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会到她房间去，卡米尔会放一首她最喜欢的流行歌曲，向我讲述那首歌的事，告诉我她为什么喜欢它，仿佛歌中蕴涵着什么意义似的。然后，她又向我说起她在学校里喜欢的某个男孩。我就坐在那里听，心里有种最奇怪的满足感。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张照片……
信封里还有别的东西。
我把信封倒过来，没有东西掉出来。我把一只手伸到信封底部，摸到那里好像有张索引卡。我把它拿出来。对，是一张索引卡，白色，红线条。那一面一有线条的那一面一什么也没写。但另一面一纯白色的那面一用加粗字体打印出了五个字：第一桩丑事
“你知道那篇日记是谁发的了吗？”
“暂时不知道朗尼说，”但我会知道的。“
“怎样知道？”
朗尼没抬头。那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现在不见了。露西觉得很难过。他不喜欢她强迫他做的事。她自己也不喜欢。但她别无选择。为了隐藏她的过去，她做了很大的努力。她改了名字，她不让保罗找到她，还用这头乱糟糟的棕色头发取代了天然金发。天哪，她这个年纪的女人还有多少人有天然金发啊？
“那好吧，”她说，“我回来的时候你会在这里吗？”
他点点头。露西下楼向汽车走去。
在电视剧里，得到新身份好像很容易。也许是，但露西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她首先将姓从西尔弗斯坦改成戈尔德。从西尔弗改为戈尔德。聪明，对吧？她不这样认为。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这对她倒是很管用，让她觉得和深爱的父亲之间仍然有一种联系。
她在国内搬过好几次家。营地早已不存在。她父亲的所有资产都没了。因此，到了最后，她父亲的大部分生命也没了。
艾拉·西尔弗斯坦，她的父亲，尚存的生命现在被安置在离瑞斯顿大学十六公里的一个康复中心里。她开着车，享受着独处的时光。车里正回响着汤姆·维茨的歌声，她听见他唱到他希望自己没陷入爱情，但当然，他陷入爱情了。她把车开进停车汤。那座秘密隐藏在一大片土地上的豪宅比大多数房子都更漂亮。露西全部薪水中的绝大部分都花在这里了。
她把车停在父亲的旧车旁边。那是一辆锈迹斑斑的黄色甲壳虫。这辆甲壳虫总是停在同样的地方。她甚至怀疑，过去的一年中它就没动过窝。他父亲在这里行动自由，可以随时离开，可以自行办理登记和离开的手续。但令人难过的事实是，他几乎从不离开他的房间。装饰在汽车保险杠上的那些不干胶贴纸都退色了。露西有一套车钥匙，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把汽车发动一次，只是为了让电瓶处于可使用的状态。仅仅坐在那辆车上发动汽车的时候，她脑子里也会闪现出过去的一幕幕情景。她仿佛看到满脸大胡子的艾拉正开着这辆车，把车窗全部打开，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挥手、问好。
她从没想过把车开出去兜一圈。
露西在前台办理了探视手续。这个康复中心很特别，专为有终生吸毒和精神问题的老年住户提供食宿。住在这里的人好像种类繁多，在外人看来，有些人貌似“正常”，但他们也许可以胜任《飞越疯人院》中的替身演员。
艾拉既有一点吸毒问题又有一点精神问题。
露西在父亲门口停下脚步。艾拉正背对房门坐在那里，穿着她熟悉的那件大麻篷却（南美人的一种斗篷。一一译者注），灰白的头发向各个方向支楞着。那套她父亲仍然称为“高保真”的音响设备中正放着1967年流行的那首草根乐队的经典名曲“让我们为了今天而活着”。露西等着。沃伦·恩特纳正在大声倒数“1，2，3，4”，然后乐队再次齐声合唱“沙一拉一拉一拉一拉，让我们为了今天而活着。”她闭上眼睛，无声地跟着他们唱起来。
好听，真好听。
房间里有串珠和扎染，还有一幅。“告画：“鲜花都到哪里去了？”露西笑了，但笑容中没有多少喜悦。怀旧是一回事，心理状况日渐恶化是另一回事。
早期痴呆症已经悄悄潜入一谁也无法说清楚是年龄还是吸毒的原因一一声明了对父亲心智的拥有权。艾拉一直沉溺在往事之中，一直生活在过去，闵此很难说这种衰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医生是这样说的。但露西知道，最初的打击，最初的袞退，发生在那个夏天。由干树林中发生的事，艾拉受到众多指责。那是他的营地。他应该夹取更好的措施保护营员。
媒体不放过他，受害者家属更不会轻饶他。艾拉是个太和蔼可亲的男人，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一切。他被打垮了。
艾拉现在几乎不离开房间。他总是回忆几十年前的事，但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是他过得最开心的十年。有一半的时间，他真的以为现在还是1968年。其他时候，他知道他已身处21世纪一能从他的表情中看出这点一他只是不想面对现实。因此，作为新的“确认疗法”的部分内容，出于各种意愿和目的，医生让他的房间保持1968年的风格。
医生已经解释过，这种痴呆症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改善，因此，需要让病人尽可能生活得开心、无忧无虑，即使那意味着活在某种非现实之中。总之，艾拉想活在1968年。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因此，为什么要去打扰他？
“嘿，艾拉！”
艾拉从来不想她叫他“爸爸”。听到她的叫声，艾拉像所有病人那样，慢吞吞地转过身来，举起手一一仿佛置身水下一般一向他摆摆手：“嘿，露西。”
她眨掉眼中的泪水。他总能认出她来，总知道她是谁。如果说他还活在1968年，而他女儿那时甚至还没出生这个事实好像是一种矛盾的话，嗯，那就让它矛盾去吧。但那从不会让艾拉的幻想破灭。
他冲女儿笑笑。对于一个如此残酷的世界来说，艾拉一直太宽宏大量，太慷慨大方，太孩子气，太天真。提到父亲时，露西总是称他“前嬉皮士”，这暗示艾拉在某个时候已经放弃做嬉皮士了。在别的每个人都把表示自己主张和平与爱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嬉皮士，尤指佩花嬉皮士，兴起的表达反文化或反传统信仰和观点的运动。一一译者注）的扎染和串珠都交出去之后很久，在其他人都把头发剪掉、把胡须剃掉之后，艾拉仍然忠实于他们曾经的事业。
在露西美好的童年生活中，艾拉从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他对女儿几乎没有限制，从不为女儿设置界限，他想让女儿见识和经历一切，即使可能不那么适当的事情。但奇怪的是，这种监管的缺失却让他的独生女露西·西尔弗斯坦变得有些谨慎，至少根据当时的标准來看是如此。
“真高兴你来了……”艾拉一面说着话，一面脚步蹒跚地向她走来。
露西急忙上前一步拥抱父亲。父亲身上有股老人特有的苍老气味。那件大麻篷却也需要洗了。
“感觉怎样，艾拉？”
“好极了。从来没这么好过。”
艾拉打开一个瓶子，吃下一粒维生素。他经常吃维生素。尽管艾拉是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人，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仍然靠生产维生素发了点小财。他把财富全部兑换成现金，买下了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交界处的那片地产。有段时间，他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公社，但没持续多久。因此，他把那里变成了夏令营地。
“你好吗？”露西问。
“从来没这么好过，露西。”
然后，他哭起来。露西在他身边坐下，拉着他的手。他哭一阵，笑一阵，然后又哭了，不停地说他是多么爱她。
“露西，你就是我的世界，”他说，“我看到你……就看到了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艾拉，我也爱你。”
“你明白了？我就是这意思。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然后，他又哭了。
她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她需要回办公室去看看朗尼査到了什么。艾拉的头正靠在她肩膀上。父亲的头皮屑和气味让她有些心烦。因此，当一个护士走进房间时，露西借机摆脱了父亲。但她为此憎恨自己。
“我下周再来，好吗？”
艾拉点点头。她离开的时候，父亲在微笑。
那个护士——露西忘记她的名字了——在走廊上等她。“他最近情况怎样？”露西问。
这通常是个象征性的问题。这按病人的情况都不好，但他们的家人不想听别人那样说。因此，护士通常都会说：“啊，他棒极了。”但这次，她说：“你父亲最近更容易激动了。”
“怎么回事？”
“艾拉通常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温和的男人。但他的情绪波动一一”
“他一直有情绪波动。”
“但不像这样的波动。”
“他很让人讨厌吗？”
“不，不是……”
“那是什么？”
她耸耸肩：“他一直喋喋不休地说过去的事。”
“他历来就喜欢说60年代的事。”
“不，不是那么久以前的事。”
“那是什么？”
“他老说起一个夏令营。”
露西感觉胸口受到缓慢一击：“他说些什么？”
“他说他曾有一个夏令营地。但后来失去了。他还开始大声说什么鲜血、树林、黑暗。然后，他又安静下来。很恐怖。上个星期以前，我从未听他说起过夏令营，更没听他说过他有一个营地。除非，当然，艾拉的脑子总是飘忽不定。也许，他只是想象自己有个营地？”
护士是用问句的方式说的这句话，但露西没有冋答。走廊那头有个护士在叫：“丽贝卡？”
露西现在才想起这个护士叫丽贝卡。丽贝卡说：“我得走了。”
走廊上剩下露西一个人时，她回头看了看父亲的房间。父亲背对着她，正盯着眼前那堵墙。她不知道父亲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有什么事情没告诉她。是他对那天晚上真正了解的事情。
她迅速转身，往出口走去。接待员请她签字，因为签字后才能离开。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签字页。那个接待员翻到艾拉那页，把签字簿转过来，让露西签字。她拿起笔，正要像进来时那样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突然停住了。
签字页上还有一个别的名字。
另一个人上周来看过艾拉。除她之外，这是艾拉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来访者。她皱皱眉头，念着那个名字。听上去一点不熟悉。
这个马诺洛·圣地亚哥究竟是谁啊？
10
第一桩丑事
父亲的照片还在我手中。
我本打算去拜访蕾亚·辛格的，但现在需要绕道先去别处。我看着那张索引卡。第一桩丑事。暗示：不止一桩，还会有更多。
但让我们从这桩开始，从我父亲开始。
如果想了解父亲和他可能有过的什么丑事，能帮忙的人只有一个。我拿出手机，按下数字6。我极少拨这个号码。但它仍然在我的快捷键中。我猜，它会一直在其中3。
铃声只响了一声，他便用厚重的男低音接听了电话：“保罗。”
甚至这一个单词也带有浓重的口音。
“您好，索希叔叔。”
索希不是我的亲叔叔，而是我家在苏联时的一个好朋友。我已经有三个月没见他了。父亲的葬礼之后就没再见过。但一听到他的声音，我仿佛立即看到了那个大胡子男人。父亲说索希叔叔曾是列宁格勒郊外的普尔科沃镇最强大、最有威慑力的人。他们俩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好久没看到你了。”他说。
“我知道，对不起。”
“哦，”他说，好像对我的道歉感到恶心，“不过，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打电话来。”
这让我吃惊。“为什么？”
“因为，我的小侄子，我们需要谈谈。”
“谈什么？”
“谈谈我为什么从不在电话中说任何事情。”
索希所做的生意，即使不说不合法，也值得怀疑。
“我在城里的老地方。”索希在曼哈顿三十六大街有套宽大的顶层公寓。“你什么时候能到这里？”
“如果不堵车，半小时之内。”我说。
“好极了。我等着你。”
“索希叔叔？”
他等着。我看看乘客坐上父亲的照片。
“您能提示一下我们会谈什么吗？”
“你的过去，帕维尔，”他用浓重的口音说出我的俄语名字，“关于一些应该留在你过去的事。”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见面再说。”他又说了一遍，随即挂断了电话。
路上车辆不多。因此，我二十五分钟之后便到了索希叔叔的住处。看门人穿着那种胸前有装饰穗带的滑稽制服。看到看门人的这种打扮，想到索希住在这里，我觉得很有趣，不禁想到勃列日涅夫参加五一节游行时可能会穿的衣服。看门人认识我，而且已经知道我要来。如果他不事先接到通知，是不会通报的。你根本就没法进去。
索希的老朋友亚历克西·可可罗夫在电梯口。在我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