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 第9部分

眼皮像被黏住了一样地沉重，奋力睁眼只是一种奢望。我很想看看究竟是谁在说话，却是徒劳。这要命的经历，最终还是不为我左右，我在想死就死吧，唯一遗憾的是，还搭上了张凡双，她现在在哪儿？我拼命想喊她的名字，在临死之前以求一个安慰。

突然有人一下子握住了我的右手，我听见有人在说：“他醒了！”

眼缝里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相较前面而言，那股黏合眼皮的力量，好像是在慢慢地失效。我看到头顶白色的天花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灯罩，灯罩里充满了白光，一张脸来到我的眼前，他摸摸我的额头，翻翻我的眼皮，然后点了点头。

“马路，马路！”我听见了轻轻的呼叫声，睁开眼，看到一个从来没见到过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是J市的公安局局长。

一连两天，我都在昏迷中摇摆，短暂的清醒，虽然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还是让我意识到自己获救了。我还没有体力去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好把一肚子的疑问都交给昏迷时的梦境。它若隐若现、虚无缥缈，只能让我更加困惑。

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象，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只是有些发烧，养两天就好了！”我终于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周炳国的脸，随即又昏迷过去。

不知道这样过了几天。某一天清晨，太阳斜射到我的脸上，让我感到温暖的时候，我才确定自己确实还活着。护士递过来一碗小米粥，喷香暖胃的流体，让我对生命顿生依恋。病房的门打开了，是周炳国。

他向我讲述了后来的全部经过。我被人丢弃在一条盘山公路上，同样获救的张凡双，当时就在我的身边。有人报警说出了我们的位置，并根据我身上的证件联系上了公安局，然后公安局出面联系了周炳国，所以我们没有冻死在荒郊野外。除此之外，还有树林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正是黄玉芬。

J市公安局组织人力，展开搜查，找到了黄玉芬的尸体，还有她的家。那些娃娃里果真嵌进了人的眼珠子。我在昏迷的时候不停地在说着：“那个泥潭有问题！”

出于负责，公安局组织人手清理了那个泥潭，结果在泥潭底下总共发现了七具婴儿骸骨。他们全都被残忍地挖去了眼珠。J市公安局怀疑，这七具尸体正是十几年来本市婴儿失踪案中大部分的主角。

“张凡双现在怎么样？”

“她还行，在医院疗养，没有外伤，只是心理上有些小创伤。”

我看着周炳国，确定他不是为了安慰我撒的谎，然后问他要来一根烟吸了口，喷出白色的烟雾。

吸了半根烟，我还是没有忍住，开口问道：“周教授，你知道为什么吗？”周炳国没有回答。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杀我们，反而带我们去找一个专门虐杀婴儿的变态杀手吗？”

周炳国想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最后说道。

李舒然给我下了个套，动机不明，身份不明，我开始以为是因为经办此案，所以陷入其中，后来才知道，我不仅仅是作为办案民警才被卷进来的。其实这只是个开始，后面的发展，更说明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J市之行一败涂地，虽说无端牵扯出了一起虐杀婴儿案，但功劳几乎与我无关。当地警方正在不遗余力地侦破此案，从我一恢复清醒开始，就不间断地有专案组的民警，还有一些刑事勘察人员来询问，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的素描专家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按照公安局长的说法，这人有着近20年的工作经验，是J市最好的画人像的技师。他叫赵驰翊，清瘦有神，戴着一副眼镜，梳着三七开的分头，不仅带着画板，在我“老王即是李舒然”的执著观点下，还调来了监控录像。他希望我能够更直观地模拟出李舒然的画像。面对录像里那个戴着帽子模糊的身影，我时而觉得不像，时而又觉得那就是他本人。由于和李舒然接触的时间大部分在晚上，唯一一次近距离照面是在车站广场下，所以只能说：“让我再见着他，肯定认得出来。”

赵驰翊耐心地辅导我恢复记忆，他把几张透明的画有不同形状五官的塑料卡片叠在一起，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排列着这些器官的组合，最后终于弄出一张能够让我信服的脸。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客观，多少是自己主观臆断出来的。

包括那对陌生男女和那具女尸的模拟像，协查通告终于发了下去。原本我以为很快就会有消息，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就李舒然整个行动的严谨性来说，他敢这么做，很明显准备了不止一两天。只是我不知道那两个陌生人与那具女尸和李舒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至于他现在究竟躲在哪里，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觉得过于惊奇。对黄玉芬的调查起码说明要在人群中隐藏起来并非不可能。她是医院的护士，12年前生下了一个患有血溶症的男孩，出生后出现严重的黄疸症状，一周的紧急治疗也没能挽回孩子的性命。新生儿血溶症并不是一个高死亡率的病，但偏偏让黄玉芬赶上了。原先我以为这其中会有一些“猫腻”，黄玉芬无处诉说才导致人格变异。但听说当年她似乎异常平静地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也许是因为身为医务人员，早就明白生死由天的这个道理。按照时任院长的说法：“黄玉芬同志是个党员，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很正常。”

医院出于照顾，还是在经济上对黄玉芬作出了补偿，一年之后她辞了职，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事发，大伙儿才想起来当年的这件事并没有在黄玉芬的心里熄灭。她躲在杳无人烟的地方，憋着怎样的仇恨，才让她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一口气虐杀了7个婴儿，来“纪念”自己的孩子？

至于她究竟和拐卖集团是有买卖来往，还是自己诱拐的，现在还在调查中。我对这些都颇有兴趣，巴不得立马能够进入专案组查案。

可J市的公安局长说，我还是要注意身体，这事就留给他们来办好了。这是客气话，可言外之意我还是听得出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别在这儿碍事了，说是要来查悬案，未料自己性命难保，还是别添乱的好。

照理说我一再坚持，也能留在J市继续查案，而不是像现在“打酱油”似的就此消失。然而，局长也一再坚持我回去养伤，过分的关怀，倒让我觉得有些不合常理。

其实这次我身体并无大碍，除了一些零碎的外伤，医生说主要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才导致的昏迷，可局长既然表态了，我还能说什么？J市公安局局长临走前，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和歉意：“帮了那么大忙，而且还受伤了，让我们怎么好意思！”

对于局长这样的感谢，我只能报以苦笑，我知道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有台阶下。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旁敲侧击地来了解案情的进展，直到我回到本市一个星期，依然没有更多的消息。

一个星期以来，我躲在房间里看电视、睡觉、喝茶，对着窗外的江水发呆，但实际上想想也知道，如果心能够平静，反倒怪了。

张凡双早我两天回到本市。在J市的时候，我们在病房曾见过面，是我去看的她。她的外伤较我相比还要轻些，但心理上的创伤一定比我严重得多。李舒然从泥潭里拉出她之后，就把她蒙上眼绑在树上，在此之前，她知道我对李舒然就是嫌疑人的猜测。

试想一下，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漆黑的丛林中，该是怎样的恐惧？她除了无助地呼唤我的名字，别无他法。而就在半小时前，她唯一可以求得帮助的人，却失信放弃了她。这也许是张凡双一生中最黑暗的阶段。我们在病房里见面的时候，她努力装出已恢复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对我的信任感，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再建立起来了。

原本她应和我一起回来，但她的男友闻讯之后，迅速赶回了国，在这个时候，她最需要的也许是恋人的安慰，所以提前两天出院，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与男友相见。一想起此刻她没准儿正躺在男友的怀里，重塑安全感，我就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在海军后勤部第二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省得听母亲唠叨。

一周后的某天清晨，我被电话叫醒，看了看时间刚过6点，电话显示是周炳国，接起来之后，他问我恢复得怎么样了，休息了一个星期，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作。

“怎么了，难道有什么新发现？”

“新发现谈不上，昨天晚上我给J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闫磊打了个电话，那小子开始支支吾吾还不肯说，后来被我缠得没办法，才透露一些有关黄玉芬的信息，黄玉芬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没多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第二次嫁给了她所在医院的同事。确切地说都不能算是同事，只是个临时工，是当时他们医院停尸房的值班管理员，叫刘定伟，后来这个刘定伟辞职下了海，干起了运输公司。”

看来他并没有放弃，就在我休息的这几天里，他一直没有闲着，这个老顽童拥有和他年龄与身份极其不符的固执，想想也不可能就此罢休。

“那现在怎么办？”我背靠在墙上，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

“这事还得你去比较合适，我在他们眼里怎么说也只是个教书匠，老是去缠着人家问东问西，名不正言不顺。”

“只能说试试。”我的手有点儿颤抖，周炳国没有把话说明，但什么意思早就不言而喻了。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我还是知道的，周炳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李舒然在对嫌疑人的分析中，曾说过他之所以停止屠杀是因为结婚，并且有了孩子；而李舒然和周炳国最初对嫌疑人的描述中，都包括“一定程度上了解身体构造，有一辆车”之类的描述；在树林里，黄玉芬曾说过她了解他，这么多信息单独看并不说明什么，可放在一起，可供联想的余地就实在太多了。

尽管内心激动，但还是不能把话说满。现在可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李舒然就是老王，或是黄玉芬的丈夫刘定伟，那么就会有个很令人兴奋的可能——李舒然即是当年大悬案的凶手。

这个可能令一个明显的脉络浮出水面，能让所有的疑问都得到解释：

1。当年李舒然大屠杀之后，从痛恨女人到爱上了黄玉芬，与她结婚生子，停止屠杀。

2。在他们的儿子病逝之后，黄玉芬成了虐杀儿童的杀手，因为儿子的死，导致李舒然痛恨黄玉芬，所以有动机要杀了她。

3。他本身就是凶手，所以格外关注警方对此案的态度，因而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

4。李舒然对黄玉芬，还有他自己再了解不过。正如周炳国所说，对于变态杀手，除非他自己想说，否则没人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李舒然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所以能够如此诡异，讲得又头头是道。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根据以上推测，事件发展的脉络是有了，可是逻辑呢？李舒然为什么要自己在网上向我们说明他自己的人格和心理特征？为什么杀黄玉芬，要绕那么大个“圈子”，带着我们一块儿去谋杀现场？杀了黄玉芬之后，他为什么不杀我和张凡双？

逻辑说得通，但疑问举不胜举，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这其中有太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教授——”我刚要开口和他探讨心中的疑惑，没想到被他打断。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想问的所有问题，我也一概不知道，”周炳国几乎用无赖的方式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直觉告诉我，那起大悬案，李舒然一伙儿还有黄玉芬，他们被一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线索缠绕在了一起。至于这条线索究竟是什么，就要靠我们查了！”

尽管护士并不是紧俏炙手的行业，但作为女性，在婚姻天平的一端，这个职业还是能够增加砝码的，即使嫁得不理想，但也不至于委身于一个看尸体的临时工吧？这是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我接着前面的思路往下想。

我回忆着在树林子里，黄玉芬说了解李舒然的语气，没有一个女人对离婚的丈夫有那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现在我已经不是一线警察了，不可能采取假设一种可能再通过细致的调查，来佐证这种假设成立与否的侦察模式。我只能想象，想象这种“可能”成立的话，李舒然会是怎样一种诡异的心理逻辑。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变“好”的变态杀手，然后自己就成为了变态杀手？这其中的概率有多大？我的脑子有点儿不够用了。在心理学的范畴有没有这样的研究结论？难道黄玉芬在潜意识里就有杀手的情愫，正是这些难以名状的气质才让她和李舒然彼此相互吸引？

如果黄玉芬自己不自首，不知道要过多久，警方才能发现这起深埋多年的案子。而李舒然做到了，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除却以上，还