或者,该死,也许是我在十年前的一次募捐会上遇到过的人。”
约克点点头,好像在鼓励我继续说下去。但我没有。
“你能和我们走一趟吗?”
“去哪里?”
“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
“不会耽误太长的时间,”我重复道,“听上去好像不是去什么好地方。”
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我尽量装出不让步的样子。
“一个叫马诺洛·圣地亚哥的男人昨晚被杀了。”
“在哪里?”
“他的尸体是在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区被发现的。”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觉得你可能帮得上忙。”
“怎样帮?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不认识他。”
“你是说过”一一约克竟然真的看了看便签本,但那是为了装样子。我刚才说话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写“你‘非常肯定’你不认识他。”
“那就说肯定不认识。这总行了吧?我肯定不认识他。”
他戏剧性地“啪”一声合上便签本:“但圣地亚哥先生认识你。”
“你怎么知道?”
“我们更想让你自己去看。”
“而我却想让你告诉我。”
“圣地亚哥先生”一一约克犹豫了一下,好像在斟酌后面的词句“身上有些物品。”
“物品?”
“对。”
“你能说得更具体些吗?”
“一些指明与你有关的物品,”他说。
“指明我是什么?”
“嗯,地方检察官?”
狄龙——那块煤渣砖一一终于开口说话了。
“是郡公诉检察官。”我说。
“随你怎么叫。”他用力扭扭脖子,骨节发出噼啪声,然后,他指着我的胸脯说,“你真的开始让我的屁股痒痒了。”
“你说什么?”
狄龙一步逼到我面前:“我们看上去像是在这里上该死的语义课吗?”
我觉得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但他在等着。我最后不得不说:“不是。”
“那就好好给我听着。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那家伙与你有很大关系。你是想跟我们走一趟,把事情说清楚,还是想玩更多的文字游戏,让你他妈的看上去可疑得多?”
“警探,你他妈以为你是在和谁说话?”
“想参加竞选的人恐怕不会想让我们把这事直接捅给媒体吧。”
“你在威胁我?”
约克插话了:“谁也没威胁谁。”
但狄龙击中了我的要害。事实上,我现在的职位是暂时性的。我的朋友,“花园州”(新泽西州别称。一译者注)现任州长,让我成了现任郡公诉检察官。我们已经很严肃的探讨过让我竞选国会议员的事,甚至可能去填补那个空缺的参议员位胃。如果我说自己没有政治抱负,那是在撒谎。这时甚至出现一丝丑闻,也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我看不出我能怎样帮上你们的忙。”我说。
“也许你不能,也许你能,”狄龙转着他那颗煤渣砖一样的脑袋说,“但如果你能够帮忙,你会帮吗?”
“当然,”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让你的屁股不必要地再痒痒了。”
听到这话,他差点笑出来:“那就上车吧。”
“我下午有个重要会议。”
“那时我们已经把你送回来了。”
我还以为会上一辆破旧的雪佛兰,但却发现他们的车是一辆干干净净的福特。我坐在后排。我的两个新朋友坐在前排。我们一路上都没说话。乔治华盛顿大桥上堵车了,但我们拉响瞀笛,从车流中挤了过去。进入曼哈顿时,约克才说话:
“我们认为马诺洛·圣地亚哥是化名。”
我说:“嗯,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说别的什么。
“嗯,我们没在死者身上找到身份证。尸体是昨天晚上发现的。驾驶证上写的是马诺洛·圣地亚哥。我们已经査过了,好像不是他的真实姓名。我们还对他的指纹进行了核对,没找到匹配。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你们认为我知道?”
他们根本不屑于回答。
约克的声音和春日一样宜人。“你是个鳏夫,科普兰先生,对吗?”
“对。”我说。
“一定不容易吧,自己带着个孩子。”
我没说什么。
“我们知道,你妻子死于癌症。为了治愈她的病,你与许多组织打过交道。”
“嗯,嗯。”
“真佩服你。”
他们早该知道这一点。
“你一定觉得这有些奇怪。”约克说。
“什么意思?”
“换种情况,你通常是提问题的人,而不是回答问题的人。所以说有点奇怪。”
他在后视镜中冲我笑笑。
“哎,约克?”我说。
“什么事?”
“你有没有戏单或节目单?”我问。
“有什么?”
“戏单,”我说,“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你的过去了。你知道的,就是你开始唱白脸之前的事情。”
听到这话,约克咯咯笑起来:“我只是说,这有些奇怪,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你以前被警察盘问过吗?”
这是一个陷阱问题。他们一定知道,我十八岁的时候,曾在一个夏令营做过辅导员。一天深夜,四个营员一一吉尔·佩雷斯和女朋友玛戈·格林,道格·比林厄姆和女朋友卡米尔·科普兰(也就是我妹妹)偷偷溜进了树林。
再也没人看到过他们。
只找到了两具尸体。玛戈·格林,十七岁,她的尸体是在离营地一百米之内的地方找到的,喉咙被割破了。道格·比林厄姆也是十七岁,他的尸体是在约一公里之外的地方被发现的。他身上有几处刀伤,但致死的原因仍然是喉咙被割破了。另外两个人一吉尔·佩雷斯和我妹妹卡米尔一的尸体一直没找到。
这个案子成了头条新闻。两年后,当时也是那个夏令营辅导员的富家子弟韦恩·斯托本被捉拿归案。但那已经是他制造的第三个恐怖之夏,他被捕之前至少已经又谋杀了四个孩子。他也因此被冠以“夏日杀手”的称号——一个够直白的绰号。韦恩的下两个牺牲品是在印地安那州蒙西的一个童子军夏令营附近被发现的。另一个受害者当时正在弗吉尼亚州维也纳镇参加一个综合夏令营的活动。韦恩的最后一个牺牲品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泊科勒斯山区的一个运动夏令营里。他们大都是被割破喉咙而死,都被埋在树林里,有些还没死就被埋葬了。是的,就像活埋一样。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那些尸体。比如,在科勒斯山区被害的那个孩子就用了六个月时间才找到。大多数专家都相信,还有其他没找到的受害者,还被埋在林地里。
就像我妹妹一样。
韦恩从来没认过罪。尽管过去十八年里,他一直被关在一个安全设施一流的监狱里,他却一直坚持说最开始那四个孩子的死与他无关。
我不相信他。至少有两具尸体一直没找到,这个事实引发了多种推测,也让整个事情显得更神秘,让韦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想,他喜欢这样。但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是否还有一线希望之光?想到这些,我的心仍然很痛。
我爱妹妹。我们都爱她。大多数人相信,死亡是最残酷的事情。其实不然。一段时间之后,希望变得更折磨人得多。如果你和我一样,与希望共存了如此长久的时间,脖子一直放在剁肉板上,斧头已经在你头顶举起数天,数月,数年。那么,你会渴望它落下来,把你的头剁掉。大多数人都相信,我母亲之所以离家出走,是因为我妹妹被害。但事实正相反。我母亲之所以抛下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能向她证明妹妹已经被害。
我真希望韦恩·斯托本能告诉我们,他究竟对我妹妹做了钱什么。当然,我们不是想为她举行一个得体的葬礼什么的。尽管那会很不错,但却不可能。死亡能起到纯粹的破坏作用,就像破碎锤一样。它重重地砸在你身上,把你砸成肉饼。然后,你会开始复原。但不知道实情一那种怀疑,那一线希望一却会让死亡变得更像白蚁或某种形式的致命病菌,从内部啃噬你。你无法阻止那种腐败,你无法复原,因为那种怀疑会不停地吞噬你。
我想,它现在仍然在吞噬着我。
尽管我非常希望把我生活中的那部分当成自己的私事,但媒体却总是不放过它。即使你在Google上作一下最快的搜索,都会看到我的名字总是和那些神秘的“失踪营员”一一那些孩子们很快就得到了这个绰号一一联系了起来。最糟糕的是,他们还在“发现频道”和“法律频道”中播放那些所谓的“真实罪案”电视节目。我那天晚上就在那里,在那片树林中。我的名字就在那里,谁都可以查到。我受到过警察的盘问,受到过审讯,甚至受到过怀疑。
因此,他们一定都知道。
所以,我选择了不回答。约克和狄龙也没追问。
我们到达停尸房后,他们领着我顺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谁也没说话。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为好。我现在明白刚才约克所说的话了。我是另一边的人。我看到过许多证人像我现在这样走在这样的走道上。我在停尸房中观察过各种各样的反应。那些辨认尸体的人刚开始时通常都显得很坚韧。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是在强打精神?或者,那一点点希望一又是这个词一仍然存在?我不知道。无论怎样,那点希望很快就会化为泡影。我们从来不会在确认身份时犯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死者是你所爱的人,那一定是。停尸房不是发生最后奇迹的地方。从来就不是。
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在观察我的反应。我便得对自己的步伐、姿势和面部表情在意起来。我想表现出中立的样子,但转念一想,何必呢?
他们把我带到那堵窗户前面。不用走进停尸房,站在玻璃后面就行了。房间里铺着地砖,因此可以直接用水冲洗。别以为这样的地方还有什么装饰,或者需要多少清洁工打扫。所有的轮床上都是空的,只有一张例外。尸体上盖着被单,但我能看到脚趾上的吊牌。他们还真使用这样的吊牌。我看到那个大脚趾从被单下伸出来一完全陌生的东西。我心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没认出这是哪个男人的脚趾头。
压力之下,人的大脑会做些可笑的事。
一个戴口罩的女人把轮床推到离窗户更近的地方。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立即回想起女儿出生那天的情景。我还记得那个婴儿室。窗户几乎是一样的。玻璃上有很细的铝箔组成的钻石图案。那个护士与停尸房里这个女人的个子差不多,她把那张小小的婴儿床推到窗边,我的女儿就睡在里面。和现在的情景很像。我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会看到什么意义深刻的东西一一生命的开始,或者生命的结束一一但今天我却没有。
她把床单的一头揭开。我低头看着那张脸。我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死者和我年龄相当,快四十了。他留着胡须,但头发好像被剃光了,头上戴着一顶浴帽。我觉得那顶浴帽看上去非常滑稽,但我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死者头上。
“头部中弹?”我问。
“对。”
“多少枪?”
“两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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